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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許多中國憤青跟台灣網友的說法多半是藉由擷取一部分的事件斷面來型塑有利於自己的論述。例如中國憤青馬上就把這件事牽扯到美帝陰謀或是歷史必然，好像這樣就可以忽視藏民的人權跟吶喊，就可以因為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哪次暴亂不死人而決定藏民的死活也只會是未來歷史的一個點；台灣網友分成兩派，一派馬上把選舉跟西藏事件扯在一起，好像西藏人民被開槍射殺的最大價值是可以拿來替支持的候選人助選，另一派就是避不吭聲，完全不在乎這回事，好像自家候選人亟欲在未來努力打交道的國家如今屠殺百姓就可以當作沒看見。

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是崇高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都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弟子，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崇高的，這是幾百年來的傳統，並不是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涉及到「獨立」問題藏族人才那麼信奉他，而是從始至終都非常信奉他。這是西藏問題的關鍵，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什麼討論都會失去公允性。

達賴喇嘛自從70年代開始，就放棄了「獨立」這兩個字，而改用「高度自治」來作為他的訴求。當然，作為政治人物來說，任何動作都可能隱藏著其他用意，憤青們當然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之類的，但是，就我而言，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偉大的人。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这个职业道德要求的就是实事求是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最近中国与西藏抗议者爆发流血冲突引起舆论批评，估计约有超过100人遭到杀害。一边是人们为争取西藏独立死去，一边则是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奥运，非常讽刺。中国藐视人权的例子不只西藏，中国明知北韩难民一旦遣返回国将遭处死刑，仍执意将其遣返。 我个人认为中国并没有举办奥运的资格，中国对于人权没有任何概念，或许因为中国觉得人口多，所以轻视人的生命，从这次的西藏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点（但中国政府却坚称，西藏事件不会为奥运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对中国而言，奥运可以证明中国的经济成长，然而中国并不瞭解奥运的精神。另外，全世界都不信任中国的农渔产品及食品，近 日，在中 国将报废农产品外销日本的丑闻中，中国否认那是他们的疏失。中国还强行并吞邻国的土地、扭曲史实、东北问题、青少年性交易、滥用童工（不包括青少年）、人 体器官买卖等太多问题无法一一列举，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表现出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企图改正的态度与努力，反而表现出落后的思想，企图隐藏错误，封锁消 息。 好莱坞影星李察吉尔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态度，改变他们的方针，坦承现况、开放通讯自由，我认为我们该杯葛北京奥运。”部分欧洲政治家将会杯葛奥运，我希望这次运动可以让中国停止强行镇压，反省国家的缺失，如果中国表现出类似的努力，我们可以开心地举办奥运，但我怀疑中国的根本思想是否能有所改变？

要知道，拉萨的公共场合是看不到达赖像的，但每一位藏民心中都有一个达赖，这种现实是否让执政者有了心结。

中共犯下的错误，在西藏也犯下了。问题是，中共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这些错误，西藏人对你在内地的政治变化也不了解，他们会原谅你吗？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恐怕依然是把宗教当作毒药的。所以我们老是宣传说，西藏人民现在的日子多么红火。西藏的经济建设水平提高了许多，这点不假，但问题是西方老盯着你的是宗教问题啊。所以我们和西方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的。这一代中共官员，比英若诚那一辈相比，文化欠缺很多，导致西藏的问题僵化甚至退步。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澳总理陆克文在北大演讲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西藏存在“相当大的”人权问题。陆克文星期三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做出了上述评论，并开始了他在中国为期四天的访问。陆克文的演讲稿说，堪培拉当局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呼吁所有各方打破沉默，进行谈判，以便找到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陆克文还重申他反对抵制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

同时 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 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之战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万的20%不到，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的为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10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 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 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 心尽力的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印度昨日戒备森严，采取了大规模的安保措施，以确保奥运火炬安全通过新德里(New Delhi)。印度沿着缩短后的火炬传递路线，部署了逾1.5万名保安人员。火炬传递路线没有对公众开放。

尽管新德里火炬传递最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高度的安全措施突显出，对中国而言，奥运火炬接力成了一联串的公关灾难，并使许多人怀疑主要赞助商能从中获取多少益处。

可口可乐(Coca-Cola)印度高层管理人士为该公司赞助火炬接力进行辩护，并否认该公司后悔参与此项活动。本周三，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在集团年会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拉萨说，达赖喇嘛“早已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孟建柱从3月23日到24日在视察西藏时讲了这番话。香港亲北京的报纸援引孟建柱的话说，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不搞暴力，拉萨3/14事件再次戳穿了他的谎言。

中国作家王力雄起草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已经有180名知识分子签名。文章说，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像。

鲍彤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 鲍彤说，和谐就是化乾戈为玉帛，不能靠封锁，靠武力，当务之急是和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上上之策。作为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是唯一有望主持达成藏汉和解协议的藏民领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个利用西藏颠覆中共政权的国际阴谋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来，“藏独”活动也不知出了多少英文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真正“西藏难民”之手的，都是欧美那些自称是民主、人权“卫士”的大手笔。他们积极参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而是要和中共政权过不去。

达赖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奇特现象。这位在1950年代要求参加共产党、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理想一致的“活佛”在思想理念上被夹在宗教理想和冷战政治之间，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被人利用，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被形势逼迫流亡海外当超级明星兼囚徒。

香港电子媒体记者原本是少数能进入骚乱后的拉萨采访的境外记者。包括BBC在内的多家外国媒体都没能进入西藏。

香港记协忧虑西藏当局的做法会让人有掩盖事实的感觉，不利中国的开放形象，呼吁当局重新考虑，容许记者到当地采访。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所以绿色奥运的第一步，是告诉你咱北京就没垃圾。

第二步是装出北京的交通也很好的模样。汽车也单双号运行了，到处交通管制。啥，怎么上班？那咱管不着。

过去听说，但凡有人申请游行，多半会以妨碍交通为由不让上街，这说明我们政府还是特关心老百姓交通权的。现在为了奥运，倒不在乎了，这说明奥运这东西规格蛮高的，有多高呢，怎么也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吧，至少是在宪法之上的。

香港移民之所以较少参加今次3.29及4.13集会，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移民多数来加拿大时间较长，遇到事情会用加拿大的视野和角度看问题，比较加拿大化，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加拿大新闻或者中港台问题，他们一般会站在加拿大人的立场看问题。 西藏问题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的用国家主权来概括。西藏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文化，在人权和高度自治的角度，现在的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有没有失误呢？

看到电视上访问集会发言人夏河，他竟然说因为买不到加拿大国旗，所以才出现很多中国国旗，这不是很滑稽吗？在加拿大买不到加拿大国旗，买中国国旗却很容易。我们看到国会山庄或登打士广场上五星红旗到处飘扬，爱国情绪高涨的同时，有没有想过这会令其它族裔的加拿大人反感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作为六百万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在传统的很多问题上都有着广泛权威，无论是在传统政治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上。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他的一个简短的政令的颁发就导致了西藏上个星期的动乱。他仍然坚持拒绝使用暴力，认为这是不道德并且反作用的，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样的暴力行为继续发生他将从自己的位置上辞职。现在的达赖已经带有一种神圣的色彩，他责备中国政府的“文化绝杀”，同时也支持中国主办奥运。尽管不苟同，但是他仍然是试图用自己的温和的行为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定，包括绝食和经济抵制。在他眼中西藏需要和中国需要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问题不可能只由这一个国家独立完成。他勇敢的提倡“普世责任”，希望人们在想到自己的国家之前先想到全世界的国家。

写给所有人对中国的西藏问题指手画脚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嘲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中国已经蔚然成风，谁的手段和言语更加泼辣、离谱、光怪陆离、天马行空，谁就会博得神一样的崇拜，似乎这个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就会立马成为陈冠希和啊交，受到N多人的鲜花和口水。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称，奥运年给了“西藏民族主义者”加紧行动的机会……从最初发生的示威活动的时机、协调性以及大胆程度来看，显然要比１９８９年那次行动更有计划。迄今为止，达赖喇嘛没有做出任何旨在阻止示威活动的努力。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