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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

　　我知道国与黨、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國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國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黨。所以在中國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黨，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你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國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CNN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CNN的自由。 　　在中國找不到像CNN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CNN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CNN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獨、藏獨、疆獨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國？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國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權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國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澤東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國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國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國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最有可能卖国的就是政府中的官员，他们有利用价值，他们有卖国的资本。想一想，敌人最想贿赂最想策反的不会是清洁工人和建筑工人，而是身居高位的掌权者。爱国不是爱政府，恰恰相反，爱国是要爱国民，是要提防政府。美利坚民族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民众从来不是洪水猛兽，掌权的政府才有可能胡作非为。特别是在政府的权力缺乏制衡，一家独大的时候，就会为了政府的权力而限制民众的权利，为了政府的私利限制民众的公利，为了政府的权威限制民众的言论，为了政府的统治限制民众的自由……而政府倡导的爱国，常常不过是“爱政府”的暗喻罢了。不过，可笑的是，有的府把“爱国等于爱政府”的暗喻变成了赤裸裸的明喻，而其他的政府则走得更远，他们把“爱政府”放在“爱国家”前面，公然地宣称政府即是国家，国家即是政府。

国家永远是国家，而政府却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民众有爱国家的权利，但并没有爱政府的义务。

爱国，就要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无论这种权利被自己的政府侵害了，还是被别国的政府侵害了。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美国宪法公认最重要的三个字是卷首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字：WE, THE PEOPLE。这是整篇宪法的基石。这个制度的主人，政府的主人，是人民。如果政府违背民意，人民有颠覆它的权利，包括组织民兵、拿起武器。 这些天赋、自然的民权，在某国却被阉割。不光是ZANG人，你汉人有过那些权利么？没有正常渠道诉求的民众，转向非正常渠道。这当然是政府的责任。看到有人要求“体谅政府”，责难媒体“偏袒”ZANG人，偏责政府。就觉得，如今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思维，匪夷所思，ONL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问一下汉人们：ZANG人所遭遇的，你难道没有也遭遇过？政府拥有大量权力、资源，如果不被严格监视，‘过分’责难，那是很可怕的。至少美国人这样认为。对政府的监督，‘宁可错怪，不可放过’。政府没有理由感到冤屈，民众也不会因此罹罪。因为民众是主子。媒体‘过责’政府，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皆天经地义，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主子-人民，来执行监督。

琼•玛尔提丝2002年至2003年在CCTV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她在比较中西媒体时说：如果美国官员要求CNN停止报导这个事情，CNN马上就会报导：今天有人打电话要求我们停止这个报导。许多美国政府的官员经常抱怨媒体的报导不真实。很明显，美国的媒体不受政府控制。 CNN当然也会犯错误，但归根结底它代表的是自由和公众的利益，不是美国政府。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不就是美国新闻自由的杰作吗？ 瞧瞧，什么是独立媒体？什么是新闻记者？那些谩骂CNN的网民是多么丑陋、愚昧和可悲！

“一名美国记者在战争时期有义务竭其所能地帮助他的国家打赢战争吗？”CNN著名的战地记者阿内特回答：“我认为他们（记者）的职责首先不是为美国效力，而在于告知公众（真相）。” 布坎南咄咄逼人：“如果你在战争中得到消息，伊拉克人的一次反攻即将发动，你会努力示意美国人吗？” 阿内特骄傲地回答：“不。我不是间谍，我是记者。我在以色列、美国或科威特都遵循同样的原则。在巴格达是因为我是CNN记者，它与美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谢天谢地。”

谩骂CNN的网民很丑陋、愚昧和可悲，因为，他们被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毒害太深。同时，他们的愚昧和可悲就在于真的以为CNN是高尚的独立媒体，真的应该很新闻自由和公正，所以忿忿不平要讨得公道地给予批判。 他们与推崇CNN的某些人犯了同样的判断错误。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新华社播发的题为《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社会稳定注定要失败》的文章，文章内容自不必说，满篇充斥着诸如“一小撮、极少数、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指挥、有足够证据证明、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等等词汇。想必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以上的人，对这些词汇都耳熟能详，并无新意。

这位网民的留言有理、有节、有分析，并且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没有全毙，还留了几个无期的名额。）

从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立法意图来看，掌握公众舆论工具和控制言论自由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新兴技术的出现，打开了一个缺口。而面对现代技术给控制带来的新难题，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国力去开发电子通讯技术，以便禁止现代媒体在中国作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平台发挥其独特作用。政府的目标是将新兴的通讯平台掌控在政府手里，而不是通过立法、司法去调节管理。即使政府没法拒绝这些新兴技术以及由此开拓的通讯途径和平台，政府仍然企图把这些空间和自由作为由它来掌控的“礼物”赐予给民众。

为帮助各党政机关科学、及时、有效地监测、汇集、分析、引导互联网舆论，适应各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提高各种涉及民生的公共管理和社区服务决策水平， 2008年12月17—19日由人民日报网络中心舆情研究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共同举办的“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培训班在北京召开。 据悉，此次培训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1、以案例为题材，分析当前突发事件、热门话题的网络舆情，有效控制舆情发展，解决舆情事件危机，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2、以应用为导向，建立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用信息化的手段辅助领导决策和政府公共应急事件。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UK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称为Power of Information Task Force的组织来引导对政府信息、公开信息的共享，他们还设置了一个基于wordpress的blog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举动，当然这样的举动也只有真正为纳税人考虑的民主政府才可能实施起来。和提供公共数据公开化和共享化相反，我们的政府却把大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让互联网数据分享更困难的GFW项目上。

　　二：官员撒谎成性，简直令人怒不可遏。李长江说质监总局以前没有发现过三聚氰安，这是当众撒谎，且不说徐州销往美国的宠物饲料，已被闹得沸沸洋洋（据网上资料显示李局长还说美国之所以在意毒饲料是一种反華行为，我觉得李局长这样的官员如此对待民众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同时三聚氰安至少在今年三月已被发现，但国家质检局为什么视而不见？他们所实行的免检产品，不仅是推卸责任，而且是变相为质检局谋重大的私利，这就像工商局评名牌产品一样，其实是国家公共利益部门化的行为。关于三鹿奶粉为何不公开的问题，河北省政府也公开承认石家庄市政府隐瞒（其实我怀疑中央政府都早已知道，何况河北省政府？他们只不过想把压力往下压，将民愤的方向下移而去掉对最高当轴的烈火罢了）不报三鹿奶粉的问题。而三鹿奶粉事故和当地政府联合起来推迟公开发布毒奶粉的信息，致使大批婴幼儿受害，这是一种公然的刑事犯罪，理应通过法律，通过受理民众的索赔，使他们受到更为强劲的惩处。

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正如一位中国官员前些天所讲，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十分复杂，中国的银行还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犯这种错误的程度。

一位投资者上周五在热门股票聊天室东方财富网(eastmoney.com)上写道：“美国政府极其活跃，但中国政府眼看着我们的钱蒸发掉，却无动于衷。”

鉴于许多政府官员参与了去年席卷中国的炒股热潮，此次大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私下交流机会。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这一事件已经几乎引起了所有中國人的愤怒，他们在怒斥无良企业主“坏到让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一如既往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是“质监局的失职”导致了这场灾难，一些一直试图用“经济变革”摧毁这个“專制国家”的人，也开始在网上刻意渲染和放大政府的弊端。但也有人在同时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被一些精英所憎恶的毛时代，没有、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并认为，“正是这些改革派导致了今天的恶果，他们用30年时间，把绝大多数中國人变成了一个个金钱至上的‘经济人’，但现在，他们又用这个结果来证明‘政府’的罪恶，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國人有权利知道这一系列恶性事件的真正真相并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般来说，在一个全能管制型政府控制下的国家，天灾发生了，救灾依靠谁？当然只能依靠这个拥有全部资源和组织能力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在灾难面前是不是总和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答案是：不见得。这是因为一个以获取更多合法性资源为己任的政府往往是通过对政绩的追求来获得的，而政绩可以通过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获得：即干了活被大家看在眼里并且实际干活效果不错，还有就是告知大家我干了活并且实际效果不错。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方式同时使用。

一个批评政府者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看到自己所有的批评，都被政府通过实干来推翻或证明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无用的批评，或者说，批评和质疑因此实现了预防和警醒的作用。

方媒体之所以总是强调政府操纵，是没有看清楚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他们认为现在的政府可以包办一切，但实际上，中国的民族情绪根源在于儒家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权力和民族本身有一种迷恋，自动向民族主义看齐。

（相比较而言，央府的立场已经变得相对务实，本届政府不管是它的民族政策还是台海问题的态度上都有明显的收缩，比如，台海问题而言，在江核心时代军方非常激进，甚至提出了“宁让不长草，也要拿下”等等的说法，这个声音是从高层直接传出的。但本届政府相对务实得多，也灵活得多，从目前的态势看，基本上遵循只要不独就不打的原则，即使已经开打，如果对方能够回到原来立场，也可以再次压下，继续交往而不是强行统一。可以说，本届政府的态度基本上已经接近于底线了，这是非常务实的。如果西媒迟钝到没有看到这种变化，还是一味以以前的思维来压迫，那么一旦社会出现了大的危机，本届政府的这种务实态度一定会受到国内激进者的批评，可能向更加民族情绪化回归，到时很可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如果从对民族主义考察的角度来看，这次的整个事件可以描述为当“民族主义遇到民族主义”，对于汉人来说，强调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否定了藏族人的民族主义；而西方鼓励或者纵容DL的民族主义时，却否定和限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双方都处在悖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