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d you wonder whether our economy had grown a little overly precious? How can we really be producing value if we're all sitting around blogging and Facebook-friending each other?

1999 the British think-tanker Charles Leadbeater published the book Living on Thin Air. It was both an appealing notion and a scary one: that we no longer have to produce anything but ideas. And that was even before Web 2.0--a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share their ideas, opinions, favorite tunes, and relationship statuses with each other. It was all a lot of fun, but I occasionally wondered whether it was really good for economic productivity.

it wouldn't be a bad outcome if the current crisis led to a more diligent, industrious economic climate. Chatting and socializing are important things, but they're not the only things.

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

今天提倡背《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

这两起孤立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积怨酝酿的可怕危机潜能，反映出现行制度化解与处理社会危机能力的薄弱

在个人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中国，互联网这样一个虚拟空间意外地被时势造成英雄，承担起主持正义的社会公器，承担起它本来所不能承受的重量

这更见证了中共地方官员在社会危机管理上的不合格，失去了起码的现实感。可以预见，只要地方官员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冲突，中国式墨菲定律(能有变糟的可能就一定要变糟)就会一直演绎下去，而瓮安事件只不过是这一普遍逻辑下的一个特殊变异结果

while most karaoke evenings might be innocent affairs, the risk of finding yourself in a compromising situation was not worth it. He advised me to make a polite excuse to avoid them.

By contrast it is precisely when you ignore your own culture and principles that you risk losing face or risk your Chinese partners thinking you are so weak you can easily be taken advantage of.

在那样腐败的时代里，像翁文灏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对于翁文灏来说，自责无论多过，都是可以的，但他们有他们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随意责骂别人，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昧良心的话。

一个很古典的东西，要把它普遍化，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的话，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解，跟《论语》不相干，只不过是借着《论语》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认为现在的儒学现状有一种抵抗西方价值的倾向，希望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东西，让我们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价值，我们有自己的价值，可以不跟着西方走。

我想“至圣先师”一切都以孔子为模范在今天不大能够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说中国的思想，不能光说《论语》，也不能光说儒家，老子何尝不重要？庄子何尝不重要？韩非子何尝不重要？我想今天来看孔子，应该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价值的一个人(因为从现在的材料来看《老子》成书在《论语》之后)，一个很平平实实的人，一个实践了自己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装扮成一个深不可测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测，与一般人也就没有什么相干，“道”也会遥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装扮成十全十美的圣人，今天也不能劝人做“圣人”，而是要劝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把价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讲讲或者写写文章。

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主要在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一盘散沙的话，给多少志在反思的青年以鼓舞，后来他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影响就小了很多。柏杨的思路，直接上承的是近代以至五四文人思维，过得不好怨祖宗，经济、政治和科学都不会，专从文化上找毛病，而他讲道理的方式，皆是浅表的类比推理，听起来很过瘾，实际只是说些疥癣之疾，搔着了痒处却没有点到要害。

中国人循规蹈矩惯了，偶尔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便非常地引人注目。东方朔式的插科打诨，魏晋风度许多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乃至王朔的装疯卖傻，都很流行过一阵，实际是专制下的一种佯狂，他们引起的笑声消解了专制的权威，在反讽中获得了心灵的变态舒展，应该说起到了很可宝贵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津津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思想胜利，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悠久，很容易形成文化力至上的错觉，从而忽略技术和专门学科的演进。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政府对民众的情感不再置若罔闻，它与人民同舟共济，这是因为它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空洞的“天秩”、“天序”，只有崇德保民，顺应民意，这样的社会才是“与天同德”的社会。勿轻言天谴，也别说天佑，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自助者天助”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意味着生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曾有的绝望，要靠希望——还有信息——来加以拯救。

1948年，国民政府经济最坏的时候，胡适曾向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推荐了三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吴景超、一个是蒋硕杰，还有一个是刘大中。虽然这三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没有得到翁文灏的重用，但胡适期待学者从政的苦心还是非常有意义。后来在台湾的经济起飞中，蒋硕杰、刘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推行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資訊；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畫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