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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些资源——公海、道路、景观——有了明确的物主，一旦有办法降低“界定产权”和“买卖产权”的成本，那么所谓的“外部性”就会立即消失。“外部性”恰恰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因为缺乏市场。不是产权失灵，而是产权缺席。

翻开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里面说市场是会“失灵”的。所谓“失灵”，是指经济学者无法用供求原理来解释的现象。为了挽救供求原理，经济学者就敷衍说市场“失灵”了。

听听经济学者在报章杂志上的评论，或翻开经济学教科书，随处都见得到“市场失灵论”的踪影。但是，那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解释失灵”。解释者尚未深入了解事情的原委，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约束条件，才会觉得现象与经济理论之间出现了冲突。只要解释者对真实世界进行调查，只要他们找到了在起作用的约束条件，那么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就会化解，所谓的“失灵”就会立即消失。

生活经验教我相信，人世间确有“利他主义”这回事。母爱总是可靠的证明吧。我有个小弟，患有哮喘，发作的时候，整夜不能平躺。妈妈白天上班，晚上整晚抱他睡觉，有时候一连五天——应该没有任何愉悦的。是 “养儿防老”吗？我的弟弟21岁就过世了。自己下乡北大荒时，有一次在山里高烧几天，师傅老张头走几十里地下山帮我去拿药——可以说那是基于 “互惠”的计算，不过倘若我这个后生一病不起，他又到哪里获得回馈？留学时得到像盖尔·约翰逊教授那样的好人的帮忙，我到今天也不相信，他会想从我这样一个来自中国、40岁才开始学英文的 “学生”身上，得到任何 “回报”。

我自己是后来读到科斯说他并不相信人都是理性的那段话后，才认定根本就不需要那类假设。经济学的出发点是资源相对于人的欲望的稀缺性，至于那欲望究竟是为了利己、为了利人，还是又利己又利他(甚至既不利己也不利他)，请心理学告诉我们吧。对我来说，“稀缺”足矣，因为在稀缺的前提下，人们的行为有规律可寻。

这就是说，识别真正需要救济的人，把善心用到该用之处，是恻隐之心发挥作用的一项重要代价。

我相信这也是慈善组织、城市济贫传统以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由来。因为专业化分工可以降低识别救助对象的成本，同时也提高行善的效率。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谁要有本事把赈灾物资送到真正需要的灾民之手，救灾捐赠物资的数量就一定增加。反过来，慈善组织的丑闻，向来是压制行善倾向最无情的杀手。

有趣的发现是，传统乡土小社会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社会，发挥恻隐之心的条件截然不同。小社会行善的能力小，但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互相知根知底，歪曲利用他人善心的余地也小。现代大社会由费孝通先生所谓的 “陌生人”组成，行善资源总量大，但识别、执行的成本也高。

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有关医院改制的问题是不是要这样来问：可以观察到的医疗服务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营利的，非营利的，还是营利与非营利的并存？——为什么？在这些可观察的安排下，当事人包含患者、医者和办医者，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又为什么？

比较容易解释的，是营利性私医构成了人类医疗服务的基础。

有关行医组织的制度安排，我观察到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5000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如御医，也是为帝王一家之私服务的；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行医、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也担负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与营利的、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医疗服务体系。

“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

最后一个类别，全盘国有排除私医的非营利医疗模式，也仅仅在法律上才是“纯粹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常常由形形色色的地下、半地下的 “私医”在提供补充，例如前苏联那些地下医生的故事、“在位的”公家大夫的“额外好处”，以及中国的赤脚医生(见本系列评论之13至18)，以及徐滇庆教授访问古巴得到的观察——那里普遍的免费医疗常常缺医少药，由移民美国的侨民把 “从资本主义免费得到的药品”邮寄回来作为补充。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全盘公医体制守不住，总是发生重新把营利性私医 “请回来”的改革，例如中国1980年代后公立医院的私人承包、改制、以及后来对营利性医院的正式承认和许可。

营利性活动是不是就等于 “昧着良心赚钱”？我的答案是看约束条件。市场交易以清楚的产权界定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许侵犯他人权利就意味着发展一套法律和习俗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惩罚欺诈和其他不正当活动。在这个条件下，任何人想要营利，就不能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并努力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赚钱”，同时还要尽可能节约成本。

杨小凯说过的 “坏市场经济”

涉及生命健康

营利性活动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无非等于收入减成本而已。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实现这个公式，法律(加习俗)限定了下限，道德限定了上限。在中外医疗史上，一个医术高明、收入颇丰的大医生，可以同时是一个道德高尚人士，正如另外一个死命想赚钱的“小”医生，在法律和行规约束下，“无意”中也为他人做了很多好事。

山崎一直以来重视中国这个国家、人才、市场、资源、问题以及未来，并与各界人士有着长期、密切的来往，曾也出版过《对中美经济同盟无知的日本人》（日本德间书店2007.2）一书。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未来与他所提倡并积极推进的“太阳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在21世纪，资源再生・自然能源利用型的太阳经济将取代资源・能源浪费型的石油经济，新的产业革命即将开始。所谓太阳经济，就是利用技术和知识，使人类可以在太阳的恩惠下生活。通过利用太阳能，节约资源，确保水和食物等资源，实现人类自救，维护人性的经济。”

山崎在世界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形势下出版的著作《日本“复活”的最终处方》（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社.2009.2）中提出了一种思路：现在全球经济已走到了十字路口，缺少令人信服的增长点，特别是以欧美为中心建立起的、过于自信的金融市场崩溃，除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妨碍世界经济更好的投资意向外，特别是以原先石油为主导的经济体系本身，已出现了滥用资源、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从而使已困难的全球经济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重新整理思路，寻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平衡点。

纵观世界经济史，19世纪是由大英帝国主导的“煤炭经济”，主要用的是蒸汽机、纺织机、焦炭炼铁；20世纪是由美利坚合众国主导的“石油经济”，主要用的是发动机、火力发电、汽车、飞机、石油化学。而山崎发明的“太阳经济”不同于以上两种经济，是追求最大限度利用风力、太阳光等太阳家族中最原始的资源。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我所谓的“广播学习”不再适合于数字时代，不再适合代表未来学习的新一代学生。

在学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模型中，教师是广播员。根据定义，广播是以单向线性方式从发射者到接受者的信息传播。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是传输者，学生是接受者。公式大概是这样：“我是教授，我拥有知识。你是学生，是个空容器，没有知识。准备好，知识来了。你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装进你的短期记忆中，通过练习和重复，建构更深刻的认知结构，这样我给你考试时，你才能给我背出来。”

作为一年要作若干讲座的人，我深谙此观点中的讽刺意味。但是，我理解我的讲座并不是学习的好方法。它们对吸引听众、改变他们的观点，调动他们从事不同事情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过，我敢说，我讲的90%内容都丢失了。

美国80后是数字化成长第一代。他们生长之际，手机、互联网、短信和Facebook跟冰箱一样正常。在人生定型阶段，这种互动媒体的兴起影响了他们大脑发展及他们思考学习的方式。

大学吸引年轻人的能力显然取决于机构及每位教授。伟大的文理学院都在积极有效地鼓励年轻人，因为有了丰厚的赠与和小班模式，学生有更多量身定做的合作经验。我儿子艾里克斯毕业于安默斯特学院，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本科大学，师生比例为1：8。他的老师们包括一位普利策获奖者，诺贝尔获奖者，所有教授都与促使他们学习的学生一起努力。

名为“好问题”的项目

本项目中所用的一条策略称为及时教学，

“当学生谈论他们认为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时，他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学习……

回顾当时，在线学习很昂贵，但今天，网络工具使之成为教学的好方法，解放老师来设计学习经验，并与学生单独进行更有意义的交谈。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研究证据非常强大有力，可追溯到数年前：“与传统教授课程下的学生相比，使用精心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通常在总结考试上获得更高成绩，在较短时间内学会课程，更喜欢他们的课程，对他们所学的课程培养出更多积极态度，”这是1997年刊登在Educom Review一篇名为《教室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文章观点。“这些观点对更广泛的学生群都适用，从小学到大学，跨越各个学科，从数学到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科。”

网络新生代浸淫于数字技术中，热衷于尝试新事物，而且速度迅猛。他们希望大学好玩有趣。所以他们应该享受自己发现东西的乐趣。正如就技术如何提供新的学习方法的世界顶级专家赛摩尔·帕波特所说：“教育的丑闻是每次你教授东西时，你就剥夺了孩子发现的乐趣与优势。”

老式学习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假设学生应该自学。在考试厅里分享笔记或就论文或家庭作业进行合作，都被严格禁止。而对于大多数网络新生代，个人学习模式都是陌生领域，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在线合作、分享及共同创造。

演讲厅是大规模教育的主要范例。它和大生产、大营销、大众传媒携手并肩。霍华德·加德纳说，在校教育是大规模生产的想法。

维斯其招募了200名学生和作者来描述他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的看法。

如果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的全部就是你可以在线免费得到的讲座——从其他教授那里——为什么还要付学费？

他问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的学习应该被限制在他或她所读大学的教授那里？没错，学生显然可以通过书本或通过互联网从全球各地的知识分子那里学习。可是在数字化世界，为什么学生们不能够从另一所大学的教授那里上课？普罗恩撒认为，大学应该使用互联网创造全球卓越中心。换言之，选择你最优秀的课程，将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相链接，为学生创造毋庸置疑的最佳课程。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感兴趣领域里最伟大的思想——不论是在实体教室还是在线。全球学院也将在线对任何人开放。这是我在与他人合著的《维基经济学》一书中表述的一个美轮美奂的例子。

中国知名PC厂商宏碁在今年Computex展会上宣布，将同英特尔合作，以开发出可在Android平台运行的上网本。预计其他PC厂商也会纷纷跟进。此外，英特尔也希望推广另一款基于Linux的平台：Mob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