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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任职之后不久，一位应聘新政府里面数个新职务的朋友承认，他渴望去能源部。“它就像是60年代的NASA，”他告诉我。“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想去那里。”奥巴马选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朱棣文做能源部长更加增加了其诱惑力。在奥巴马时代早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一页的美好梦想往往都是用避免全球性灾难的方式来重塑美国经济——并且外延至世界经济。

放远一点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硅晶片技术、薄膜技术都在追逐那个具有1万亿美元市场价值的太阳能市场。进行商用规划设计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更远一点看，我们依然有地热、生物燃料等可以选择，它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取代石油。Solazyme是一家旧金山南部的公司，他们那里的工程师就利用海藻产生生物燃料。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桶55加仑的由海藻产生的燃料，然后邀请我取一管海藻，它在那之前已经被用来生产过美味的食用油了。

美国消耗的稍稍超过一半的能源被用在建筑物上面了：12%用于建造，而39%用于制热、制冷以及照明了。“降低能源需求最容易、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建筑物为目标，”Marc Porat告诉我。他是位于建筑环境部门的串行企业家。Porat的Serious Materials可以用来制作高效率的窗户以及低能量需求的干板墙；宽宝水泥用粉煤灰来制作低碳含量的砖和水泥；Zeta社区建造的房屋碳质残留物是最低的。

它们看起来可能平淡无奇，但是商业照明的改进，可编程的恒温器、电视以及冰箱的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以及花费。汽车燃油效率适度的改进节省的原油多达我们一年从波斯湾进口的总量。

总有一天这些技术会汇合在一起的。Buck Rogers给我们描绘了这么一种电力生态系统的未来：它建立在一个聪明的电网基础之上，家庭电力在时髦的电力传输装置以及节能型建筑中缓缓流动，这些建筑都配备了智能型的家用电器，他们会在一天里面电价最便宜的时候来清洗盘子或者是甩干衣服（在未来，电价会上下浮动来反映供求），因此来进一步降低你那本来已经很低的、清洁的能源账单。停电以及价格高峰，就像是Dick Cheney和Enron都将成为遥远的历史，而吉米·卡特将会被称为超过他的时代的人。

硅谷那无边无际的乐观主义不禁让人们想起因特网刚刚起步的早期。“想一下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然后想象一下，5万或者更多那样子的人一起工作努力创新，”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法律公司的合作者、清洁技术专家Mike Danaher告诉我说。“就像他们在90年代攻坚电信技术一样，他们在尝试着清洁能源的方方面面，努力去改变它。”

对清洁能源的热潮横扫整个硅谷，它已经改变了当地的风俗。铺张浪费已经被刻意节约所取代。身份的象征已经不是巨大的游艇以及那大而不规则的建筑物，而是那些设计的追求节约能源到底的家居设计。它不仅仅可以产生满足自己应用的电力，还可以无偿提供给电网一部分来使用。一位顶级风险资本家向我展示了他在Portola Valley的家，他就开始了这么一项工程。在选择回收的石料以及堆粪厕所之后，他彻底地向环境主意热潮屈服并且在这条路上一路前行。它和当地一家苗圃合作来种植“原生态嬉戏草坪”所需的植物群，并且带来一批野生生物学家。他们配备了运动敏感性的夜视摄像机，用于诱使那些难以捕捉的沿河乌龟以及暗足林鼠（dusky-footed wood rat）原本在此回到其自然栖息地。他们还在制作一部关于这个的纪录片。

这种兴奋之情延伸到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强调。它让硅谷的领导力量们认识到，这位总统是了解情况的。“加州是新的德州，”Danaher狂喜地说道。“在白宫终于有一种认识倾向了：技术革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可以改变事情。”

90年代以及2000年后的因特网和社交网络蓬勃发展是独立发展的而清洁技术则牵涉到了能源政策。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对事态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发言能力。

当阿拉伯石油禁运引起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之后，两个主要的障碍阻碍了国内清洁能源工业的发展。第一个就是电力公司控制了输电线而且不希望产生竞争。第二个就是发展和应用新技术的令人咂舌的开支。卡特总统在1978年用一项他称作是“道义战争”的计划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迫使公用事业公司接受来自像风能或者太阳能公司的电力；而且他第一次使可再生能源补贴以投资税收抵免的方式成为可能。两年后，国会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提高了补贴额度。

在整个加州，风能都变成了流行的避税措施。

太阳能也从这一优惠政策获益。从1980年开始，它还获得了加州的物业税豁免，用以支付数英亩的太阳能镜子的花费。受到这些激励方案以及涌现出的“石油峰值”理论的刺激，像壳牌、埃克森石油公司以及阿莫科公司成为在太阳能技术上最大的投资者。

这些在1985年戛然而止。罗纳尔多·里根——当时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削减其前任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把投资税务抵免取消掉了。很明显，里根看不起风能。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指示国税局取消这项优惠了。当他在1986年把《税收改革法案》发送给国会的时候，他把加州的风能发电机单独列出来作为需要改革的证据。此时石油价格滑落，这个行业很快就崩溃了。

到1991年，Luz旗下已经有了九个发电厂，而且已经开始了组建第十个。而此时加州的物业税豁免到了重新续订的时候了。这一补贴是这个公司无法离开的。当时，Luz的354兆瓦声场能力占了全世界太阳能90%。他基本上就是无与匹敌的。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一太阳能物业税豁免似乎就只对一家公司有利的。“这绝对是疯了，”Goldman说。当共和党州长否决了继续实行这一豁免时，这家公司破产了。它的九家发电厂依然在运转，现在属于Florida Power & Light。Goldman现在是BrightSource的一名主管。

对于那些越来越小却依然奋战的公司来说，困境并没有减轻——不仅有来自右派的，还有来自左派的。比如，Kenetech Windpower就一直和被行业内称作“鸟类杀手”的名字纠缠不清。

对那些同情风力发电厂的人来说，这一项目的可行性是被关注的焦点：残害金鹰违反了美国《候鸟协定法案》。Kenetech最初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协商，希望得到“杀戮限额”，后来实行了更为永久的解决方法：破产。

当税务减免消失的时候，风能和太阳能没有消失。他们走向了海外。丹麦（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政府支持，并且在风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以及西班牙的成功是通过要求电力公司付给那些向电网输送电力的人以高于市场税率的“输入关税”来实现的。日本同样也建立了活力四射的太阳能市场。

尽管美国的生产基地被破坏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风能最大的市场。1992年，国会开始重建这一产业——这次是以生产能力而不是投资来支付税收抵免的。这一市场又兴起了，当税务抵免过期的时候，它再一次崩溃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这一兴起-衰落的循环还重复了三次，而且非常接近第四次了。上个秋天里面，在经历了18次要延长生产税收抵免的努力之后，国会在其休会之前的一件最终法案文件中允许了一年的延期。

从图上看，美国清洁能源的生产的历史就像是锯齿，随着补贴的来去而起落。日本、德国、西班牙以及丹麦则呈现平滑的上升曲线，这也是政府政策一致性的反应。

尽管有这些问题，新的技术依旧不断涌现，而且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他们的耐心要比国会那多变的注意力大的多。因特网繁荣带来的兴奋、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机遇使得风险资本家把赌注押在了清洁能源上面。越来越多的州开始要求电力的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就代表了一个日渐增大的市场。虽然这件事在老布什的功绩里面微不足道，但他在担任德州州长时被该州商人们所鼓舞，于1999年签署了被奉为典型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德克萨斯轻易地成功了，现在他们生产的风能比丹麦还要多。 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多点下注，希望能有几个可以成功。它创造了今日的清洁能源。但是风险资本家却没有办法复制因特网的巨额增长，他们还不足以与价值5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市场竞争。Google只需要2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就做到了今天的地位。而一个大型的风能或者太阳能设施可能需要5亿美元来开始。“当你谈到能源基础设施的时候，你谈论的是数千吨的钢铁、玻璃以及巨大的涡轮机，”Ausra的建立者之一Peter Le Lièvre说。“硅谷的所有投资者加在一起也没办法给一个项目投资5亿美元。”

税务抵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利用这一政策就必须欠税。而大多数刚刚起步、还在为了盈利而奋斗的公司则没有这么个优势。所以当一个公司想要建造一个风能或者太阳能发电设施时，它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是合格的，却怎么也无法实现这一“税务平等”。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和那些这么做到的人合作，和那些可以支付5亿美元的投资的人合作，并且产生的利润足以带来一个丰厚的税务单。在见证了20年的破产衰亡史之后，传统的美国银行压根就没有这个兴趣。欧洲的银行态度积极，投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不满足美国的税务抵免条件。刚愎自用的政府刺激方案要求有一个大的资产负债表，巨额利润以及没有风险。去华尔街吧。

投资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杜撰了“成员倒装结构”、“倒转过关契约”这么复杂的名字，用以作为税务平等媒介来利用税务优惠。这些交易即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协议，它们用以换取往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些交易可以适用于主要是其他投资所得的利润（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对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税务平等是生死攸关的：各类信贷结合起来可以抵消一个工程三分之二的资本花费。像雷曼兄弟、Wachovia以及美国国际这样的公司成为了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甚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投资的应用级工程生产了美国大多数的清洁能源。

强迫可再生能源公司通过华尔街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因此牺牲一部分支持——是没有必要且效率低下的。但它同样把这个行业的命运和金融世界里面最有进取心的玩家联系在了一起。

去年年初，这一数百亿美元的税收平等有18个提供者。在九月份破纪录的大屠杀之后，这一数字降低到了4家。信贷冻结，大多数项目也陷于僵局。突然之间，不仅仅是那些刚刚起步的公司，似乎整个可再生能源工业都陷入了死亡谷。

奥巴马就职以后，气候变化问题有长、短两个部分组成。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可再生能源业从华尔街危机里面解救出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解决萧条的手段。还因为，要达到碳排放降低的足以限制气候变化这个更大目标，把清洁技术快速上规模很有可能是唯一途径。另一波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很有可能使其成为不可逾越的困难。 为把经济转向类似于Amory Lovins所说的温和路线做出了三个努力，其中经济辞镜方案是第一个。为弥补税务平等的缺口，这一刺激方案提供了327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拨款。并且为了吸引新的投资者投入更大的工程，还提供了134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为了增加政策稳定性，它把各类税务优惠延长到了3至8年不等。最让人震惊的是，它指示能源部直接投资给那些有希望的清洁技术公司（尽管其收益是就业岗位以及环境利益，而不是平等）。大笔一挥，奥巴马总统就把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险资本家。三月份，当负责此项目的官员出现在圣巴巴拉的能源会议上时就被热切的CEO们围住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这一刺激方案基本上拯救了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业，”风险资本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执行主管Raj Atluru说。

奥巴马计划的第二部分——国会将在今年夏天考虑把它们作为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把像在德州、加州以及其它的州存在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制定为国家标准。这会给努力增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法律保障，并且消除另一个里根式的政策大逆转。最后并且最显眼的组成——它也是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给碳排放定价：这可能是通过建立一个奥巴马预算中的那种限额交易系统的方式来实现。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能源化学家Nathan Lewis预测，要把大气碳含量限制在450ppm，我们要生产13000千兆瓦的清洁能源才可以。（现在的全球太阳能生产能力是10千兆瓦。）它们的成本必须低到足以让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污染者来接受。朱棣文认为这要求我们有诺贝尔式的科学突破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思想还是经济上讲，美国在那之后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因为对气候威胁的认识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布什对《京都议定书》这样子协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粗暴否决也导致了我们的蔑视。当170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于12月份商讨下一阶段气候条约时，即便是奥巴马总统这样急剧改变做法最多也就是给我们赢得人们对挥霍无度的孩子小心谨慎的接待。同时，80年代涌现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我们推给别人了。“我们把风能和太阳能送给欧洲三十年了，”Raj Atluru说。“因此，他们有消费可再生能源巨大的市场，也有出口这一技术最大的公司。”

但是欧洲在领衔这一领域的几十年里面却没有创造可再生能源的巨大突破。缺乏创业文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也是为什么尽管欧洲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却无法指望他们成为拯救者。斯堪的纳维亚实用主义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作为哪里有可能出现解决方案的标志，美国去年在清洁技术上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了58亿美元——整个欧洲和以色列加起来才18亿美元。这还是在奥巴马下注之前的数额。

美国资本主义即使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其中之一就是，如果前景良好的创业计划的盈利潜力在风险资本家10年投资预期之外，它们是很难得到投资的。能源部的研究经费自从被里根削减之后再也没有提升过来。而看起来在开发、控制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即电力设施——上面举足轻重的私有经济领域也没有认真进行过技术开发，因为政府一个世纪以来的政策都使得走强硬路线那么的容易。清洁技术圈内人士通常指出，电力企业在研发上面的支出只有其收益的极小一部分，可能只比宠物食品公司多一点。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因特网以及GPS这类事物的先驱。

技术、政策以及金融永远都是相互作用来决定清洁技术发展的步伐的。自从卡特总统以后，现在它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结盟——而且更加的强大，因为环境因素和全球关注比1977年要大的多。

清洁能源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两个通常相反的力量，避免它们相互削弱对方：硅谷的自由市场式的创新文化以及华盛顿制定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条款的能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欧洲式那么稳固的稳定性，却不会把我们拘束到欧洲那不足的创新水平。如果事实证明真的要一个诺贝尔式的突破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地球，那么20世纪80年代那个清洁能源自由的起起落落可能会更加的被看好一点。真的，还有谁能够创造这么迅速的改变？这么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阻止气候变化最后、最好的希望很有可能是曾经在这一行做的那么拙劣的国家。

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有关医院改制的问题是不是要这样来问：可以观察到的医疗服务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营利的，非营利的，还是营利与非营利的并存？——为什么？在这些可观察的安排下，当事人包含患者、医者和办医者，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又为什么？

比较容易解释的，是营利性私医构成了人类医疗服务的基础。

有关行医组织的制度安排，我观察到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5000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如御医，也是为帝王一家之私服务的；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行医、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也担负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与营利的、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医疗服务体系。

“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

最后一个类别，全盘国有排除私医的非营利医疗模式，也仅仅在法律上才是“纯粹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常常由形形色色的地下、半地下的 “私医”在提供补充，例如前苏联那些地下医生的故事、“在位的”公家大夫的“额外好处”，以及中国的赤脚医生(见本系列评论之13至18)，以及徐滇庆教授访问古巴得到的观察——那里普遍的免费医疗常常缺医少药，由移民美国的侨民把 “从资本主义免费得到的药品”邮寄回来作为补充。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全盘公医体制守不住，总是发生重新把营利性私医 “请回来”的改革，例如中国1980年代后公立医院的私人承包、改制、以及后来对营利性医院的正式承认和许可。

营利性活动是不是就等于 “昧着良心赚钱”？我的答案是看约束条件。市场交易以清楚的产权界定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许侵犯他人权利就意味着发展一套法律和习俗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惩罚欺诈和其他不正当活动。在这个条件下，任何人想要营利，就不能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并努力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赚钱”，同时还要尽可能节约成本。

杨小凯说过的 “坏市场经济”

涉及生命健康

营利性活动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无非等于收入减成本而已。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实现这个公式，法律(加习俗)限定了下限，道德限定了上限。在中外医疗史上，一个医术高明、收入颇丰的大医生，可以同时是一个道德高尚人士，正如另外一个死命想赚钱的“小”医生，在法律和行规约束下，“无意”中也为他人做了很多好事。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我所谓的“广播学习”不再适合于数字时代，不再适合代表未来学习的新一代学生。

在学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模型中，教师是广播员。根据定义，广播是以单向线性方式从发射者到接受者的信息传播。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是传输者，学生是接受者。公式大概是这样：“我是教授，我拥有知识。你是学生，是个空容器，没有知识。准备好，知识来了。你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装进你的短期记忆中，通过练习和重复，建构更深刻的认知结构，这样我给你考试时，你才能给我背出来。”

作为一年要作若干讲座的人，我深谙此观点中的讽刺意味。但是，我理解我的讲座并不是学习的好方法。它们对吸引听众、改变他们的观点，调动他们从事不同事情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过，我敢说，我讲的90%内容都丢失了。

美国80后是数字化成长第一代。他们生长之际，手机、互联网、短信和Facebook跟冰箱一样正常。在人生定型阶段，这种互动媒体的兴起影响了他们大脑发展及他们思考学习的方式。

大学吸引年轻人的能力显然取决于机构及每位教授。伟大的文理学院都在积极有效地鼓励年轻人，因为有了丰厚的赠与和小班模式，学生有更多量身定做的合作经验。我儿子艾里克斯毕业于安默斯特学院，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本科大学，师生比例为1：8。他的老师们包括一位普利策获奖者，诺贝尔获奖者，所有教授都与促使他们学习的学生一起努力。

名为“好问题”的项目

本项目中所用的一条策略称为及时教学，

“当学生谈论他们认为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时，他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学习……

回顾当时，在线学习很昂贵，但今天，网络工具使之成为教学的好方法，解放老师来设计学习经验，并与学生单独进行更有意义的交谈。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研究证据非常强大有力，可追溯到数年前：“与传统教授课程下的学生相比，使用精心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通常在总结考试上获得更高成绩，在较短时间内学会课程，更喜欢他们的课程，对他们所学的课程培养出更多积极态度，”这是1997年刊登在Educom Review一篇名为《教室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文章观点。“这些观点对更广泛的学生群都适用，从小学到大学，跨越各个学科，从数学到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科。”

网络新生代浸淫于数字技术中，热衷于尝试新事物，而且速度迅猛。他们希望大学好玩有趣。所以他们应该享受自己发现东西的乐趣。正如就技术如何提供新的学习方法的世界顶级专家赛摩尔·帕波特所说：“教育的丑闻是每次你教授东西时，你就剥夺了孩子发现的乐趣与优势。”

老式学习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假设学生应该自学。在考试厅里分享笔记或就论文或家庭作业进行合作，都被严格禁止。而对于大多数网络新生代，个人学习模式都是陌生领域，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在线合作、分享及共同创造。

演讲厅是大规模教育的主要范例。它和大生产、大营销、大众传媒携手并肩。霍华德·加德纳说，在校教育是大规模生产的想法。

维斯其招募了200名学生和作者来描述他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的看法。

如果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的全部就是你可以在线免费得到的讲座——从其他教授那里——为什么还要付学费？

他问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的学习应该被限制在他或她所读大学的教授那里？没错，学生显然可以通过书本或通过互联网从全球各地的知识分子那里学习。可是在数字化世界，为什么学生们不能够从另一所大学的教授那里上课？普罗恩撒认为，大学应该使用互联网创造全球卓越中心。换言之，选择你最优秀的课程，将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相链接，为学生创造毋庸置疑的最佳课程。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感兴趣领域里最伟大的思想——不论是在实体教室还是在线。全球学院也将在线对任何人开放。这是我在与他人合著的《维基经济学》一书中表述的一个美轮美奂的例子。

焦老师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试着来回答这里面的基本问题： 1、首先“教师博客”这种说法应该扔到一边。教师首先是人，然后是才是教师。首先是一个blogger，然后才有edublogger。——“教师博客”的背后是一种“工具论”思想在左右，在具体指导和操作上，又通过“区域博客”把本来有可能与世界直接互联的老师，圈回了学校和所谓的区域教研、学科教研等这种小圈子里。深度的互动和自由的呼吸、开拓的视野等密切相关的。所以，请先正确理解什么是blogger，以及所谓的海盐教师博客等“区域博客”给教师发展和个人发展所造成的伤害。 在有可能做一个自由的blogger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尝试和老师一块体验和挖掘以blog为基本元素的Web2.0技术及社会思潮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个可能性，并鼓励老师先跳出学校、跳出区域教研等，去做一个自由的blogger，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如果在他们自由思考的过程中，反过来想对他们从事的工作做些探讨，我们鼓励他们可以借助blog记录和交流，并和他们探讨blog对个人学习、积累、交流、展示等等的价值。 2、有以上的基础，可以进一步讨论，blog及Web2.0技术与社会思潮给自下而上的教育和社会变革带来的可能性，以及有可能如何参与到这种变革中。这样的话，也才有真正的讨论空间。否则，我们要像哄孩子一样哄老师吗，哄着老师和我们一块写博客，讨论教育吗？ 小“关中客”—— 小石， co-founder of Sociallearnlab.org， xiansf # gmail.com

我们目前教育制度让人更沮丧的是，它把千百万“普通”学生落在后面。让这千百万孩子们自生自灭（教育层面而言），他们拥有不可思议的潜能，可他们从未意识到。

我并非说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一无是处，我们确实从中学到基本知识。然而，我们在学校学的很多东西在这个真实世界都不实用。 博客课程在哪？理财课程在哪？致力于根除贫穷的课程在哪？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意义的课程又在哪？ 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太强调成绩，却不关注释放隐藏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潜能。

我不少朋友都说“我讨厌看书”。 而我总回答说，“你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书。”

为了补充教育而进行阅读时，我们读的书必须与我们相关。不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家长，必须是我们。每本书都应犹如使我们灵魂完整的拼图。

时下的教育制度过于强调无关宏旨的内容。繁重的作业。完美的语法。记忆。而这一切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无所事事长达10年之久。

教育关乎释放一个人的信心。教育是从失败中学习。教育是从经验中成长。教育是发现你的热情，然后进行追求。

教育不是死记硬背。教育不是分析对你毫无意义的书本。教育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你讨厌的课程上。教育不是让你麻木，只因你害怕失败。

教育意在启蒙。而阅读和经验乃是钥匙。

传统的生命时间线： 高中；大学；研究生；工作（可能是你最厌恶的）；退休；死亡 为什么不是： 高中；寻找生命意义；热爱你的工作；活出你的生活；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 后者听上去更吸引我。

眼下的教育制度有着与生俱来的瑕疵。时过境迁，我们必须停止纠结于“书本聪明”，而是要关注如何释放我们的热情。

我对当今世界问题的答案有着无比的信心：贫穷、战争、疾病，将由当今的年轻人解决，并非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跟随自己的热情。

我知道当我说以下内容时，我代表了全球数百万学生的心声： 我们厌倦了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够优秀。我们厌倦了做这种不用心的功课，这只会增加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厌倦了因为辜负了成为A+孩子的期望而感到一文不值。 我们厌倦了别人告诉我们可以或不可以成为谁。难道我们不应自己为自己决定吗？ 我们需要被鼓舞，我们需要被鼓励，我们需要花时间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世界。

获得好成绩不是问题。让成绩主宰一个人的生活才是问题。

如果你能改变世界，我就给你个A。:)

而讽刺的是，搞清楚为什么学习本应该属于教育中的头等大事，一个人学习了12年，仍未找到真正答案。我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假如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为什么学习、想学习什么，那么现有教材、教学方式的丑陋面目便一览无余，学校这个商业机器可真就离分崩离析那天不远了。

假如我们已经搞清楚学习的本质，教育又将由哪些部分组成呢？知识提取。所有知识可以随意获取，而最终提取什么取决于学习者自身。知识研究。提取之后，将有导师或助教带领学习者共同学习、研究，并分享成果。问与答。一种是学生问老师，老师解疑点拨；一种老师问学生，学生带着问题去重复知识研究。社交活动。学习的过程不应局限在任何一个场所——比如学校，它应渗透在学习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颁发文凭。它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相对公平的客观评价，它不能代表什么，但也代表了很多。

一旦这些资源——公海、道路、景观——有了明确的物主，一旦有办法降低“界定产权”和“买卖产权”的成本，那么所谓的“外部性”就会立即消失。“外部性”恰恰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缺乏市场。不是产权失灵，而是产权缺席。

翻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里面说市场是会“失灵”的。所谓“失灵”，是指经济学者无法用供求原理来解释的现象。为了挽救供求原理，经济学者就敷衍说市场“失灵”了。

听听经济学者在报章杂志上的评论，或翻开经济学教科书，随处都见得到“市场失灵论”的踪影。但是，那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解释失灵”。解释者尚未深入了解事情的原委，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约束条件，才会觉得现象与经济理论之间出现了冲突。只要解释者对真实世界进行调查，只要他们找到了在起作用的约束条件，那么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就会化解，所谓的“失灵”就会立即消失。

Oliver在收到朋友寄来的明信片时，同事说明信片就像Twitter一样，这句话让Oliver印象很深刻。的确两者有些相似之处：内容空间有限制，只能写简短的话语；话语都是公开的，周边朋友都看的到；明信片的反面是照片，而Twitter的个人profile可以设定个性化图片……

当然，提高明信片的使用频率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真正的目标是对于参与书写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参与社会关怀的方式，也是提醒人们放慢生活节奏的一个方式。

– 公益组织如何参与这个计划？ 公益组织可以作为某个明信片营销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公众服务场所，投放以公益组织所设计的主题的明信片。简单的话，可以仅仅是明信片上印上公益组织的LOGO和宣传语，除此之外，明信片可以和普通明信片一样；稍微复杂一点，可以由公益组织指定一些明信片的目标收件人，邀请人们给这些目标收件人写一些话语，至于如何鼓励和动员人们写，写哪些内容，则需要公益组织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计主题；再复杂一些的话，可以将明信片的图案设计成和公益组织所设计的主题有关，投放明信片的场所，也可以设计专门的展览。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杨东平近日在他的博客中提出：“教育需要打一场‘反恐’战——消除家长的集体恐慌。在不能改变大环境的情况下，家长其实还是可以做选择的。至少，要抵制万恶的奥数，抵制那些以戕害儿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学习兴趣为旨的‘培训班’”  。

我为什么没逼迫孩子学习，报这班那班却心理很坦然，因为我知道孩子成长成才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也因职业关系看到太多的逼迫孩子学习的恶果。在我这儿，经常能接触到因压力太大而导致厌学、恐学、拒学，精神分裂，严重的神经症、抑郁症、社会适应不良的孩子和年轻人，而他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或毕业于名牌大学。     很多父母痛哭流涕，悔不该只抓孩子的学习，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健康，“我现在只希望他能是个正常的人，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就行了。

“科斯地板”（Coasean floor）

在这样的巨变下，企业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弄清楚，什么事情顾客自己做可能比企业为他们做反而来得更好。

设想一下，如果一家大型书店中的每种书只有一册样书，而当顾客选中某一本的时候，书店可以当场印制出来交到顾客手中，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唱片店当场刻制顾客需要的唱片又会如何？在这样的情形下，消费者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书店或唱片店不再有库存和上下游的浪费。

大规模业余化

“永续建筑，协力造屋”

2005年8月，谢英俊在河北又做了另一件实验性的活动:通过网上招募，他动员了40多名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等二十多所高校建筑专业的高才生，来翟城村参加“暑期建筑工作队”，动手建造示范性的住宅。 　　很多学生都是生平第一次动手盖房子，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在谢英俊指挥下建成了地球屋001号、002号和印尼亚齐省麻达屋002号三座住宅。这些住宅主要采用木材、泥土和草料建成，木梁木檩、麦秸泥墙、灶台火炕……质朴而漂亮。

　“我是要告诉大家，盖这种房子，农民可以就地取材，不依赖市场。麦秸、黏土几乎无成本，劳动力也是。算下来盖一栋这种木结构的两层楼，连工带料还不到5万元。”

真正的机会是拥有一个部落，一群跟随者，彼此相互连接着并投入到活动中的忠诚跟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