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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我们的文化准备好了吗？曾几何时，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国学解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的一种文化热，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正通过对于传统文化解读孰是孰非的争论来表达各自的文化诉求与取向。而自建国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两个30年跨度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伴随社会体系的整体变迁和社会机能的不断增强，社会文化体系也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间不断发展和强化，而且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的任何争论，其背后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弹性和张力，同样在重大事件面前也集中暴露出文化相对稚弱的一面。

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

今天提倡背《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解释5·12大地震之后你发表的那些言论？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大爱互助精神。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动员、教育、辅导、启蒙，而是霎时涌现于全国各地，可见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最深刻的文化范畴。我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成为习惯，正是精神价值一代代选择的结果。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长期被掩埋，常常由“术”湮灭了“道”。这次全国救灾、全国悼念，感天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实证明，这种大道并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文化话语中，而是深埋于广大民众的心底。这种深埋，不问年龄，不问籍贯，不问职业。这让世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要说揭露更多造假内幕的话，我个人对于郎朗弹钢琴的环节也存有疑问：明明是大三角钢琴，弹的时候却连后面的琴盖都没打开，旁边也没有拾音的麦克风……不知是如何向全场发声的。

说到和谐，开幕式上最令我难以忍受的就是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亵渎。本人自幼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经史子集也自问还读得比较多。但当那两千多个头插鸡毛，手持竹简的人跪拜于地摇头晃脑，同时出现一个阴阳怪气、太监传旨般的声音，没前没后地说着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朝闻道夕可死”……然后千人同声附和时……我确实被震惊了，不知道这是在干嘛，甚至联想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天上网查，却发现这一环节居然号称“孔子授徒”……

孔子绝对不会像开幕式表演上那样领着三千弟子念什么语录，并让所有人摇头晃脑地附和……这绝不是什么孔子授徒，而是洗脑和侮辱！

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我国网络文化发展特点 　　(1)传媒功能、娱乐功能、民意表达功能突出。主要原因是我国使用互联网跟国外，尤其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有很多不同，特别是用于新闻和娱乐的比较多。中央领导同志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我国互联网这两个方面的应用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让互联网在教育科研、文化传承或者弘扬好的文化方面能够起更大的作用。当然这肯定与我国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也与网民的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网民普遍比较年轻，30岁以下的网民占70%多，网民的结构比较年轻，这决定了他们对休闲娱乐、获取新闻比较感兴趣。

国家为了引导网络文化，专门建设了8家中央级重点新闻网站和24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对网上的新闻进行规范。也就是说正规的新闻都是由国家重点的新闻网站提供，商业网站不能自采新闻，只能转载。现在能做到80%、90%都转载于重点新闻网站。目前，政府网站的普及率非常高。另外，存在着网上评论员队伍。就是网上出现一种不良舆论导向的时候，有专门的人在网上去引导舆论，把不良的情绪给释放掉。现在各个行业都在形成网络评论员队伍，也叫网言网语，现在评论员队伍已经差不多近万人。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

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

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主要在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一盘散沙的话，给多少志在反思的青年以鼓舞，后来他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影响就小了很多。柏杨的思路，直接上承的是近代以至五四文人思维，过得不好怨祖宗，经济、政治和科学都不会，专从文化上找毛病，而他讲道理的方式，皆是浅表的类比推理，听起来很过瘾，实际只是说些疥癣之疾，搔着了痒处却没有点到要害。

中国人循规蹈矩惯了，偶尔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便非常地引人注目。东方朔式的插科打诨，魏晋风度许多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乃至王朔的装疯卖傻，都很流行过一阵，实际是专制下的一种佯狂，他们引起的笑声消解了专制的权威，在反讽中获得了心灵的变态舒展，应该说起到了很可宝贵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津津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思想胜利，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悠久，很容易形成文化力至上的错觉，从而忽略技术和专门学科的演进。

仪式的心理作用： 仪式不仅能满足个人对一个安定、可理解和可强行驾驭世界的认知和情感的需要，而且使人能够在面对自然界的不测时保持安全的心理状态。（马林诺夫斯基） 以毕生之实践钻研仪式的特纳认为，仪式表演是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人们解决危机的重要方式。 以“仪式”为切入点的意义之所在： （1） 突破语言，特别是方言的限制，更有效地帮助人们重建心理。 （2） 言语的咨询一对一较能保证效果，而仪式则由于操作较简练，有助于提高效率，例如团体实施。 （3） 一般咨询过程中，会有咨询师的参与。而仪式中，能够做到只有主体一人的参与。因此后者可能让人更有隐私，更直接地面对自己，释放自己。 （4） 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斯宾诺莎指出，人的改变，除了理智，情感是必须的。而荣格说，愈接近原型的事物，唤起的情感愈强。原型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象征。仪式也正是如此。因此，仪式有潜力深入影响人，改变人。 （5） 有效的仪式不能脱离与当地文化的联系。这让心理疏导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援助，更有助于挖掘当地优秀文化传统的治愈力量。即，人们不是在被动地接受，而是在主动地发掘自身潜力、治愈和超越。 （6） 仪式具有文化意义。有效的仪式，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有助于未来它们的传承和发展。

由于受灾者个体的差异性（年龄、性别、信仰、职业等），我们相信没有哪一种仪式是完全符合总体的需求的，我们也相信有无数种仪式的可能，每一种仪式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于是，我们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仪式的设计、举办。而是把重点放在工作思路的传授上，让“用仪式重建心理”的工作思路迅速传播出去，尽早帮助受灾者。

看起来，在危机事件出现时，像傅莹、陆克文这样的“双文化”政治人物，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底蕴，对改善关系有所助益。但是，文化沟通的影响力也不宜过分夸大，很多时候，利益的驱使才是根本，傅莹、陆克文也都是需要服务自身的国家利益。像西藏问题、奥运圣火传递、CNN主持人污言秽语等一系列问题，环环相扣，绝非文化冲突如此简单。

而对中国所谓民族主义思潮的担忧和恐惧，也只会是杞人忧天。

但中国社会内部的体系和舆论，必然会通过多元的声音、对极端的反省，自发调整，渐渐拉回到理性轨道。

上周在旧金山遇到这次年会的演讲人Shel Israel，聊起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的问题，每次的cnbloggercon有很多来自港台和中国以外的blogger参与，是文化的最好的mix-in的机会，而blogger相见的喜悦和畅谈，更是一种至高的愉悦和享受。 本次会议在广州这样一个文化 vs 商业，历史 vs 现实交错的地方召开的确也非常有意思， 错过这样的会议真的非常可惜。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