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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高校教师更快地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

我们深感到，当前不仅迫切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更重要的是必须更新广大师生的学习观念与教学模式，培养在多媒体和网络环境中高效学习和教学设计、管理、评价、服务的能力与方法，这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当前我国高校改革发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建设！这显然需要才信息时代的要求出发，研究高校教师素养的结构，并据此设计教师培训课程体系。

我们认为，能够较好胜任 高校网络课程建设的新一代大学教师 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 网络课程 教学设计、开发、评价、管理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两个层次的结构图来展现。 图1 新一代大学教师素养第一层次 结构示意图 ?? ??接着我们再分别深入到其三大基础之中，进一步分析 新一代大学教师素养 第二层次的结构。 图2-1：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教育 基础理论 图2-2：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技术基础图2-3：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艺术基础图2：新一代大学教师素养 第二层次 结构示意图 　　新一代大学教师 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 网络 学习理论、 网络 课程与教学理论、 网络 教育传播理论，这三大理论都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如教育传播理论正在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新模式），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 系统理论与方法论，尤其是当代迅速发展的非线性科学 （分形、混沌、超循环理论等） 及其方法论 ；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技术基础包括：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其中不仅包括计算机专业的数据库技术，还包括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的数据管理和检索技术，而且必须从教育资源建设的角度将这两方面整合起来）、通讯技术（包括天网、地网和人机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 教育人工智能技术 （各种复杂技术要想在教育中广泛采用，必须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因此，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必将成为广泛吸收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的重大前沿课题）； 　　 教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 口才与文才是传统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基础 ，信息时代 大学教师 的艺术基础 则需要从原来的 语言文字艺术 扩展为 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这是多媒体在教学和社会中广泛采用后，对教师的新要求，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尚未引起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足够重视，而且缺乏一个相应的概念，我在三年前提出一个新概念：数字文化艺术，数字文化艺术应该成为 新一代教师 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 　　 以上这些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高校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之内在结构，成为数字化生存环境中新一代教师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网络课程建设的水平，提高我国高校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核心竞争力。

优秀的大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我在十五年前做过一个调查，研究了名牌大学优秀的学生的共同特点，并进一步调查，用人单位希望录用什么样的大学生？最后我概括了五条： 　　第一、自学能力强，特别是创造学习能力强。我认为这是优秀大学生的首要标准； 　　第二、知识面广，兴趣广泛又能专注某个领域； 　　第三、表达与交往能力强（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计算机和外语、艺术表现力）； 　　第四、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强（能够承受成就与挫折双重考验）。 　　第五、对自己要有正确的估价，并善于理解和尊重他人。

但是毕竟时代在发展，这十几年是急剧变化的年代，对优秀大学生提出的新要求是什么？是信息素养。近6年来，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我从三个层次，五个方面归纳的信息素养的内在结构： 第一层次：驾驭信息的能力 　　① 高效获取信息和批判性地评价、选择信息的能力； 　　② 有序化地归纳、存储和快速提取信息的能力； 　　③ 运用多媒体形式表达信息、创造性使用信息的能力， 这也就是新的写作能力 ； 第二层次 　　④ 将以上驾驭信息的能力转化为自主、高效地学习与交流的能力， 包括跨时空，跨文化的学习交流能力 ； 第三层次 　　⑤ 培养和提高信息文化新环境中公民的道德、情感，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 这点最重要也最困难。我们在创建一个新时空，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来时空的规律。我们怎样使这样的一个时空变的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文化的魅力和活力，这个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总之新一代大学生必须成为具有较高素养的终身学习者。

自1998年开始，我们在华南师大开设了《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后来又推广到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并将课程名称改为《学习科学与技术》[3]。我们努力使这门课程成为推动信息时代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舞台和实验研究基地，成为让高校师生了解和体验信息文化环境下新型学习模式的窗口。

开始我们主要讲授和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理论与学习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觉得学习理论过于抽象，学习方法又过于琐碎，二者都不容易掌握。经长期实践探索，我们逐渐认识到，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学习理论与方法之间的中间环节——学习技术。

通过借鉴当代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所创立的学习型组织的5项修炼技术，并经过在大学生课堂中多年的反复实践探索，我们逐步总结出适合我国当代大学生运用的五大学习技术。具体包括“学习目标导向技术”、“自主学习技术”、“团队学习技术”、“激发与强化学习动力技术”、“学习评价与反馈调节技术”，而统领并贯穿在这五项学习技术中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则是“系统思考”。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深入探究学习科学与技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探索（至少需要将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三者内在融为一体），而且面临当代信息技术的挑战，尤其要冲破现行教育观念和体制等重重障碍，其中的艰难和酸甜苦辣，没有真正置身其中，恐怕是难以理解和体会的 。经过6年的实践探索，本课程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第网络课程的评审、验收，并被评为我国高校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

最后，我想概括我的教育理念，向同行和各位教师请教。我高中毕业后在艰苦的环境里劳动了 9年，28岁才有机会读大学本科，32岁毕业后在大学教了23年书，先后教过哲学专业、教育学专业和教育技术学专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探索和教育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教育理念，特别是我的教育价值观。教师都追求最好的教学，那什么是最好的学习？什么是最好的教学？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我用三句话来表达： 　　最好的学习是个性化的学习； 　　最好的教学是对话式的教学，古今中外的大教育家们都倡导对话式的教学，这不仅可以“因材施教”，而且可以“因势利导”； 　　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就是帮助学生获得自我意识与自我超越，这学习的本质，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杨东平：但是到1998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教育部，没有任何解释。从教育管理角度讲是一个倒退，丧失了曾经有过的功能。今天这一轮教育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统筹职能还要扩大，还应该搞“大教育部”。

我们目前教育制度让人更沮丧的是，它把千百万“普通”学生落在后面。让这千百万孩子们自生自灭（教育层面而言），他们拥有不可思议的潜能，可他们从未意识到。

我并非说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一无是处，我们确实从中学到基本知识。然而，我们在学校学的很多东西在这个真实世界都不实用。 博客课程在哪？理财课程在哪？致力于根除贫穷的课程在哪？帮助我们找到人生意义的课程又在哪？ 我们当前的教育制度太强调成绩，却不关注释放隐藏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潜能。

我不少朋友都说“我讨厌看书”。 而我总回答说，“你只是没找到合适的书。”

为了补充教育而进行阅读时，我们读的书必须与我们相关。不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家长，必须是我们。每本书都应犹如使我们灵魂完整的拼图。

时下的教育制度过于强调无关宏旨的内容。繁重的作业。完美的语法。记忆。而这一切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无所事事长达10年之久。

教育关乎释放一个人的信心。教育是从失败中学习。教育是从经验中成长。教育是发现你的热情，然后进行追求。

教育不是死记硬背。教育不是分析对你毫无意义的书本。教育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你讨厌的课程上。教育不是让你麻木，只因你害怕失败。

教育意在启蒙。而阅读和经验乃是钥匙。

传统的生命时间线： 高中；大学；研究生；工作（可能是你最厌恶的）；退休；死亡 为什么不是： 高中；寻找生命意义；热爱你的工作；活出你的生活；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世？ 后者听上去更吸引我。

眼下的教育制度有着与生俱来的瑕疵。时过境迁，我们必须停止纠结于“书本聪明”，而是要关注如何释放我们的热情。

我对当今世界问题的答案有着无比的信心：贫穷、战争、疾病，将由当今的年轻人解决，并非因为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跟随自己的热情。

我知道当我说以下内容时，我代表了全球数百万学生的心声： 我们厌倦了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够优秀。我们厌倦了做这种不用心的功课，这只会增加我们的生活压力。我们厌倦了因为辜负了成为A+孩子的期望而感到一文不值。 我们厌倦了别人告诉我们可以或不可以成为谁。难道我们不应自己为自己决定吗？ 我们需要被鼓舞，我们需要被鼓励，我们需要花时间做我们喜欢的事，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世界。

获得好成绩不是问题。让成绩主宰一个人的生活才是问题。

如果你能改变世界，我就给你个A。:)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我所谓的“广播学习”不再适合于数字时代，不再适合代表未来学习的新一代学生。

在学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模型中，教师是广播员。根据定义，广播是以单向线性方式从发射者到接受者的信息传播。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是传输者，学生是接受者。公式大概是这样：“我是教授，我拥有知识。你是学生，是个空容器，没有知识。准备好，知识来了。你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装进你的短期记忆中，通过练习和重复，建构更深刻的认知结构，这样我给你考试时，你才能给我背出来。”

作为一年要作若干讲座的人，我深谙此观点中的讽刺意味。但是，我理解我的讲座并不是学习的好方法。它们对吸引听众、改变他们的观点，调动他们从事不同事情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过，我敢说，我讲的90%内容都丢失了。

美国80后是数字化成长第一代。他们生长之际，手机、互联网、短信和Facebook跟冰箱一样正常。在人生定型阶段，这种互动媒体的兴起影响了他们大脑发展及他们思考学习的方式。

大学吸引年轻人的能力显然取决于机构及每位教授。伟大的文理学院都在积极有效地鼓励年轻人，因为有了丰厚的赠与和小班模式，学生有更多量身定做的合作经验。我儿子艾里克斯毕业于安默斯特学院，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本科大学，师生比例为1：8。他的老师们包括一位普利策获奖者，诺贝尔获奖者，所有教授都与促使他们学习的学生一起努力。

名为“好问题”的项目

本项目中所用的一条策略称为及时教学，

“当学生谈论他们认为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时，他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学习……

回顾当时，在线学习很昂贵，但今天，网络工具使之成为教学的好方法，解放老师来设计学习经验，并与学生单独进行更有意义的交谈。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研究证据非常强大有力，可追溯到数年前：“与传统教授课程下的学生相比，使用精心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通常在总结考试上获得更高成绩，在较短时间内学会课程，更喜欢他们的课程，对他们所学的课程培养出更多积极态度，”这是1997年刊登在Educom Review一篇名为《教室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文章观点。“这些观点对更广泛的学生群都适用，从小学到大学，跨越各个学科，从数学到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科。”

网络新生代浸淫于数字技术中，热衷于尝试新事物，而且速度迅猛。他们希望大学好玩有趣。所以他们应该享受自己发现东西的乐趣。正如就技术如何提供新的学习方法的世界顶级专家赛摩尔·帕波特所说：“教育的丑闻是每次你教授东西时，你就剥夺了孩子发现的乐趣与优势。”

老式学习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假设学生应该自学。在考试厅里分享笔记或就论文或家庭作业进行合作，都被严格禁止。而对于大多数网络新生代，个人学习模式都是陌生领域，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在线合作、分享及共同创造。

演讲厅是大规模教育的主要范例。它和大生产、大营销、大众传媒携手并肩。霍华德·加德纳说，在校教育是大规模生产的想法。

维斯其招募了200名学生和作者来描述他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的看法。

如果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的全部就是你可以在线免费得到的讲座——从其他教授那里——为什么还要付学费？

他问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的学习应该被限制在他或她所读大学的教授那里？没错，学生显然可以通过书本或通过互联网从全球各地的知识分子那里学习。可是在数字化世界，为什么学生们不能够从另一所大学的教授那里上课？普罗恩撒认为，大学应该使用互联网创造全球卓越中心。换言之，选择你最优秀的课程，将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相链接，为学生创造毋庸置疑的最佳课程。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感兴趣领域里最伟大的思想——不论是在实体教室还是在线。全球学院也将在线对任何人开放。这是我在与他人合著的《维基经济学》一书中表述的一个美轮美奂的例子。

概括地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教育体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公益性的半市场机制，即非营利性的自由办学机制，人、财、物投入按市场价格计成本，产出则不完全按市场计价，这类约占学校90%；另一类是不论投入和产出都按市场计价的营利性学校的办学机制，约占10%。

学生们能够逐课选择在校还是不在校时，他将解体

将教育的边际成本减小到零

……我们使用开源和开放课件……基本上所有可用的东西都免费……教室里没有老师。学生们互相教授……

……我们只教授两门课，商业和信息技术……这是找工作最需要的学位。

……讨论不同步…..因为存在时差，而且也没有视频…..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享用。

Dana Boyd提醒我们“技术不能决定实践”。 Danah Boyd 给一群孩子宽带，给他们iPhone，我们能够想得出不计其数有价值的方案……但如果其中没有文化，这不过成为你跟朋友发短信的另一个玩具……对于“给大家一批笔记本，看他们都做些什么”……这种事让我倍受挫折……不起作用……我们已经看到有学生把电池一拔，随意折腾……我觉得我们只考虑技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将其放在更广阔的体系中。

你怎么教孩子痴迷于一些事情中呢？ 我想科技尤其是游戏的优势之一是其结构有特色，按照大多数家长的说法是，有错误。这些东西让人上瘾，人们沉浸其中，为之痴迷……你看看大多数孩子们玩的游戏，为了玩好游戏而不得不积累掌握的信息比他们情愿在学校里学的要多得多……这种平台有点意思。谁也不用劝告他们，他们径直就玩上了，学习所有信息，而且还相当熟练。

基于游戏的学习

把谈话分为改善公立学校和改善非公立学校环境

学者和教育者听到不少有趣的试验，利用同侪制作、游戏动态学、超级分发、网络无处不在的连接性来创造演示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大家面临的挑战是找到方法利用科技减少成本，增加教育途径；为结构变化创造政治支持，以在公立学校将其变为现实，在将社会混乱最小化的同时，设计从当前教育的产业模式到网络模式的过渡。

不轻易对领导歌功颂德的教授们因此都显得很酷。这样的批判精神也被带到了课堂上。学生们面对教授就跟教授们面对领导是同一个腔调 ：看看谁比谁更酷！学生被鼓励要有质疑精神。

作为起点的大学，成了终点。放松，放纵，他们要把十多年压抑的力比多发泄出来，要补偿自己。性与就业，主宰了校园生活，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如此卑微。可悲的或许是，很多人从来就没有过求知的冲动，因为他们早就没有了那种本能。

变化似乎来自于底层，因 为更多拥有私营企业工作经验的科学家和工程 师重返母校。“显然，在博士和博士 后人群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行业经验。 最终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大学任教。”刘伟 称。

我班上有位从新西兰来的小伙子。他属于“沉默型”学生，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与澳洲完全不同。他很腼腆，刚来时几乎一言不发，但他接受了“挑战”，并将自己的音乐热情公布于众。这对他是个恐怖的经历，但他终于战胜了自己，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让我们班和博客读者来回应。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么勇敢地做同样的事情，但我确实知道他鼓励我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更多冒险，让我更经常“出位”。点击播放键来欣赏他的杰作。（请前往原文试听）

他们给我们学校贴上“差校”的标签，我想或许有几分道理。在我们班上，我们力图将这个标签放在一旁，看看我们可以为社会和社区如何做贡献。今年，我决定我们要支持使他人生活得更好的事业。

在鼓励并且继续鼓励我成为更称职的老师的经历中，这些不过是个中片段。过去从不在学校露面的学生，现在来了，这使我备受激励。过去内向孤僻的孩子，现在站出来成了伙伴中的带头人，我备受鼓舞。当学生力争上游，踏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所取得成绩让我激动不已。作为老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为学生起到学习的模范带头作用。但我逐渐意识到，通常是学生为我们做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