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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极大妨碍了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培养。

只有当民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民主才是真实的。否则，不论经历多少次革命，民主仍是虚幻的。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纠正错误信息只会加强错误信念也许是有些争议的提法，但这一说法是基于多种研究，有许多研究调查了政治影响或意识形态偏见在修正事实后的表现。例如在研究中，志愿者首先被展示包含错误信息的政治广告或新闻，然后被告知正确信息。令人感兴趣的是，许多人会坚持错误观点，即使被告诉它是错误的。在现实中我们也能得到印证，比如相信奥巴马是穆斯林的人数在增长，而在中国，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观点显然得到了加强。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其次，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等同于普世价值，不能把普世价值标签化。　　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是世界上众多文化资源当中的一种。西方文化对普世性文化的贡献只是构成普世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替代普世性文化的全部。某些西方学者坚持“西方中心论”，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价值，把非西方文明看作是特殊价值，如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就过分夸大了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把其中的特殊价值也普世化了。在现实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国家自认为是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发明者、垄断者和输出者。他们成了普世价值的惟一认定者。这种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价值绝对普世化的理论，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各种文明和各种价值当作其对立面，一方面用经济制裁、外交封锁、政治颠覆、武力打击等手段来推进他们自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假如这种缺少对话的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必然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这是对人类尊严、人类文明的严重亵渎。

我们是在蒋匪声中长大，而他们是在共匪声中成长。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一个同事，当她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对于二十多年来灌输给她的教育，和对大陆形成的印象，她亲眼所见的，冲击太大了。

告诉我的台湾朋友，自己曾经对于蒋介石的印象，她说，你知道吗，蒋介石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一个人的故事，可以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版本，那末一段历史，同样也可以因为不同的目的，而以截然不同的描述流传下来。

这个共产党如果你还将它当共产党看，以为只要反对它的那种表里不一的意识形态，就算反对过了，你就大错特错了。它在当前实际上已成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或贪腐集团租借的外衣，你已无法将它当真，完全要看它被披在哪个人身上了。它的专制是某种黑厚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比如杭州飚车案里，那个杭州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手遮盖整个杭州新闻界，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或权力装置的规定，而是他的权力出租出手时的险恶与无情，才那么激怒我们。我们只能生气中共杭州市委的不去追究这个宣传部长，但我们怎么可以要求这样一个黑厚的利益集团来主动处理其利益关联者呢？他们同是这个权力粪坑里的蛆，享受得正酣呢。只有清洗他们，通过透明的媒体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报道，通过议会式辩论与决断，来处理他们，虽然这都还不是解放政治，但也因此该先做起来。

艾未未好象也没有看到：并不存在政治的人道主义田园曲；任何政治讨论都是各方从自己利益出发，从他们所处的情形允许他们指望的那种客观性，去获得最大份额。而这常常不是在人民之间分份额，而是通过那个舆论政权，由言论导向来斩获，是硬出手，来搞定。在这样做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占有特权，他们通常很难说清自己的利益纠葛。艺术家在哪一方面是强的呢，是特别对社会政治有贡献的呢？

中国大陆今天显然没有任何外在的威胁，相反地，在经济方面，中共似乎正在 拥抱市场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反而极力煽动民族主义的激情呢？此中 原因复杂，一言难尽。这里只能略作推测。首先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危机。马列主 义早已破产，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必须另找基础。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这虽是从前纳粹主义的老路，但可以继续压制人民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因为“民主”和“人权”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释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共近年来特别欣赏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其次是民族主义对海外华人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最近美国一家华文报纸曾以极显着的标题报导：大陆上专家分析，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达到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这虽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说服力。海外若干华裔科学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成为科技大国”的预言。这一特殊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天朝”意识的复活，在海外是有市场的。第三是民族主义可以逼使台湾早日就范。依中共的估计，对于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可以发生“认同”的效力，但对于仍在抗拒或犹豫的人，则可以有震慑作用。十二亿大陆人民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试想再拖下去将是什么后果！ ( http://www.tecn.cn )

"巴斯夏容易与《独立宣言》的缔约者是同路人。这些缔约者对自由的观点，对政府要扮演恰当角色的观点，被表述成这些不朽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受造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巴斯夏以同样的观点呼应，他说：'生命、工具、生产，换句话说，个体性、自由、财产－－这才是人的定义。不管那些政治领袖如何奸诈狡猾，上帝赐予的这三件礼物早于任何人类法例，并且高于一切！'巴斯夏同我们的先驱一样对政府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法律才存在。恰恰相反，事实是先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才使人类制定法律去保护这些权利。' 对大自然或上帝赐予权利的陈述，没有比《独立宣言》和《法律》讲得更好的。"

虽然五四运动的青年脱下了长衫，放弃了书院里的之乎者也，但实质上，内在的那种"宁作家奴，不作亡国奴"的保守的心态，那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在隐隐作祟，他们誓要冲破传统的枷锁，可是在发泄怨恨和不满时，却陷入了一种类似"义和拳"的复仇冲动。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很多人认为这是贵州当地的奴化教育，我实在不能赞同。我觉得当地政府才不会想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上网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们谁从小接受的不是奴化教育么？连同我在内，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到毕业，受到的都是远远比对一辆汽车敬一个礼要更加彻底更加深入的奴化教育，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人家是奴化小学生了，论级别，我们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家奴指点农奴而已，归根结底，单纯的贵州政府只是想利用小学生罢了，人家才没那么复杂呢，你们说的那些，那是北京想的事。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我们先看看当时中国政治有些什么特点。概括地说，大约有九个方面：1、一党专政，多党共存；2、党国同构，以党代政；3、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个人；4、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5、权力的转让以领导人指定的方式进行；6、政治权力不受宪法的约束和制衡；7、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式的革命；8、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9、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高度的社会参与。我们姑且把这种制度用新的词汇概括出来，我用了“家长式的威权体制”。 ( http://www.tecn.cn )

在讲民主党派时，大家可能还知道另一种情况，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中国不但有这几个党派，还有一个不是党派的党派，叫无党派人士。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我原来也这么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党派人士是有“党性”的，他必须要通过统战部认可。去年我去贝克利做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无党派非人士”就是这个意思。 ( http://www.tecn.cn

以打击低俗的名义，关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民主，世界观和政治改革的东西全被打击了。一切低俗小组都是纸老虎。问题是，到底是上面说不许讨论尼采不许看世界名画组织人民群众学习红色娘子军还是豆瓣领会圣旨的意思领会的觉悟的过了头？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亚洲足球的落后不仅仅体现在实力水平上，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也早已远远的落后于欧洲足坛。

报道说，奥运在即，中国进入了“全面控制阶段”，这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非常痛苦”。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在列举他被要求向公安局登记、给他打扫卫生的中国小时工被禁止进入公寓等事例后说，“中国”和“镇压”这两个词经常联系在一起。报道说，地震灾害期间中国富有爱心的形象得到了展现，但奥运前的种种限制措施是“不实际、不公平和笨拙的”。

今年诺贝尔奖将于10月宣布时称，因为今年以来中国和缅甸的形势令人忧虑，所以诺贝尔和平奖很可能将授予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被提名者。而通常，与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往往是“政治异议人士”。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小学语文第一课好像就有“热爱共产党”这样的句子，7岁的孩子当然不会去问为什么。

之后的思想品德，政治教育，当然也是为党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