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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关于胡嘉（胡佳）案，胡嘉现在监禁中，他的律师说，在提起上诉的有效期内他们不允许和胡嘉见面，他有没有提起上诉？为什么不允许他的律师和他见面？”女发言人姜瑜回答：“胡嘉（胡佳）的案件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办事，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也没有干预司法的权力。”这个回答，和以前杨洁篪、温家宝等人的回答差不多，无非是“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胡佳的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的法律办理”……   不说法治还好，一说法治不知多少人在笑。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把当事人的家人软禁在家并且切断家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绑架、软禁当事人的亲友，逼迫他们作“证人证言”？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律师会见当事人？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阻止当事人的亲友旁听庭审？如果是法治，为什么不去惩治对公民发出死亡威胁的网民却把批评政府的网民关入大牢？如果是法治，为什么要欺骗、威胁、恐吓当事人及家属并阻止当事人上诉？请各位国保警察和法官扪心自问：胡佳的案件，果真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程序处理的？

　2004年又给国务院法制办报上了这个稿子，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现在是瓶颈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开六次常委会，一次大概三到四天，能够审议的法律案是非常有限的。重要的法律草案如果国务院起草的要往全国人大提交的话，也得上常务会，行政法规也得上常务会，法律草案也得上常务会，因为一年就那么多个星期。所以有人专门一算，每年我们国家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只能有40到50件，因为常务会不可能每次都讨论法律，当然现在都是讨论两个。

第二，在为审查提供帮助的时候，这些公司并不总是遵循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google.cn的搜索结果是经过过滤的。可能有人有不同意见，这比把人送进监狱的危害小多了，但它的做法似乎没有中国法律作为根据。显然，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诸如“民主”或者“天安门”等字眼。Google.cn 承认为搜索敏感关键词的结果添加了标签行，说有些搜索结果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政治”被删掉了。那似乎是把合法性的概念拉伸了。遵守中国的法律是一回事，清楚无误地接受中国审查机构引起争议的政策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些政策本身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违反中国宪法的。 

    这是一条明显悖理的法条，可却堂而皇之地载在我国刑法上。如果严格执行，则中国许多国民将被定罪。而模糊执行，则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选择性合法伤害 提供法律依据。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有太多人每天都在和境外交流信息，而信息自由是明载于《联合国人权宣言》里的。这样明显侵犯人权的法条应该 立即从法律中剔除。并且，应该审查过去立法中，有没有其它侵犯人权的类似条款。这对国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没有人权保障的国家里，人人都有可能随时成 为权力的牺牲品。

2001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情报"做了司法解释，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依照规定不宜公开的事项"（由此亦可知，"情报"不属 国家秘密，否则就无须再对"情报"做解释了）

　　 由是可见，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情报"是一个十足的空白概念，它象一个突然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阴影，或者象一个猪、牛、狗杂交的怪胎，无人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乘机想试着能不能策反一下他。我说陈警官，男人当警察其实都有想当英雄的情结，你一定是领导让你这样做的，你这么年轻精神，咋能不知道法律的规定呢？你让我们见见杨佳吧，领导坏的决定你可以装没听到，今天阳奉阴违一次有什么？律师法是人大通过的基本法，你们领导也敢随便违背，这样的领导值得你尊重吗？倒戈帮我们吧，帮我们就是帮正义，帮法律。想想你们死去的6个同行多可怜，这都是因为有的警察不按法律办事情的结果呀，看在你们死去的警察的份上，看在中国几百万警察的安全的份上，今天就让我们见见杨佳吧，无非遵守了一次法律，违抗了一次坏的领导的命令。

　既然前副总理吴仪曾经多年负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为什么不开个听证会请她来谈谈自己的体会？三鹿的老板，有关食品安全的各部门负责人，牛奶协会的领导， 为三鹿吹嘘的媒体的负责人，给三鹿发免检证的人……都应该接受议会的问讯，他们作为毒奶危机亲历者对于体验治理的漏洞有着宝贵的一手经验…… 　　上一部与毒奶事件有关的法律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有什么教训应该汲取？这需要有一个民选议员主持的听证会才能替人民搞清楚.但可悲的是，由于在中國无论是制订法律的过程，还是执行实施法律的过程，都没有人民通过民选议员来参与；再制订多少部法律也会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那样形同虚设，象毒奶事件中的食品安全保护体系那样水中捞月一场空，除非将台湾的民选议员模式速速引进到大陆来.

其次是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分裂！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子加强盗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集合！共产党骗来了国家，又用强盗逻辑去治理国家，把法律当作妓女不断的强奸再轮奸。后果就是整个中国没有法律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说的话就是圣旨，而且超越圣旨！毕竟从前的天子治理国家还要说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说，不仅我们党的主席，野蛮人的老大犯法都还是表率，如毛泽东就直说哪个文人敢写他坏话就要死，鲁迅也不例外！而且连共产党的走卒犯法，法律也管不着！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那都是要中纪委先去查，查好了，共产党内部决定怎么处罚了，才交给法院啊！更别说法院也要唯共产党之命是从！国家没有法律，于是权贵阶级杀人都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了，整个国家都走向也野蛮化了！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描述的那样，分裂为官僚阶层和资本家阶层的复合体与下层穷困的劳动人民对立的社会。富人与官僚阶层紧密结合，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官僚阶层则给他们提供暴力机关的保护，提供司法的开脱。而穷人反抗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现今野蛮化的中国，尤其如此！杨佳案里杨佳的母亲到现在还失踪着，贵州瓮安因为俯卧撑自杀的女孩，各地派出所里不停上演的一幕幕被自杀的情况！

最后，中共把财政发债权交给地方只是一个前奏，一个地方军阀自治的前奏。具体我们慢慢看后果。

这一条款的内容，明确规定了“只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无照经营行为才是法律所禁止的。换句话说，如果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某些经营形式或行业必须办照，那么按照“法无禁止即合法”的民商事原则，无照经营就是允许的。

"巴斯夏容易与《独立宣言》的缔约者是同路人。这些缔约者对自由的观点，对政府要扮演恰当角色的观点，被表述成这些不朽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受造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巴斯夏以同样的观点呼应，他说：'生命、工具、生产，换句话说，个体性、自由、财产－－这才是人的定义。不管那些政治领袖如何奸诈狡猾，上帝赐予的这三件礼物早于任何人类法例，并且高于一切！'巴斯夏同我们的先驱一样对政府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法律才存在。恰恰相反，事实是先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才使人类制定法律去保护这些权利。' 对大自然或上帝赐予权利的陈述，没有比《独立宣言》和《法律》讲得更好的。"

虽然五四运动的青年脱下了长衫，放弃了书院里的之乎者也，但实质上，内在的那种"宁作家奴，不作亡国奴"的保守的心态，那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在隐隐作祟，他们誓要冲破传统的枷锁，可是在发泄怨恨和不满时，却陷入了一种类似"义和拳"的复仇冲动。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伍皓对宪法和法律的宣传也比较外行。比如他说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对头。十七大的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这只是执政党的文件中的提法，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法律规范。我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提法，并没有说这些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有关规定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信自由”“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些基本权利规定虽然涉及主要的表达权及部分的监督权，却完全不涉及知情权，也几乎不涉及参与权。伍皓是误把党的文件中的提法当作了宪法中的提法。

1、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喝酒后可以大义凛然地开着公车撞正常执勤的女交警。2、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公费出国看钢管肚皮舞用公款付按摩费。3、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漠视法律不经申请燃放A类烟花一下子燎掉几个亿。 4、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予取予求今天指斥这个明天毙掉另一个而我们只能看和听你们认为可以看和听的那个。 5、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以一个借口关掉一个正当行使法律权力维护法律公正的律师事务所。 6、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在阳光下公然行一已之私。 7、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你们可以开枪杀人只需说那是个人行为。 8、你们高雅我们低俗，所以我们愿意天天看着你们表演，你们个个都在演出变态。  

一审青羊区法院认为，借条确是张剑所写，且有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因此认定张剑借款43万元的事实成立，张剑应偿还陈芳借款。(记者 易婷)

类似的推理可以有很多，也就是本来这是一次体现法律尊严，维护公安形象，改变公众“错误”舆论，揭露杀手罪恶本质的的大好机会，但是却被不见光的处理了。　如此好的改善形象机会，却没有被考虑，可见这里面的隐情不是一般两般了。既然到了这种地步，就不是草民可以过问的了，涉及到国家机密，国家安全，那可是更见不得光的大事了。　

杨佳一语不发，可以理解，因为他已经对这套系统失去了信心所以才自己去寻找说法了；而律师居然也一语未发，实在是让人感慨，的确公安局这个法律顾问的钱没白付啊，不但可以做顾问，还能帮自己的官司对手当不说话的辩护律师。

　对于类似我过去那样，或者类似杨佳过去那样，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还存在一丝幻想的人，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棒喝　－－该醒醒了。

近期中央政法委员会在政法系统推行"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便是执政党对上述问题的应对之策。就司法实践来看，"三个至上"从应然到实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产生政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冲突，导致权力和民意对司法的不当介入，使法官陷入司法困境。"三个至上"会产生新的政治迷信吗？这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那时候中国的法律环境是幼稚，现在比较老练了，从简单粗暴到和谐，只是改变了压制的方式而已，这种压制听起来很雅致，其实真的没有太明显的进步。我觉得在今天，凡是在法律该主持它的严谨和公正的时候，它总是缺席。 比如最近的杨佳案，简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经典缺席。

2007年11月12日晚，原告李方平与同伴于方强、张海涛等至北京西站，在进入售票大厅的大门入口处，受到被告所属的民警阻拦要求出示身份证件进行检查。在被问及进行身份查验的理由并要求出具相关法律手续时，被告民警拒不给予任何答复，包括原告在内，连同其他两名同伴最后只得被迫出示身份证接受查验才得以自由离开。    原告认为，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身权利受法律保障；被告在不具备法定事由、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长期性、随意性、强制性的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非特定公民进行身份检查，属违法行政；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也违反《居民身份证法》等所规定的对公民进行身份证查验的法定条件和要求，当立即停止。遂提起本诉

"原告的体貌特征，我们记不清。我们针对的是进出车站的非特定人员，检查时不可能有准确的体貌特征要求。" 针对被告出具的公安部通缉令上描述的犯罪嫌疑人年龄、身高、口音及其他体貌特征，庭审中原告代理律师黎雄兵提问要求被告对原告的体貌特征进行简要描述时，得到这样的回答。

流动场所并非法律盲区。相反，公共场合使得人们的一些行为同质化，比如文艺体育活动场所，机场车站码头，非因法定事由并严格依据法定程序不得对公民随意进行强制性身份查验。共同场所，是一个展现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窗口，也更应该是保障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窗口。

我认觉得中国的法律本身的问题就很大，很多的法律都缺乏可操作性，人们只能用道德去弥补，这也是误导人们把法律道德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

其实每个生活在这样一个伪善社会里的人都需要喘口气，所以一旦逮到一个“小人”，便决不能放过，要狠狠的骂，往死里骂，好好发泄一下，才能弥补平时装逼憋着的一股气。

从今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种种事情来看，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就是宽容。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