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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中共中國默認「雙重會藉」的問題，與民國政府同時各自以「中國」名義，連續四年一起成為國際奧委會成員；到了 1956 墨爾本奧運會，由於准許民國以 Formosa 名義出賽；然而中共中國卻為了政治理由，宣佈杯葛奧運會，甚至於 1958 年，退出國際奧委會！政治和體育不是應該分開的嗎？如果不滿意「兩個會藉」，那麼之前中共中國加入來做甚麼？由一開始就是「兩個中國會藉」，那麼中共中國加入那一刻，豈不是認同了「兩個中國」嗎？同樣在 1956 年，分裂的德國人，卻組織了「東西德聯隊」，一起參加奧運會；別提到最近的南北韓，亦經常同樣聯合組隊參賽了；先有「兩個德國」，可是德國統一了；再有「兩個韓國」，兩個韓國也常談到將來的統一；偏偏就是不准有「兩個中國」，彷彿似是洪水猛獸，結果不但奧運沒有聯合隊，兩岸的關係卻更疏離；統一不但遙遙無期，敵對的形勢卻有增無減！你說「政治和體育」應該分開嗎？那為何默認「兩個中國」會藉的中共中國，卻要杯葛 1956 年的奧運會？中共中國杯葛奧運的歷史甚為嚇人；由 1956 年起，連續為政治理由杯葛了奧運會七次；最後一次亦是最不能原諒的一次，就是 1980 年共產老大哥的莫斯科奧運會；1980 年中共中國不但得到了聯合國的中國議席，也成功和美國建交（同時令民國和美國斷交），在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賽的情況之下，中共居然勾結美國勢力，杯葛共產老大哥主辦的莫斯科奧運會。最詭異的一點，就是英國人沒有杯葛莫斯科奧運會；英國人「最政治」的行為，只不過改以「奧運旗」而不是國旗參賽而已；因此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原本亦打算「政治與體育」分開參加，可是當年的「親中派」，卻指「體育就是政治」，因此香港的中國人，不應該參加奧運會。因此，我們促請外交部立即向七屆被杯葛的奧運主辦城市，立即道歉；亦向當年因而無緣參加奧運會的香港運動員，立即道歉；而香港的聖火傳送，作為多年親中的梁振英這個「政治人物」，是絕對無理由，無權利參加的－－否則，中共中國特區政府豈不是默認了「體育就是政治」的硬道理？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校内网必须作一个权衡，它一方面必须尽量以政治敏感话题为诱饵吸引更多大学生用户，一方面必须应对网络监督部门的监督。于是，新的名词、缩写和逃避和谐的方法被制造出来用以对抗校内的金盾和网特，而校内对可以不管的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种动态博弈中，校内与大学生完成了默契而和谐的配合。

在我们这个国度，大众似乎对政治漠不关心，骨子里又潜藏着政治基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社会，一个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共存的社会，要么是政治冷漠，要么是政治狂热

著名的希特勒奥运会，不用多说了。有点诡异的是，CCAV网站上将这次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在柏林举行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美国奥委会委员一贯“玩弄”体育与政治分开的把戏。

奥委会又在“玩弄”体育和政治分开的把戏了。他们同时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去了参赛的邀请函。结果台湾抢先一步同意，使得大陆方面愤而放弃参加比赛，并且宣布只要有台湾在的奥运会，中国大陆就绝不会参与。

从此之后虽然中国体育代表团每届都有资格参加比赛，但因为政治问题，一直拒绝派团进入奥运会。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我们先看看当时中国政治有些什么特点。概括地说，大约有九个方面：1、一党专政，多党共存；2、党国同构，以党代政；3、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个人；4、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5、权力的转让以领导人指定的方式进行；6、政治权力不受宪法的约束和制衡；7、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式的革命；8、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9、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高度的社会参与。我们姑且把这种制度用新的词汇概括出来，我用了“家长式的威权体制”。 ( http://www.tecn.cn )

在讲民主党派时，大家可能还知道另一种情况，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中国不但有这几个党派，还有一个不是党派的党派，叫无党派人士。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我原来也这么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党派人士是有“党性”的，他必须要通过统战部认可。去年我去贝克利做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无党派非人士”就是这个意思。 ( http://www.tecn.cn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8月27日进行大会发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大会发言时指出，审判机关和广大法官应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完整体现“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审判工作中既要讲法治也要讲政治。法官既要养成法律思维，更要培育政治智慧，必须具有综合的、真正高水平的司法能力。

 可见，要解决目前“改革与法治”等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改革”和“合法”的解释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主导司法的国家里，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起码具有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其一，就是进一步把解释权向执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邓小平一样的开明而有权威的政治家，敢于冲突一切阻力，用类似“黑猫和白猫”这样简单的规则来领导当下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其二，则是实现解释权的转移，让民众“对什么是改革“拥有解释权。这就要求按民主和宪政的框架来约束权力，让民众有权力和能力参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决定社会制度改变的方向和路径。简单来说，要使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两个方向性的选择。

我不知道“价值”这个词的来历，但我可以确凿的是“价值”在汉语里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就再没有其它确定的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来源于我们的政治观（注意，“政治”一词也为从日文转口）一直即是动态的。最近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描述：“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式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典型体现。“摸着石头过河”，即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中国今后的体制框架如何，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当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就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遇上别人提到西藏提到人權，就说奥运不应与政治挂钩，但这趟火炬来到香港，一看那份在火炬到达前一天才公布的火炬手名单，一百二十人之中，运动员占不及三分之一，一大半的人不是富商巨贾，便是政治圈里的“自己人”，都跟体育八辈子拉不上一点关系，把火炬手的位子分给他们，完全只是政治酬庸，活生生地显示了什么奥运不应牵涉政治，完全是自打嘴巴。 　　香港火炬手的一百二十人名单，其实早在公布前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估计得八九不离十。这张要由中國奥委会批准的名单（可说是国家机密）内容外泄，明显是有人放风，结果舆情大哗，嘲骂之声四起，指责香港政府和香港奥委会把火炬手位子用来作政治交易，特别是“疑似特首候选人”梁振英和连路也走不动的过气人大曾宪梓高调抢位，有人干脆就说是“圣火之耻”。

本来也就一个“奥林匹克火焰”（Olympic Flame）而已，中國人硬是要把它封神封圣，好了，加上一个“圣”字，就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象征”，挨不得碰不得更骂不得熄不得抢更不得，把好端端的火炬世界巡游变成了一场抢夺圣火与誓死捍卫圣火的闹剧。

其实就是有人闹事，把火炬抢了灭了，又有啥大不了？要是中國人一笑置之，将抢火炬者当小丑，你灭了我就再点，你抢了吗，我干脆点上一支新的，那支就送给你也可以？风度泱泱，更显得搞事者的无理取闹如几只苍蝇。但如今头筋暴涨，咬牙切齿，把这点小事说成是国际反华大阴谋，大有火在人在火灭人亡之慨，或声色俱厉或偷偷摸摸，反教天下人笑掉大牙。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

不自觉地走上煽情路线

但怎么还对那种理想的政治家一往情深呢？弄出好像上下求索的样子

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