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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在某些世俗国家中，有在比例上相当多的人信奉一种宗教（如土耳其）；而某些则有很大的宗教多元性（如印度）。有些国家在建国时已自我定位为世俗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些是经过世俗化才成为世俗国家（如法国），还有不少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历史上，世俗化的进程是由给予市民宗教自由开始、再而废止国教、停止使用公帑资助宗教团体、使法律脱离宗教的控制、开放教育系统（而不强制任何宗教）、接受市民改变信仰、以及是容许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担任政治领袖的。此外，原有的宗教假日不受到影响，而公众机构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宗教团体的影响和控制。

2008年5月2日，原告与秋雨之福教会信教群众30余人，在双流县双龙园度假村内租下住房和一间会议室，于包租房间内举行信教群众的查经、祷告、唱诗等活动。被告当日以“涉嫌非法传教活动”的事由，闯入包租的私人场所，进行强制性的调查。整个调查过程中，被告及带队协助执法的成都市民族宗教局副局长红晓等人，均未向原告出示和提供具体执法依据，无论是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四川省的《宗教事务条例》或《成都市宗教事务规定》，均没有出具。一切针对公民人身和财产的强制措施如身份证登记、拍照、录像、人身扣押和暂扣财产等，以及最后作出停止活动的口头行政决定，均未向原告提供法律依据。也没有向申请人出具书面的行政决定书。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法国《世界报》在周末期间刊登一篇对台湾文化多样性的介绍，题目是：“台湾：高技术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文章介绍说，台湾是一个千神岛，是一个让人缓缓进入中国人世界的理想的大门，台湾小是小，但向参观者奉献了自己的多姿多彩，是传统和现代精神，野生的自然和发展到极致的都市化的精妙结合。台北市一点也不比它的“大姐姐”上海差，台北的道路宽阔，广告大屏幕和中文的店铺招牌比比皆是。文章还介绍台北的故宫博物馆有65万件珍贵的馆藏，台北周围的山水美丽，庙宇众多，台湾人拥有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台湾有一万六千个庙宇，108个进行宗教默想的中心，其中最大的中心里有1600个和尚与尼姑长年生活，成为一个宗教城市，有特有的饮食，公园，印刷所，录音棚等等。西方的游客可以受到台湾的宗教机构接待。

问：英国首相布朗已明确表示他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而非开幕式。但新华社周日发布的消息称，布朗首相将参加8月的开幕式。媒体为何认为布朗首相将出席开幕式？中方是否希望布朗首相出席开幕式？     答：关于布朗首相出席奥运会闭幕式一事，英国使馆已就此向媒体做出了清楚说明。英国是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据了解，布朗首相将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式。     关于外国政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安排，是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委会联合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发出邀请，他们可以邀请本国王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体育部长出席。北京奥委会将按照国际奥委会相关规定提供相应服务。     媒体发布的消息应该由媒体负责。

问：你刚才说，在西藏宗教和信仰自由是有法律保障的，但是却不允许藏人保留达赖的画像，这算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吗？     答：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不了解。我已经讲过，我们同达赖的之间的问题不是民族宗教的问题，而是分裂和反分裂的问题，是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政治问题。我可以再次明确告诉你，西藏各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要知道，拉萨的公共场合是看不到达赖像的，但每一位藏民心中都有一个达赖，这种现实是否让执政者有了心结。

中共犯下的错误，在西藏也犯下了。问题是，中共一直没有公开承认这些错误，西藏人对你在内地的政治变化也不了解，他们会原谅你吗？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恐怕依然是把宗教当作毒药的。所以我们老是宣传说，西藏人民现在的日子多么红火。西藏的经济建设水平提高了许多，这点不假，但问题是西方老盯着你的是宗教问题啊。所以我们和西方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的。这一代中共官员，比英若诚那一辈相比，文化欠缺很多，导致西藏的问题僵化甚至退步。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要求思想重新担负起重建“宏大历史叙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华民族却有着久远丰富的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学）承载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的三重功能。历史叙事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于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它滋长发育的土地，充其量只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政治批评的一套言说，究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观。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抵制全世界

抵制丹麦产品，因为他们的亵渎漫画；抵制荷兰产品，因为他们的反宗教电影；抵制美国产品，因为他们对待阿拉伯人不人道；抵制英国产品，因为他们在机场竟对埃及天主教会领袖Shenuda搜身；抵制中国产品，因为他们完全不相信一神教；抵制埃及产品，因为有些人斗殴时诅咒他人宗教。根据这个博客的信念，为保护一神教与良好行为，我呼吁各位抵制世界！抵制整个世界。

真是令人奇怪的逻辑，既然那么瞧不上别人，干嘛还要与之为伍呢？而且当别人不愿意跟自己一起时，还要死扒着人家不放。

很多藏人，在自己家乡时对独立与否是报无所谓的态度的，但凡是在内地读过书的基本上没有不想搞独立的。很多文明现代的汉族人应该反省一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心态？

对这样观念执着的不外两种人，一种是上层宗教界知识分子，一种是底层的极端贫穷，因此对社会不满的人。后者往往会走上极端的道路，尤其是在民 族，传统，宗教这样“神圣”旗帜的召唤下，人往往能够爆发出巨大的激情与暴力。

但是不可否认，旧金山海滨道上也有很多X山狮子旗和anti-china标语。“anti-china”人士各式各样：有反政府、anti-china、反布什、反对一切的美国嬉皮士，当我请他们解释说明他们的anti-china标语时，得到的是无语和一脸的不可一世；有不满我国政府与缅甸、苏丹政府关系的人 权义士，出发点可以赞同，但对事实所知不多；当然还有各类的Z 独人士。

当我们礼貌友好的接近一些xz人时，他们还是很认真、朴实的与我们交谈（就像小时候课本中学到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大部分在新中国的xz长大，会说汉语，有汉族朋友，也把我们当作同胞，有些也很兴奋得谈到台湾回归、中国统一强大。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与不满，也是在国内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通货膨胀，贫 富差 距拉大，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扩招后找工作的困难。发达地区的国人尚有时为此苦恼，在全球一体化、全国小一体化的今天，贫穷落后Z人更是负担沉重，生活艰难，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也可以理解。另一印象深刻的话题是dl，所有交谈的Z人都对其热爱、崇拜。长大成为无神论者的我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对宗教领袖/老师的崇拜。

这一代Z人看到的是自治区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向前看，努力增进与少数民族的友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放下历史的包袱，不再指着他们的鼻子、告诉他们曾经是奴隶。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