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这里发表的将是壹报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官方媒体与公开的媒体上开始了一股热腾腾的大合唱：地震不可预测。腾讯等网站还开设"脸厚可以预测地震"等专辑。各级官员与专家纷纷出来声称地震不可预测也没有预测。中宣部则规定了校舍建筑质量与地震预报是两大禁区。壹报主人认为这两大禁令是对民族生机的扼杀也是对民族智商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