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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索尔仁尼琴和贾植芳，我又想到，他们的遭际命运在非宪政社会或许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而言，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想以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你恐怕就不能不在世俗生活中历经磨练，且难以摆脱各种痛苦的纠缠，这种痛苦很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其根由正在于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总是同专横和虚伪的统治者格格不入，也同更为功利和现实的民众（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收买和收编）产生距离，而缩小这种距离需要漫长的过程，痛苦的过程。所以贾老多次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即以近代中国论，又岂止一个鲁迅。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也不缺少将牢底坐穿、舍身求法的志士，但是前人所缺少的和当下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与对手妥协和对话的艺术，是既会掷投枪又会伸橄榄枝的技巧。现在，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为重建中国文明模式、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努力，这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业，学会了这些艺术和技巧，可以更好地承担。             

道德谴责是不够的，要有理性的分析，才能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文化根基中缺乏自由、人权。中国文化处于阵痛中。今日中国需要造就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知识分子的脑子，而是来自我们时代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已经发出了这种呼吁，如果知识分子不去响应，就是辜负历史的责任。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思想者能否顺应历史潮流，造成一种全国上下的思潮，一种改变我们民族的惯性的思维模式。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一九三六年，法国著名作家、法共党员纪德在苏联同行的盛情邀请下造访了这个斯大林领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苏期间受到官方最高规格的接待，坐最高级的车子，住最豪华的宾馆，吃最好的宴会，苏联当局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借外国人的口和笔宣传“伟大、光荣、成就”的苏联。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的了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8.1出版了《民国著名大学校长》一书，介绍了十三位民国著名大学校长。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先生、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同名）等。

校长应该对古今中外名人名著广泛涉猎，熟悉教育理论，了解中外教育历史，专业知识扎实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多点书卷气、知识分子的傲骨和刚直不阿、处世公正的凛然正气。 　　真正的好校长，他们的言传身教能够引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甚至可以影响到家长。他们应该具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气魄，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操；他们应该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也是全体教师信任、爱戴、同甘共苦的“首席教师”，是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楷模。 但愿我们的名校长们身上能少一点功利、浮躁、自傲、浅薄的异味，你的名片上写的应该是：教育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社会的良心。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中国古往今来这样的‘知遇之恩’举不胜举，所以中华民族才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我们的钟南山院士当中华医学会会长，就认为是吴仪的知遇之恩；所以千方百计把工作搞好，回报这伯乐的慧眼；这就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

旧文提及77宪章三点，到目前为止，对08宪章做三点观察：1，晓波的文本太陈旧，有一些策略性失误：1）未能结合时局强调民众所苦，然后作发挥，那样动员效果会更好；2）未能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之国际法上深入，如果只在这一点上深入，也会避免授人以柄。从这一策略问题上看，晓波的话语资源与20年前比，未掌握更多，很遗憾。当然，讲权利已经比单纯讲民主进步很多。2，晓波被捕凸显当局威权态势膨胀，不容任何直接挑战者，整个威权体制在加强，这是未来社运应该加强研究的方面。不能有任何天真幻想，以为民主会从威权体制内部生发。王小波所描绘的2010黑铁时代并不遥远。3，从后续声援签名来看，一个并不成熟的抗争能否转为一次 宪章运动，关键仍在于后来者如何重新解释文本，赋予其新含义，以一个新知识分子/运动群体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才有巩固过去10年维权斗争、推动未来抗争政治的意义。换句话说，晓波进去了，看你们的了。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要求思想重新担负起重建“宏大历史叙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华民族却有着久远丰富的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学）承载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的三重功能。历史叙事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于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它滋长发育的土地，充其量只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政治批评的一套言说，究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观。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 这更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地震一来，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但是，大批记者蜂拥入川，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的图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由此激发的报道冲动，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时值奥运会前夕，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互联网时代了，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谁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在这情形之下，也不会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自陷被动吧？“收”“放”结合，“放”中求“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无论是一个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还是一个短视的、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它们都会竭力缩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中国，从上到下在捉迷藏，不宣布自己的目标，成了一个战略方向上不确定的国家，既得利益者在得过且过，根本不能从道德上感召人民前进。普通大众则昏昏噩噩，一心想着赚钱，赚钱已经超过生活的需要，而是冀希望以金钱来对冲将对未来的恐惧，我们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没有心灵的归宿，官员贪了千万亿万仍不松手，小民为了丁点利益不惜坑人害人，知识分子已经主动放弃批评和指引社会前进的天然责任，投靠权力或者金钱，生怕自己不能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把金钱看成最后的寄托和自我的最终安全的时候，我们对往牛奶里加化肥，做假药，对一切匪夷所思的获利手段都能从根本上予以理解。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东企》：那么，如何重建亚洲人共同的价值观、它们的相互联系和它们的自信心呢？ 　　马凯硕：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强的信心。我现在担心的是，中国人会不会变得太傲慢了。你知道有信心是好的，而变得傲慢则是不好的。在西方，冷战结束后有太多傲慢存在。有句英国谚语叫：骄者必败(Pride comes before a fall.)。所以对亚洲人来说，信心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变得傲慢。我去中国时，见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对未来很乐观。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的孩子会比自己活得好。但你去欧洲会发现，很多欧洲人都认为下一代不如自己，他们没什么信心了。 　　但如果中国要像美国那样发达，至少还需要50年，因为你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教育需要时间，中国需要更耐心一些。

 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书，要复杂的多：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不屑于让老百姓搞懂。而大量的媒体爱国者和无数的愤青，一般不讨论问题，只争论对错。最后总是用占领道德制高点来对人进行审判。  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总是满怀革命的激情，习惯于快意恩仇。总让你感觉到一番渲泄后的茫然。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做。  所以，中国的作家或者文人，只有在两极中生活：要么彻底娱乐化，什么都嘲笑一把，什么都不相信；要么想一些折衷的办法：借古喻今，如何能既说出自己的真话，又不至于冒犯现实存在的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