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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衷心希望，抗啊议的人能放弃暴力；维持领土完整的卫士们能允许罪犯申辩并公开审判，允许观众说三道四；双方最好像微软收购雅虎一样坐而论道。至于拿耗子者请丢掉傲慢和偏见再指点江山。

对于正面交手的双方，我不觉得哪一方更高尚，事情的本质不过是失败的沙皇借闹运会反对斯大林罢了。进而我还反对以救黎民于水火、结束了中世纪黑暗统治的贴金说辞为自己开脱。套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那么，你凭什么推翻喇嘛们的中世纪制度呢？凭什么强令他们照搬斯大林主义呢？若真深合民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意，敢让人家用手投票吗？世界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国家并不在少数，老百姓没吃不饱穿不暖。何况，即使不劳我们大驾，今天的雪域高原也肯定不是五十年前的样子。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私立學校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起公營學校要好很多,問題並不是巴西缺乏人才,只是教育制度本身靠

私立學校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比起公營學校要好很多,問題並不是巴西缺乏人才,只是教育制度本身靠購買力(ability to pay)來分配資源,所以只有有錢人才能獲得較好的教育。

以巴西的教育為例,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能夠使教育制度更公平。有些人可能認為如果能夠彷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定必能改善問題,我對這種想法則存有一些懷疑。

按照这样的逻辑，人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就非常明确了——那就是脚与鞋的关系——要以脚为本，而不能以鞋为本。应该改革、改造的是社会制度，使之适应和满足公众需要。不能让天下人“穿小鞋”——受困于制度；更不能让天下人“裹小脚”——受罪于制度。

当年毛澤東削足适履，把苏联的鞋硬套到中国的脚上。一曰计划经济，二曰民主集中制。计划经济如今已经被市场经济取代，民主集中制依然是政治制度的核心。

改革开放之初，经改、政改两条腿本应同步前进。另人惋惜的是，经改长足发展，政改却长期滞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当社会各界提出政改要求，官方便以西方社会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予以驳斥，强调全盘西化会造成社会动乱。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度的“大鞋”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小脚”，照搬照抄殆害无穷。

有一个叫厄普顿·辛克莱的人写书反映：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点，边读这本书。看到这里，他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在咀嚼的食物吐出来，顺手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出了窗外。 　　接下来，他没有去成立什么“特供中心”，而是敦促国会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创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制度上，是我们的制度允许有“特供”，而美国的制度却不允许。 　　美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看来，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必须学习民主制度的时候了。

　　综合来看，东德和苏联曾多次夺得金牌榜榜首，然而早已风光不再，但现在他们的国民确实是享受到了实惠。在最早期的奥运会上，英国法国和瑞典也曾登上奥运金牌榜榜首。但美国却稳稳的排在第二的位置，当这些所谓的大国风光不再了，他就回到第一的位子上。这种稳定，是优秀的制度带给他们的，没有优秀的制度，他们是做不到这一些的，因为这是几十代人共同做到的，而不是仅仅几个“英雄”做到的。

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

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在一个习惯了用道德来看问题的世界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总是道德。然而通常道德并不具备对全社会的约束力，它通常只能约束个人和较小群体的行为，甚至：它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不能约束其他人的行为。

道德只能约束个人，制度才能约束社会。

只有制度约束行为，没有言论统一思想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街上的奔驰轿车，其发动机原理是共享的，但谁也不能就此要求共享别人的轿车。当然，你利用人类共享的知识，自行制造一款汽车，就另当别论。书店里卖的书，是由汉字、阿拉伯数字和西文字母组成的，我们不能说语言文字是共享的，所以书店里的书就应该拿来共享。

1980年8月31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当着数千名工人的面，宣布工人抗议取得的胜利。在这一天，还没有人知道，瓦文萨的当众宣布也暗示了波兰共产制度从此走上了一条崩溃之路。它决不局限于波兰，它在全东欧掀起了一场扫荡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他在公开演讲时说：

"我们这一代完成了一项难以置信的事业。包括我本人在内，没有人曾相信，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可以成功的，我们居然成功地将共产主义这一残酷的制度推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挪威人民的尊敬代表，您知道我不能亲自前来领奖的原因。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同格但斯克的工人在一起，这里有我的位置，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属于他们的。"

　　我尚且不敢确定这些参与抨击高考制度的评论家、普通人是否怀揣着我年幼时的心理，但他们希望用这个现代版的“守株待兔”故事推翻现有高考制度的迫切心情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高考制度推翻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不做思考，其内心的浮躁恰似五千中國历史进程中不断涌现的农民起义军：对一朝统治者强烈不满，先五吆六喝地推翻它再说，且不知以后建立的只是一个更改了姓名的法古的王朝，而中國古代历史的进程却依靠他们来推动。这些仍可以原谅，毕竟他们是在追逐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我说：极权主义和乌合之众相结合，正确地说应该是党性和人民性两结合。 程益中说：制度性的败坏和国民性的败坏相互作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 哈维尔说：不只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 真理部后来发文要求严肃查处《弄他！弄他！》，可是圣旨上把张晓舟写成了周晓舟，所以查处结果是：查无此人。

而现在，看着一些评论家们的意思，是不是面对老巴冰茅他们这些作家，我等必须觉得全部都很好？有异议就是我人格和涵养出了问题？也不用管个人的文学喜好如何，必须抛弃所有阅读口味，无条件臣服于他们？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官员，不能说制度，不能说腐败，难道连个写书的都说不得？

听上去很熟悉吧，熟悉得让人反感。有人问了，老杨，你怎么也玩起了“中国特色”？而且，你这话几乎就是从政府报告中挑出来的——   且慢，这话听上去熟悉，可绝对不是你知道的那句话，你知道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的这句只有“中国特色”加上“民主”是完全两码事。

这里出一道智力题：请问亚洲平均人口身高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平均人口身高最矮的又是哪一个？答案分别是：南韩和北朝鲜。你看，民主虽然不是面包，但独裁国家显然很缺少面包。

大家不妨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爷爷告诉我的，清朝被民国推翻后，民国宣布要共和了，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到处一片哭声，他们不是怕共和，而是不想剪辫子。我可怜的父老乡情，他们从记事起，头上就有一条辫子，现在竟然有人要共和，要剪辫子，这还得了？当时那些发布要给人剪辫子的乡情都被父老兄弟们吐了口水。当然，现在我们家乡都不留辫子了，你们那里还留吗？

连岳：有利于救灾，有利于减少伤亡，有利于释放焦虑，有利于安慰受害者，有利于提供援助，有利于将我们变成温暖的人，有利于提高我们国家的形象，这一切“有利于”都得依赖我们及时得到信息，从而知道他们在受罪，他们在坚持，他们在向我们呼救，他们在信任我们。所以，谢谢所有提供信息的人。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我国政府在面对无数次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指责声中时，均表现出像似一个无辜的、受尽了委曲、没人理解的乖好孩子一样，每次都以文山字海的报告去向别人解释我们美好的制度及完善的法律。可事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了我们现时的、真实的状况是怎样的！21世纪的今天，就在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广州，我们美好的制度竟然没能让这名“人民警察”对“人权”及《宪法》精神产生有丝毫半点的畏惧感，竟可使他胆大妄为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武器，肆意羞辱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其他地方又会如何呢？反而，本人却不乏惶恐。我们的执政者和政府有没有真正约束过执法人员的行为，在制度上有没有给予了他们可以违反法律的暗示。

关于政治的成见总是会在精英政治和民主制度之间产生争议，到底是代表着社会财富、能力和智慧的精英集团还是真正的民主决策机制能带给社会更多的福利？这是一个难以逾越却总是被讳言的命题。

尽管民主有时候会带来完全错误的结果，但作为社会制度，民主仍然是最优的决策制度。因为，首先群体的决策和个人的决策，前者显然更加公平和公允，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其次，公众同样有选择错误的权力，因为选择的结果的承担着就是他们本身，这很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