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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整体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国富”，而关键在于是不是“民强”，即人民生活是不是有质量、富有。根据“世界银行”各国发展指数的“世界评比项目”的最新报告，美国的人均收入在2007年已达到45，594美元，远高于法国（40，782）、德国（39，650）、意大利（35，386）、日本（34，023）。台湾排全球第26名，是16，274美元。中國排第104名，是2，460美元。

巴西没有中国和印度那样高的存款率和投资率。但巴西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比中国和印度更为成熟，人口城市化率更高，人均收入也更高，因此短期内实现大幅跨越的可能性也较小。

巴西的纳税人并没有在教育等领域获得太多的福利。在一份标准化科学考试中，巴西15岁孩子比俄罗斯的同龄人得分约低20%。

菲亚特公司(Fiat S.p.A)驻拉美总裁贝里尼(Cledorvino Belini)说，这些计划促进了从下而上的经济变革的发生；人们买更多的面包，面包房买了电视，而卖电视的人买了皮卡，如此形成一个消费链条。

很多投资者被巴西消费者阶层的提升和多样化所吸引。巴西的高端购物者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一样热衷与整形手术；圣保罗时尚社区Jardins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门店是该公司在全球业绩最好的门店之一。但是与从前真正不同的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中端市场正在出现。智利公司Masisa的巴西业务负责人希尔曼(Jorge Hillman)说，人人都在追逐规模更大的中端市场。Masisa目前正在修建一座造价1.3亿美元的工厂，用来为快速发展的家私市场生产刨花板。

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还宣布了一项1,250亿美元的产业新计划，通过减税、提供风险投资等激励方式刺激出口，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然而不知不觉中，巴西经济渐渐开始向人们呈现出新的面貌。除了在农业和自然资源领域已然成为全球重量级国家之外，如今巴西又多了一重优势：坚挺的货币。这反过来又让巴西实现了30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引得大量外国投资者慕名而来，巴西也为萎靡不振的全球经济注入了能量与活力。

中国的政策与美欧有明显差异，在美欧地区，独立的央行试图控制资产价格属于越权之举。不过，即使在一个指令性经济体中，戳破泡沫也没有那么容易。中国政府不只是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撇除，而是把它挤干了。龙洲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在微调，但中国的经济还停留在19世纪那种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循环之中。”

我们抑制需求的结果是主动让出国际市场，给国际竞争对手更大空间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降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是损害国家利益的。

应对目前通胀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一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尽量消化输入性的成本膨胀，在此基础上，实在需要通过产品价格上涨化解成本提高的，产品价格该涨的也得涨；另一方面，要真正关注民生，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以及农民工的补贴力度，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发生；落实支持三农的政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亚当·斯密认为是后者。人类在道德问题上的传统焦虑被宣布为庸人自扰，人尽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用担心“自利”会有损公共利益，相反，只有当个体专注于自己的利益的追求，在追求自利上精益求精（即“分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一只看不见的手就会神奇地将个人的追求转化为社会的利益。“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

1720年，曼德维尔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的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景象。 　　这就是说，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果。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从道德的角度看，以自利驱动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如果想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只是一种“浪漫的奇想”，因为私欲和私欲支配的个人恶行恰恰是社会繁荣的能源，离开了这个能源，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都将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其理论主旨是弘扬私欲，相信市场对私人恶行具有神奇的转化和净化力量，认定出于道德情怀的行为不仅不可行而且可能危及公共利益。

简言之，“公民”是一个既独立又不独立的概念，指的是一个有所属的个体而不是原子式的个体。所谓“企业公民”，就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社区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将社会成本、环境成本考虑在内，在计算收益时将企业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同时计算在内，在做投资决策时将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在内。拥有“企业公民”身份和资格的企业，就是在“公地”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守望、养护“公地”，力图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的企业。 　　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把这种企业描述为同时追求“三重盈余”——经济盈余、社会盈余和环境盈余的企业。企业公民意识的有无，首先表现在对企业的所有权的认知。没有企业公民意识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仅是为企业提供资金者，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投资带来回报并且使回报最大化。但追求三重盈余的企业认为企业的股东至少有三个：自然环境、社会和投资人。企业经营者的真实身份是受托于这三个股东的“公民CEO”，他的经营行为是确保三个“出资人”同时受益，而不是为了一个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其他两个股东的利益。

“公地的悲剧”包含的真实问题是：个体如何在利用产权不可能明晰的资源时避免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在人生活的世界上，有许多资源，而且是对人的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如阳光、空气等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道德氛围、文化资源）往往是难以确定产权的。在利用这些看似免费的资源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公地的悲剧”？

公共利益的总量并非私人在交易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总和。我们得到的许许多多“好处”（比如呼吸清新的空气、感受到的良好的社会氛围）都不是从交易活动中来的，个体拥有产权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超出（有时是大大超出）我们从交易活动中得到的个人收益。

林地不仅生产木材，它从事的“生产”包括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清新的空气、保持水土、为各种动植物提供生存环境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当你因为木材价格暴涨而把整个林地砍伐尽净，获得了巨量的个人财富时，公共利益却受到损害。你不能说你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了公共利益。

一、人们在寻求自己私欲的时候，既有可能是个体间的相互利用、交易、竞争甚至相互欺诈、掠夺，也有可能是没有节制地利用无人所有的资源，人们出于私利为他人生产时，既包含自己承担的成本，也包含看似免费的社会成本。

一、蜜蜂型企业：影响力高且对环境的回报率高。蜜蜂为了酿蜜，就必须从各种植物中采集花蜜——这可以看作是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而它在采蜜的同时，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会给花授粉。如果没有蜜蜂来采蜜，花也就成了不结果实之花。（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蜜蜂的寓言》，涉及到了到底是果农该付给养蜂人钱还是该向养蜂人收钱的问题。）曼德维尔只注意到蜜蜂间的生存竞争，没有看到蜜蜂与环境之间的这种索取回报的关系——在从环境中索取资源的同时回报环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间获得了可持续性和成长性。蜜蜂的这种获利模式是一种远比曼德维尔的寓言深刻的隐喻。 　　二、蝴蝶型企业：对环境有回报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三、毛毛虫企业：对环境有损害但自身的成长性和影响力小的企业； 　　四、蝗虫型企业：破坏环境且由于其成长性和影响力大而对社会和环境有巨大破坏性的企业。（见图一：企业的四种类型）

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除了三重盈余对应的三个“股东”外，还有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包括供应商）。它寻求所有这六个利益相关方（“持股人”）的平衡。企业是股东的，也是员工的，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环境的……公民行为体现为六个“善待”：一、善待股东；二、善待员工；三、善待客户；四、善待环境和资源；五、善待合作伙伴（供应商）；六、善待整个社会。企业公民行为就呈现为一个六边形，这正好是一个蜂巢的形状。（见图二：企业公民行为的六个利益相关方）

中国必须让经济增长转向国内私人消费。这可能需要在增长规模上做出妥协。但鉴于这会改善中国经济的质量，在增长方面做出短期的牺牲还是非常值得的。

四是在政治上严禁一切政治异见，特别是对有组织的民间挑战更为严厉。

五是对知识精英进行利益赎买。六四后，中共对在八九运动起到巨大作用的知识精英，先以血腥镇压恐吓之，继而以利益诱惑之，很快就将知识界变成了屁股决定脑袋的犬儒。

在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