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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总理到什邡的时候，你们怎么告诉温总理的？ 2、灾难之后第几天，你们才到蓥华镇？更不用说红白！ 3、救灾物资你们是怎么分发到灾民和部队的手中的？ 4、为什么还要检查灾区出来人员的照相设备？ 5、当灾民没地方住的时候，为什么ZF官员都在最安全的体育场里的救灾帐篷里？当温总理还在棚布搭建的窝棚里指挥的时候，为什么连完全没受灾的国税局的亲戚们都住进了救灾帐篷？ 6、为什么当受灾惨烈的蓥峰公司、金河磷矿报请市政府救援的时候，还要求他们自救？ 7、瞒报什邡灾情，延误外部帮助，对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 8、什邡冤死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是因为你们的慌报、瞒报、不作为，而饿死、痛死在废墟中的！ 　　　　　　　　　　　　　　　　 　　　这么多年来，你们把什邡作为你们升迁的镀金地，把什邡作为你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下金蛋的老母鸡，把这只老母鸡作为你们政绩的垫脚石，我们什邡人忍了~但是，现在，这只老母鸡就要死了，你们怎么还如此冷血？ 　　感谢胡总，终于胡总来了，我们什邡终于成了重灾区！！但是那些本有机会生存的乡亲，却永远没能等到生的希望！ 　　　　　　　　　　　　　　 　　　　　　　　　　　　 　　何明俊，李成金，用你们的有生之年拷问自己，你们对得起什邡的冤魂们吗？ 　　　　　　　　　　　　　 　　　在其他任何灾区，有没有出现两山合二为一的情况？两山之间的巴蜀电站，被永远埋在60米的地下，你们还能告诉温总理，我们什邡受灾不严重？？？？难道你们还要求他们自己打60米的隧道自救？？？ 　　　　　　　　　　　　　　　 　　　洛水中学教学楼垮塌，仅仅是一个快班，就是56人全部遇难，难道还不严重？？ 　　　　　　　　　　　　　　　 　　红白、蓥华、洛水三镇我们不用提，建筑不是全毁就是基本全毁，为什么湔底镇就倒了教学楼？反正家长们已经对教学楼的钢筋取证，你们就等着秋后算帐吧！ 　　　　　　　　　　　　　　　 　　　在蓥峰公司80吨液氨泄露、宏达公司硫磺车间燃烧的时候，是哪些领导在带头逃命？是哪些人用生命扑灭了毒气？ 　　　　　　　　　　　　　　　 　　温总理都自己打扇，你们在这种时候出巡还要人打伞，你们的官威比总理还大？ 　　强烈希望到什邡的记者们独立采访！不要宣传部陪同！ 　　　　　　　　　　　　　　　 　　部队是好样的，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灾民，自己到地里挖土豆吃！ 　　　　　　　　　　　　　　　　 　　温总理到什邡的时候，灾民们哭着给温总理说饿，旁边的父母官们，你们作何感想？？？不要说交通不倡，总理是坐车到的，那是龙居！你们刻意带总理去的并不算严重的龙居！！！ 　　　　　　　　　　　　　　　　 　　　胡总昨天到什邡，灾民们齐齐在路边给主席跪下请求支援，你们在旁边作何感想？？ 　　　　　　　　　　　　　　　　 　　还记得你们在雍城中学操场给亲戚搭建偷来的民政救灾帐篷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骂你们的吗？这是救灾帐篷！当时八角的灾区一个生产队都分不到一顶！你们就有那本事给没遭灾的亲戚都搞来！！不管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只要是你们自己掏钱买的，就算你们在这里搭个金銮殿，我们都没话说，但是，这救灾帐篷，用钱买的来吗？不要说看不见，上面有刺眼的“民政”两字！！！ 　　　　　　　　　　　　　　　 　　我可以留下我的真实身份：吴斌，1973年10月12日出生，家住什邡市方亭镇中心大街西段67号，电话因为涉及到我的家人，不好留下，见谅！QQ：196065008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等等词汇。想必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以上的人，对这些词汇都耳熟能详，并无新意。

这位网民的留言有理、有节、有分析，并且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全毙，还留了几个无期的名额。）

我们先看看当时中国政治有些什么特点。概括地说，大约有九个方面：1、一党专政，多党共存；2、党国同构，以党代政；3、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个人；4、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5、权力的转让以领导人指定的方式进行；6、政治权力不受宪法的约束和制衡；7、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式的革命；8、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9、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高度的社会参与。我们姑且把这种制度用新的词汇概括出来，我用了“家长式的威权体制”。 ( http://www.tecn.cn )

在讲民主党派时，大家可能还知道另一种情况，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中国不但有这几个党派，还有一个不是党派的党派，叫无党派人士。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我原来也这么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党派人士是有“党性”的，他必须要通过统战部认可。去年我去贝克利做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无党派非人士”就是这个意思。 ( http://www.tecn.cn

　　这一事件已经几乎引起了所有中國人的愤怒，他们在怒斥无良企业主“坏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一如既往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是“质监局的失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些一直试图用“经济变革”摧毁这个“專制国家”的人，也开始在网上刻意渲染和放大政府的弊端。但也有人在同时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被一些精英所憎恶的毛时代，没有、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并认为，“正是这些改革派导致了今天的恶果，他们用30年时间，把绝大多数中國人变成了一个个金钱至上的‘经济人’，但现在，他们又用这个结果来证明‘政府’的罪恶，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國人有权利知道这一系列恶性事件的真正真相并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

美国大学里同样有“政治上正确”的潜规则，芝大的教授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里最不民主的一个。在宾州的选战则让候选人必须以对中国更猛烈的攻击来竞争选票，民主正在被异化。

目下的形势，便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被彻底消解，在1990年代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道德和经济成绩。

道德上的合法性基础正不断被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消解。这带来的后果是现行法律无法解决的，最终只能依靠杀鸡敬猴来解决。比如一定要杀郑筱萸（这次听了非常多关于此案的内幕），一定要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不仅仅是内部的政争也有国家需要宛如原北京市委书记）。不过所有人也都十分清楚，这类手段只能治标，而且，可能会有后遗症。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EPA/RUNGROJ YONGRIT 亲政府人士遭痛殴泰国保守派人士是此次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幕后力量，他们看到了民主制给泰国带来的影响，但并不喜欢，对其进行了言辞激烈地抨击。上周，数万名保守派人士（其中很多是中年人）占据了曼谷的政府总部，并暂时封锁了三个地区机场。

泰国年纪较长的活动分子是此次政治危机的幕后推动力量，他们担心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使得他信这样的民粹政治人士得以掌控国家大权，从而威胁到泰国传统的执政阶层：军方、政府官员，特别是几乎被神化的君主政治。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国的主要银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并由共产党指定的管理者经营，却对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政令不屑一顾。在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中，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况，就好像中层管理人员公然违反首席执行长和董事会的意愿。形式上，那些技术官僚得到了执政共产党的充分支持，可以随时将任何银行家解职。但是，国有银行高层人士的却没有表现出将去职威胁放在眼里的意思。反正他们以前也压倒过这样的威胁──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常常让银行不得不违抗正式的政令。

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一般来说，在一个全能管制型政府控制下的国家，天灾发生了，救灾依靠谁？当然只能依靠这个拥有全部资源和组织能力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在灾难面前是不是总和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答案是：不见得。这是因为一个以获取更多合法性资源为己任的政府往往是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的，而政绩可以通过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获得：即干了活被大家看在眼里并且实际干活效果不错，还有就是告知大家我干了活并且实际效果不错。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方式同时使用。

一个批评政府者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看到自己所有的批评，都被政府通过实干来推翻或证明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无用的批评，或者说，批评和质疑因此实现了预防和警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