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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 

1980年8月31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当着数千名工人的面，宣布工人抗议取得的胜利。在这一天，还没有人知道，瓦文萨的当众宣布也暗示了波兰共产制度从此走上了一条崩溃之路。它决不局限于波兰，它在全东欧掀起了一场扫荡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他在公开演讲时说：

"我们这一代完成了一项难以置信的事业。包括我本人在内，没有人曾相信，我们进行的事业是可以成功的，我们居然成功地将共产主义这一残酷的制度推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挪威人民的尊敬代表，您知道我不能亲自前来领奖的原因。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我同格但斯克的工人在一起，这里有我的位置，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属于他们的。"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铭文。1945年。

人类达成了某些共识，共产主义是最完美的政治形式。不幸的是，根据实验显示（代价是几亿条人命），它只适合群居昆虫、第二类机器人，和相似的特定物种。对不完美的人类来说，缺点最少的是民主，常被定义为“个体一律贪婪，由虽有效率却不怎么热心的政府调节”。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亲爱的孩子们，那就是亚洲。在那片土地上，没有有毒衍生品传播者承诺的、得来容易的利润，也没有奇特的债务抵押债券。亚洲的银行通过合理的贷款业务，维持着体面的生活。而亚洲的制造商从事着过时的、实在的生产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亚洲避开了华尔街和伦敦两大“赌场”几近遭遇的金融崩溃。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亚洲成了推动全球增长的唯一动力。

最近的金融危机，有点讽刺意味。总的来讲，对自由资本主义中看似极端的问题，亚洲政府一向持怀疑态度，但它们现在却在管理（至少按照某些衡量标准）比西方更为自由的市场。例如，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却引人注目地推出了卖空操作规定，而伦敦和纽约那些实施宽松监管的监管者则暂时禁止卖空。

　　胡发云：魏巍用真挚的情感投入到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与讴歌之中，他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由《长江日报》一篇记者综述推演出如上思想，是属我的个人思想劳动。和胡发云的沟通只能电话，谋面往往得几年一回。我只知道他的《如焉@sars.come》在大陆被无理禁锢后，得海外华界热推，出版了“全文足本·一字未删”，那时候我们真的庆幸我们有了“一国两治”，否则那书要绝迹。动辄封谁、删谁、禁谁已成共产主义主张者的毛病，亦被世界人民所不齿。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不是你躲能躲得过去的，以至你即使说你是“逍遥派”。

开始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当发展到一定层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就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结果那帮白痴还继续想要共产主义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共产主义与分裂国土均是随当权者变化的政治概念，根本令人民无所适从，不宜成为限制人民基本权利的要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理解就是，国家的基本形态不是由一两个人民或他们成立的政党、社团所能左右的，执政者若有自信及统治正当性，何须恐惧国土被分裂、政权被颠覆？

出于他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位美国青年写道："近来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带给中国尊敬或荣耀。相反地，在外人眼里，这些行为使中国看上去既不开化又粗鲁无礼（uncivilized and brutish）。我想帮助我的中国朋友，尤其是那些旅居海外的人，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恰当的处理西方的政治争议，这样他们就能更好的让外人了解他们的祖国，修补中国的国际形象。。。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成功！"

给该节目编辑写一封有礼貌的信，指出问题所在，用逻辑来支撑你的观点。

如果某些照片或视频片段是错误的或具误导性的，自己制作一段冷静的、有信息含量的视频解释为什么那些东西是错的。

美国大学里同样有“政治上正确”的潜规则，芝大的教授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里最不民主的一个。在宾州的选战则让候选人必须以对中国更猛烈的攻击来竞争选票，民主正在被异化。

目下的形势，便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被彻底消解，在1990年代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道德和经济成绩。

道德上的合法性基础正不断被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消解。这带来的后果是现行法律无法解决的，最终只能依靠杀鸡敬猴来解决。比如一定要杀郑筱萸（这次听了非常多关于此案的内幕），一定要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不仅仅是内部的政争也有国家需要宛如原北京市委书记）。不过所有人也都十分清楚，这类手段只能治标，而且，可能会有后遗症。

我回头看我写的东西，与中国日报援引的“Doug Sauders”文字相差甚远。被质疑的布鲁塞尔会议，是西藏权利团体的一个日常活动，美国外交部或是其他任何政府都没有参加。它也不是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组织的，所以和德国政府也没有丝毫关系。而由那场会议引发的针对圣火传递的抗议，不论你怎么想的，与西藏内部的暴乱和起义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情揭示出中国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千百万中国人愿意相信很大一批西方国家正在密谋着针对他们，并且因为我“证实”了此事而祝贺我。它同时也揭示出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人显然也愿意如此思考，即使他们可以无阻碍的浏览自由媒体——事实上，由于Web 2.0的社会网络站点盛行，中华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扩散开。

北京再也不是共产主义了；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它抵御奥运会危机的主要防线便是在汉族中激发起种族主义的自豪感。这个战略惊人的有效，因为它引出了种族自豪这股暗流。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回答到，“即使移民，骨子里面也很难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许我们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容易被同化。但是美国华裔较之美国籍爱尔兰人更像他祖先的祖国。对他们来说，探索自己的过去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我们存在的重要组成。而中国共产党正把这样的荣耀带回给我们。那就是为什么生活于西方的华裔认为他们仍然是中国人并且使用“我们”来连接自己和中国。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没有实质意义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的共产主义理论被中国人拿来取代孔孟之道；其实那只是一件外衣，骨子里还是“大同世界，王道政治”那一套，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而已。只要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文革中的暴力行为所遵守的并不是激进的革命原则，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礼教。至于大跃进，那是隋炀帝早就干过的，人民公社则是朱元璋的发明。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鼓励儒家文化的复兴，以求填充马克思主义没落之后的精神空虚——尽管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最大的偏见就是他们竟然以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个利用西藏颠覆中共政权的国际阴谋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来，“藏独”活动也不知出了多少英文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真正“西藏难民”之手的，都是欧美那些自称是民主、人权“卫士”的大手笔。他们积极参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而是要和中共政权过不去。

达赖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奇特现象。这位在1950年代要求参加共产党、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理想一致的“活佛”在思想理念上被夹在宗教理想和冷战政治之间，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被人利用，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被形势逼迫流亡海外当超级明星兼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