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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很多人写自己和西方同事争辩，“让XX哑口无言”，自己完胜。不是这样的，你居高临下的先做结论再教育人家，没有人能够和你说话。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别人的前提，而一味坚持自己的结论，那完全没有可能沟通 。 Without the definition of truth, evil is seductive. 我希望身在西方的大家，多和西方人沟通，多倾听，少愤怒。不然，认为我们“被恶魔控制了”的西方，和相信“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我们，真的只能到战场上去了解西方了。

民主不相信圣人，哪怕尧舜都可能腐败，所以权力要制衡。

这场大游行中，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义愤和信仰呐喊。但我看到，双方，谁也没有说服对方。所谓哪一方“取得了伟大胜利”，那是让人伤感的自欺欺人。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公立教育，洗脑，与独裁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 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问 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 （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许多中国人的性格非常特别，一方面，他们是逆来顺受的顺民，另一方面，他们又随时可能成为不同范围内的独裁者。而在上述对动物生命的独裁背后，或许藏着更深的阴暗——对人类生命的蔑视。

* 津巴布韦官方通货膨胀率已经接近100000%。 * 一卷厕纸的价格已经达到15万津元，最畅销的商品是点钞机，每台的价格在3.45亿至12亿津元之间。

据了解，近年来，津巴布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商品。在津巴布韦国内，上至总统府的装修，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用品，“中国制造”无处不在。

中国越来越被看作，是对全世界民主自由的一种威胁。

两件事放不下.一是杨佳案,走前寄出的特快专递,均遭退回,理由是未写收信人的手机电话 号码.因为 从不知道地址是要配上手机号的,在高院公布的地址上没有注明.这是输在规则上了,重寄出,还寄了挂号.耽误了几天时间.要是还不行,就只能派专人送上.若 是有人再寄,且记住要附上电话.百姓办事难,都是输在规则上,这些规则没有一个不是人为的障碍,一般人是走不起程序的.强权就是强在独裁的程序上,强在对 弱者的无限消耗,这才只是开始.

这些被捕者与他们最著名的同事昂山素姬一样，都是缅甸最勇敢、最有才华的人士，但是却遭到军人政权的镇压。 我在过去4年一直生活在亚洲，有幸与其中一些罪犯相识，成为朋友。

他本来是学牙医的，不过很快发现他的真正事业是做喜剧演员。他无情地嘲讽缅甸无能军人统治下生活的荒谬一面。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批評者認為此圖表（和所有此類圖表）是對政治觀點偽科學的描述，認為此圖表命題太過簡化，不過顯然沒有比「左-右」和「自由-保守」的一維圖表嚴重。經濟自由與個人自由經常是無法分開的，左翼（巴枯寧）和右翼都有哲學家將兩者畫上等號，雖說他們對此類「自由」定義完全不同，以公司福利為例，被列為左派立場（低經濟自由），但卻常受到右派支持。批評者認為，自由意志主義者對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的看法也許是介定自由意志主義與其他意識形態間的關聯的有效方式，但不適用介定其他意識形態相互間的關聯。

左下角的象限則代表了諾蘭所描述的極權主義，或者更適當的描述是中央集權主義—主張限制經濟自由和個人自由兩者。這一區塊的族群傾向於由政府限制幾乎所有的事物，主張由政府嚴厲的控制個人和經濟。這種狀態的政府可以是許多形式的，例如獨裁、神權政治、法西斯主義、社群主義、或者是無限制民主—缺乏憲法和選舉限制的政府。這些形式的政府可能採取非常極端的形式並採用嚴厲的政策，例如對產業和財產進行國有化、計畫經濟、鎮壓政治異議、鎮壓或滅絕種族或信仰上的少數族群、旅行限制、強烈監視個人行為、媒體和產業的審查制度等等。

听上去很熟悉吧，熟悉得让人反感。有人问了，老杨，你怎么也玩起了“中国特色”？而且，你这话几乎就是从政府报告中挑出来的——   且慢，这话听上去熟悉，可绝对不是你知道的那句话，你知道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的这句只有“中国特色”加上“民主”是完全两码事。

这里出一道智力题：请问亚洲平均人口身高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平均人口身高最矮的又是哪一个？答案分别是：南韩和北朝鲜。你看，民主虽然不是面包，但独裁国家显然很缺少面包。

大家不妨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爷爷告诉我的，清朝被民国推翻后，民国宣布要共和了，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到处一片哭声，他们不是怕共和，而是不想剪辫子。我可怜的父老乡情，他们从记事起，头上就有一条辫子，现在竟然有人要共和，要剪辫子，这还得了？当时那些发布要给人剪辫子的乡情都被父老兄弟们吐了口水。当然，现在我们家乡都不留辫子了，你们那里还留吗？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美国铝业(Alcoa)的拉美总裁富兰克林•费德(Franklin Feder)说，从投资安全的角度而言，巴西比那种一夜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的独裁体制要好得多。美国铝业在巴西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开发水电、矿业和冶炼项目，这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费德说，巴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决策速度每天都令他们倍感沮丧。大量繁文缛节使美国铝业在亚马逊的一个水电合资企业的牌照申请和建设过程已经花了10年时间，预计还要等到2010年至2011年才能投产。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别看现在喊得凶，但同样的组织手法，今天可以用来抵制法国货，明天就可能用来抵制户籍制、抵制高房价、抵制暂住证、抵制GFW、抵制封杀、抵制广电总局、抵制电影审查、抵制报禁、抵制性交易非法化、抵制城管、抵制新闻联播、抵制国企垄断、抵制强拆、抵制腐败、抵制空话、抵制压迫、抵制愚民、抵制独裁、抵制宗教信仰不自由、抵制一团和气……抵制一切让老百姓觉得尊严或自由受损的东西。（此段主要摘自东东枪的东东）五岳散人在他的博客《抵你妈的逼制》里举了05年反日时的事，说的精妙：“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我要顺便加一句，05年的时候，上海居民汤晔因组织反日游行被判刑5年。那，喊停就是可以预期的了。大概会是什么时候喊停可以猜测一下，我预计会是在后天周五。周末了，不喊停，大家伙想必不等到5月1号就动手了。谁有兴趣打个赌啊？

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主的杨梅开始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时髦政治食品：1987年，韩国被迫吃了，结束军人独裁，开始总统选举；台湾主动吃了，开放党禁报禁。1990年，蒙古和缅甸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98年5月，印尼走上民主道路，2006年6月，越南反对党——民主党重现江湖，同时，越南国家领导人举行差额竞选……

是的，比如，我能够而且也确实报道过我们呆的地方14号之后比较平静。但这并不代表整个拉萨都很平静，我们呆的地方平静并不能意味着我不知道的事情会平息下来（比如拘留）。我不会报道我不能确信的事情，因为我不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们呆的地方平静。我觉得你可以认为我们（14号、15号和我一起呆在旅馆的人）可能看到了较多藏人发动的暴行，而错过了解放军对藏人实施的暴行。

在这个话题上我的意见简而言之就是：如果大部分藏人想要从中国独立出去，我想他们应得独立。

我认为针对平民的暴行是非正义的（不管这些平民是不是“殖民者”），而且我认为即便有正当的理由，即便值得去做，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也是永远不可接受的。谎言和欺骗最后会阻碍事情的进展，而不是推动，对此我深信不疑。伊拉克战争从推翻独裁者的角度看带来了积极的结果，但是其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却永远无法超过发动伊战谎言留下的印记。

我因此感到害怕，我害怕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政权会被我这类写写BLOG的普通老百姓颠覆掉；我怕我的文章比本拉凳的人肉炸弹还厉害，我怕我因为拥有了这种超能力后被无数国内外有钱人骚扰我平静的生活，我害怕本拉凳会聘请我去美国完成颠覆美国的大业；我害怕全国各地的蚂蚁养殖户、拆迁维权户、土地维权户、艾滋病受害者蜂涌到我居住的小镇来求我帮忙，我怕他们会利用我或指使我去颠覆掉国家政权，我害怕担上如此重大的责任，我深知独裁者或做英雄会导致自己没有时间睡懒觉--众所周知，我最讨厌没有觉睡的日子了，我一想到没有觉睡我就害怕。

出来混，是要还的，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在奥运年如NHK所说的"汇成激流而至"。如果能开放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清除基层矛盾的工作就到这些小工作就由这些当地小报和小民间组织身上了，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没这么大了。如果基层的民主不能保障，矛盾不能解决，人们就上访到北京，压力也不可能解决，责任就全压到中央政府和社会体制上了，这体制，我也认为要改。

透过教育、透过媒体控制、透过政治操作或专制独裁统治，国族霸权意识在中国永远可以凌驾一切，更何况是奥林匹克精神。

中国争取主办奥运，从来不是为了实践奥林匹克精神，而是为了发扬其国族霸权意识。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当时巴西还是一个独裁国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社会政策却被抛到了一边。那个时代的箴言是“现在先把蛋糕做大，以后再分”。过去20年，中国有时也采行了类似政策。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声名狼藉的水平。我们使用基尼系数(Gini)来衡量一国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数据如今是0.53，并且正在下降；而中国是0.47，并正在上升。（美国是0.41，印度是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