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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w

原来作为老师，他们已经如此不习惯讨论问题。

国家的考试评价体系，教材的设置体系，教师的课堂教育，学生的学习模式等等，改革必须是各方面配套进行的，绝对不是靠一个老师或几个老师的几堂素质课就可以解决的，试问抛开教材，单纯讲学生认可的内容……结果会是什么？如果最后不能上大学，家长又有几个说无所谓的？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由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和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要实现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所切盼的和谐社会，必须坚决打掉这个铁三角。”

与其仇富，不如仇“腐”。因为，贪腐官僚的所有既得利益，一元一角，最后都会加在社会公众身上，换句话说，社会要为贪腐势力买单。贪腐之中最可怕的，就要数这种贪腐公务员联手挪用公权作案、再勾结司法权力为其行为作“合法”背书的方式对社会危害最大。

　　从相貌上看，陈同海亦非等闲之辈，大气英俊中有种耿直的情怀。我个人认为，他与李薇的亲密关系，早已超越权色或者钱色交易的范畴。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说，陈同海这个人，业务能力极强，而且既不爱财，也不好色！他与李薇的交往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陈爱上了李。

我倒不能同意这位网友的判断。他可能没有在意一个细节。王佳芝戴着钻石的手被易先生仔细端详，她推说戴着这么贵重的东西走在街上觉得不安全，想取下钻戒，易先生只悠悠说了一句：“你和我在一起”。

说实话，我没怎么想通李安的回答，因为担心才疏学浅，也没敢和王寅老师讨论。依我看，到是“公共高官情人”李薇比“汉奸情人”王佳芝更有颠覆五千年父权制度的能量。她强大的内心绝不似患上渴爱症的王佳芝般温软易碎。可能没有理论与主义的超级包装，李薇坚定的信仰让她小心地在纷繁复杂的官场圈子圈套中火中取栗，从潜规则起步，又不按潜规则出牌，直击官场中权倾一时、不可一世、表面光鲜、内心孤独的政治高官们的软肋。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老实说，我看到那些仿佛群情激昂的东西，感到非常悲伤，我们这个国家，有着5000年文明，然而至今不会按常识跟人讲话，也完全不懂得按常识听人讲话，这种不会与不懂以及反常识，自1949年以降，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很有些人还以此为荣为政治正确，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权力，乃是一种越来越不自信的权力，而牵扯着我们的政治，当然更是一种越来越不自信的政治。不自信就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就会又反常识又乱搞。长平所承受者，反常识和乱搞也。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她的朋友居然有如此高见：某民族是最坏的种族，应该斩尽杀绝，中国的土地才能纯净。太毛茸茸太毛骨悚然了。我把这类人等和那些乱派“卖国贼”和“反华媒体”帽子的家伙一并称为爱国贼。　　爱国贼比卖国贼可怕多了。因为卖国贼的坏处是显性的，而爱国贼的危害却是隐性的，就像冰山露出的那一角不可怕，大家都看得到，真正可怕的是丫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巨大破坏力。爱国贼到处打棍子派帽子，连累到其他比较正常的人也很没面子，并且跟着蒙受没面子之耻。事实上，没有爱国贼的地方，卖国贼自然也相当罕见，当年美国笼罩在爱国贼们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之下时，投奔苏俄为克格勃效力的国民也大大增加。　　爱国贼们手淫中国意淫世界，试图以口水压倒一切，但现实很无情，时间更无情，上帝睁着眼，天使在人间。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国的主要银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并由共产党指定的管理者经营，却对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政令不屑一顾。在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中，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况，就好像中层管理人员公然违反首席执行长和董事会的意愿。形式上，那些技术官僚得到了执政共产党的充分支持，可以随时将任何银行家解职。但是，国有银行高层人士的却没有表现出将去职威胁放在眼里的意思。反正他们以前也压倒过这样的威胁──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常常让银行不得不违抗正式的政令。

最有可能反对严厉货币政策的是有势力的“太子党”，即共产党元老的子女，这些人与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制造厂商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这类经济势力中，已经有一些因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蒙受了损失。银行家们查觉到高层在紧缩政策上存在纷争，由此更为大胆地枉顾中央政令，认定支持他们的高层领导会保护他们不受技术官僚的处罚。

针对一直是热议话题的GFW（Great Fire Wall，国家防火墙），李永刚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现任政府监管网民的行为逻辑。他将中国式监管比喻为“国家水利工程”，中国政府肩负两重角色：一是内容提供商，企图以最低成本垄断水资源供应，靠生产主旋律纯净水，向上索要巨额运行费和人工费；一旦意见市场开放，垄断收益流失，必将面临裁员裁钱，难以忍受；二是固堤工程承包商，查漏防险，避免溃坝。没有险情，就没有维护经费；但险情过猛，则会被严厉问责。中国政府显然正在变得聪明，容忍渗漏和管涌，减轻水坝压力；选择性打压渗漏和管涌，减轻问责压力。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国的主要银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并由共产党指定的管理者经营，却对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政令不屑一顾。在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中，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况，就好像中层管理人员公然违反首席执行长和董事会的意愿。形式上，那些技术官僚得到了执政共产党的充分支持，可以随时将任何银行家解职。但是，国有银行高层人士的却没有表现出将去职威胁放在眼里的意思。反正他们以前也压倒过这样的威胁──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常常让银行不得不违抗正式的政令。

有人提出疑问，一旦地权回归农民，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土地，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在国有制和官有制下，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再说，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一定比国家垄断土地的效率低吗？关于人性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更珍惜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它违反了这一人性的常识。但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滥卖土地、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垄断正是低效的源头。。

有一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一样。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就像一个人拥有一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一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

中国的需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来自国际市场。

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但是对一般非创意行业的人来说，人们的视角又会有所不同。“中国”究竟需要以什么面目展现给世界？同时你也别忘了， 13亿中国人自己也在看啊，用NBC 的话来说，是”one fifth of humanity”(人类的五分之一)。奥运会表现了中国农村人口这人类的五分之一中的五分之四没有？难道他们就活该住在张艺谋的那些电影里？张艺谋大手笔营造的光鲜和奢华，哪里与这大多数有份？他们只好自己去办火炬接力，反倒赢得国人的赞叹，这又是为什么？

再说了，这也不完全是审美，也是我们在感受一个我们要投射的国家形象，和自己印象中的中国形象的出入，这完全是一主观体验。事实上张艺谋表现的是我们记忆中的中国，如四大发明、丝绸之路、文房四宝，还有我们宣传下的中国，如和谐社会等。每个人心中都怀揣一个自己感知的中国，张艺谋不是我们所有人肚子里共同的蛔虫。他可以是个优秀的导演，但也不是碰不得说不得的神圣。

GFW想必大家不会陌生。GFW的全称是Great Fire Wall，是伟大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用以屏蔽一切不和谐网络信息的防火墙工具。现在奥运期间，官方迫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暂时地开放了部分被禁的网页比如flikr、Wiki。奥运之后，大家还可以去尝试一下维基百科这个借助Web2.0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制作完成的世界百科全书。域名是http://wikipedia.org/。

我是如此深爱着我的国家，所以我不能容忍，她被政府践踏。

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也应当感谢GFW。是它成就了我们的坚持不懈，让我们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如此顽强。

国《纽约时报》20日晚对美国政坛投下一枚震撼弹，于该报网站刊出一篇调查报导，指称共和党准总统候选人马侃，在1990年代末期与一名女说客薇琪．伊斯曼发生婚外情，而且以私害公，运用自己参议院的职权，协助伊斯曼的客户取得不当商业利益。 　　马侃阵营否认报导 　　据《中国时报》报道，此文一出，马侃阵营当然极力否认，痛斥《纽约时报》污蔑抹黑，而且反过来“揭发”《纽约时报》高层原本认为这篇报导问题重重，只能束之高阁，后来得知自由派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即将刊出专文详述这篇报导胎死腹中的过程，于是决定铤而走险，硬将报导推上火线，宁可牺牲新闻伦理与专业原则，也不愿自家的心血变成同业的独家。 　　《纽约时报》对这番指诘全盘否认，《新共和》也认为应无此事。事态发展至今，《纽约时报》本身反而成为争议焦点。

一九九九年，这本书写作的起点。那时王力雄刚出版《天葬──西藏的命运》。再写一本新疆问题的《天葬》是他最初的想法。不过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 文件”的指控，让他锒铛入狱。不过这个牢狱之灾也成了他理解新疆的一个转折点。在今日中国，能让维吾尔人接纳汉人的地方，大概只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那次 入狱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政治犯的维吾尔人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 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