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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衷心希望，抗啊议的人能放弃暴力；维持领土完整的卫士们能允许罪犯申辩并公开审判，允许观众说三道四；双方最好像微软收购雅虎一样坐而论道。至于拿耗子者请丢掉傲慢和偏见再指点江山。

对于正面交手的双方，我不觉得哪一方更高尚，事情的本质不过是失败的沙皇借闹运会反对斯大林罢了。进而我还反对以救黎民于水火、结束了中世纪黑暗统治的贴金说辞为自己开脱。套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那么，你凭什么推翻喇嘛们的中世纪制度呢？凭什么强令他们照搬斯大林主义呢？若真深合民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意，敢让人家用手投票吗？世界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国家并不在少数，老百姓没吃不饱穿不暖。何况，即使不劳我们大驾，今天的雪域高原也肯定不是五十年前的样子。

按照官方说法，毛的“五七指示”描述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三大差别的社会，本质上说，毛希望建立一个消灭了人类社会分工的社会。不过，社会不断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因和表现。因此，毛的同情者和怀念者哪怕可以找一万条理由为毛辩护，哪怕都是事实，有毛本人的世界观是反人类文明这一条，否定毛就完全足够了。

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高的记录，是英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创造的，它高到完全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当然，如果今天的中国采取更进一步的有力措施，譬如，只给工人发放刚好不至于饿死的黑面包，同时又可以动用KGB，把迟到的、偷东西的、早退的、散布不满消息的工人流放或者干脆枪毙。相信中国也可以创造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奇迹。若只为追求GDP，其实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最优越的制度显然是奴隶制或“古拉格”制度。如果斯大林时代也有今天一样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相信苏联古拉格血汗工厂可以更早地在低端产品市场上横扫世界。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罪恶可以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原谅斯大林时代的罪恶？如果今天中国经济奇迹可以持续，斯大林体制的奇迹为什么不可持续？

尤其吊诡的是，毛关于民主，有一大堆非常美妙的口号，它们还正好符合今天老百姓的渴盼。是的，在今天ＣＣＴＶ们的努力下，西方民主自由这个抽象的词汇，在许多老百姓眼中，成了一种贬义和值得警惕的东西，看到民主这个词，他们会产生台湾的议会里打架斗殴以及苏东的国家分裂战火熊熊的视觉联想，自由这个词容易产生吸毒性乱和社会无序的视觉联想。尽管如此，今天的老百姓在涉及自身十公里之内的公共事务，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民主观念，而个人生活方式，判断是非的价值观，其实是朴素的个人自由。关于“普世价值”之争，讨伐“普世价值”说的司马南，最后将军的那篇文章说得最有道理：胡温嘴巴也说过肯定“普世价值”内容的话，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与那些称胡温也肯定普世价值而拉着虎皮做大旗的人相比，司马南才是那个说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而司马南的真话也说明，“普世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胡温都不敢口头否定。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这是一部带有浓烈宗教精神的反思力作，书中的每一行都是苦难，而且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绝对苦难，但作者没有夸张、放大，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炫耀苦难和用苦难贴金，而是在对制度性苦难进行毫发毕现的描绘的同时，对苦难的根源作出了痛切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制度，也是针对受害者群体。邪恶在俄罗斯的畅通无阻，即使受害者群体不是残酷而卑鄙的，起码也是懦弱而愚昧的。看当时的苏联，人们不敢活在真实中，客观上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帮凶；看俄国的历史，俄罗斯变成共产苏联的过程，既是崇尚暴力革命和迷信恐怖手段的结果，也是企图建立地上天国的世俗狂妄的结果。当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众放弃托尔斯泰主义而选择列宁主义之时，俄罗斯变成苏联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1973年在西方出版《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 ，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索尔仁尼琴1945年至1953因与友人通信中指责斯大林而被捕；1967年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而被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谴责为叛徒，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4年2月13日他被驱逐出境到西德，后流亡美国。

一九三六年，法国著名作家、法共党员纪德在苏联同行的盛情邀请下造访了这个斯大林领导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纪德在两个多月的访苏期间受到官方最高规格的接待，坐最高级的车子，住最豪华的宾馆，吃最好的宴会，苏联当局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借外国人的口和笔宣传“伟大、光荣、成就”的苏联。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向外国学的了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分了一线二线，老毛被安排到了二线。毛泽东对于这些决定是极端不满的。但当时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力还很大，毛泽东别无选择只好赞成。八大以后不久老毛就展开活动力图恢复他的绝对权威地位。他开始否定对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决议。他把这些都斥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阴谋。他为斯大林大唱赞歌，其用意是维护个人崇拜的正当性。

老天给你无上的淫威，然后促成对你最忠诚最孝顺的一伙人在最敬仰最爱戴你的念头支配下动刀动剪把你给废了。报应就是这样来的。这也属于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

如果我的这个猜测“不幸而言中”的话，主席的损失就大了。要知道该器官对于一个男人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你活着时候是人格的底蕴，在你死后则是“尸格”的标志。一旦失去“那话儿”，主席就成了一块男不男女不女的胴体，到了阴间连上户口都有困难。再想象主席到了阴间见到昔日的对手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那场面更是难堪：无论刘彭等当年死得怎样冤，他们至少还闹了个全尸而终。而主席死后却经历一番宰割折腾，到末了只剩了个里面空荡荡外面光秃秃的皮囊，到了阴间后连 “站着撒尿”的爷们功夫也没了，你说惨也不惨？主席荣耀乎？耻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