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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现在有些人，患有顽固的西方恐惧症和自虐症，只要一提“普世价值”，就认为是高高在上的西方颁布的圣旨。其实，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中最普世的价值就是“道德金律”，它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来的“恕”道。所谓“道德金律”，就是全球在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共识”，它载入了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和无条件的规则。”什么叫“所有生活领域中”“无条件规则”？还不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我也没有听见哪个宗教派别在惊呼：这是在搞“全盘华化”！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我不知道“价值”这个词的来历，但我可以确凿的是“价值”在汉语里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定义，就再没有其它确定的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关键来源于我们的政治观（注意，“政治”一词也为从日文转口）一直即是动态的。最近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描述：“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式的政治因时而易，随时面临“道在何方”的典型体现。“摸着石头过河”，即任何理论家、政治家都不能事先确定中国今后的体制框架如何，更不可能提出宏伟蓝图，当然在政治领域里也就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天天看到圣火的劫难，三独分子大肆破坏，境外媒体胡说八道，而一些人对此愤慨，但也有些人对此讥讽。对于后者，奉劝，脱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场而去考虑什么空洞的普世价值，并不代表思想独立，观点新颖，只能说在装B。苏联就是在普世价值里面垮掉的。这点任何人都否认不了。除了他自己的原因，最重要的外因就是他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个价值。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中国50年代初占领西藏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质疑。这一点恐怕也没有几个德国人相信。为什么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没有承认西藏独立呢？国际社会没有质疑一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吗？笔者认为，这恐怕要“归功”于蒋介石了。因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西方认可的，并且当时在联合国占有"常委"席位，而蒋介石是不会承认西藏独立的。但是，在西方民众心目中，尤其在中国50年代末"平乱"后，中国"非法"占领西藏的印象却是深刻的。从这点出发，在中国政府和西藏人之间发生什么，人们自然而然会相信西藏人说的。

第四，有一种世界普遍的观念，叫"同情弱者"。中国在西藏问题上永远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西方人自然而然就觉得应该站在西藏，站在达赖喇嘛一边。

西方记者固然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想起了汉城奥运会的那首《手拉手》，曾经是极为风靡的励志曲。我重新查了歌词，惊出一脑门子汗。歌中唱到了“崛起”、“机会”、“友谊（手拉手）”、“理解”，甚至“和谐”！还有“使世界更美好”。用这种普世价值和语言将本民族语言发音的三个字带入听者心扉，久久回荡，心心相传。那就是——“阿里郎”！        还有更加不得了的事情。歌中居然唱到，“打碎横在我们心中的墙”，那时是1988。2年后的1990，史上最著名的那道墙，真的被推翻了。好歌穿墙过，音乐原来是先知啊！        回到欢、莎组合的《我和你》：我们心连心，我们是一家人。不知道现场听的效果怎么样，我反正只听出单调、柔软、怯生生、套近乎。因为找不到世界语言，面对世界无话可说。其实，为什么不朗声高歌？唱迎接挑战，不屈不饶，唱众生平等，大地多彩，唱兄弟情谊，男欢女爱，唱青年万岁，人民最大。再唱一次拆除心中的墙又如何？我相信它会提升精神的高度。可是没有，因此便有一道题：李宁升上去点火时，为什么要吊着钢绳？         正确答案应该是，因为没有歌声的翅膀。    

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 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 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这样的死。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分享主义在渐渐成为共识，破网，翻墙，诉讼，我们在努力累积着寻找共同价值观的方法。然而，G＝F－W的分割效应，公众仍然只能凭借本能的人性，艰难地从色情，鲜血，权利，变态中分辨出善恶，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释放我们可怜的爱和良心，去救赎“很黄很暴力”的小loli，可怜的黑砖窑奴工，汶川大地震的受难者。一小撮们高唱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自由，民权，仍然只能在“精英”们的桌子下面成为各方势力“妥协”的玩具。谁来救赎我们？怎样救赎？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一：不要认为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人權是普世价值，不会因为国家、种族、贫富悬殊而有所改变。不管你是什么样制度，你自吹优越于别的制度与否，人權总是不可侵犯的。比如胡佳因七篇文章批评政府而入狱，当然会激起世界关注人權的人高度反弹，颁给他萨哈罗夫奖可谓名至实归。外交部虽然没有愚蠢地抛出“伤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低级笑谈，但还是动辄以干涉内政和反華的陈辞滥调来应对，以为民众的智商和信息判断还生活在毛时代，这是人们把外交部当成中國谎话撒播基地的一个原因。老百姓都把你当猴耍，你却在那里做令人可恶的表演，人们对戈倍尔、萨哈夫的嘲笑时刻都可以安在你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