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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

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

　　7月1日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之后，官方与民间对此事件的评价呈现为极端对立的两极。官方称之为“毫无人性的暴徒”；而网民的称谓则从“英雄”，直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杨大侠”，杀警行为被讴歌成“为民除害”，“是一个人针对国家暴政的抗暴战争”。声援更是多种多样，有发起联署签名呼吁对杨佳实行特赦的，还有号召为杨佳捐款的。2002年曾因反贪饱受迫害最后被迫走上杀人道路的“人民英雄胡文海”的故事，又被张贴于网上，两人成了民间热捧的侠义英雄。

　　目前所谓“依法治国”可说连起码的程序正义都没做到，更不用说实体正义的实现了。惩治杨佳固然实现了“杀人者偿命”的法律正义，但在是否实现了“实体正义”这一点上，管理者与民间注定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只要管理者不改变制造“杨佳”的政治土壤，这类案子不会是最后一起。

     黄先生和Altmeyer女士均表达了继续改进和完善手册的愿望，并且恳请民间组织和媒体朋友及网上读者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德国伯尔基金会和中国民促会。Altmeyer女士指出，之所以在出版印刷版的同时出版电子版，就是为了便于网民阅读，更便于大家以此为平台，对NGO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沟通这一话题展开长期的讨论，对手册做及时的修改。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红十会人士现在称：“并不是开不出捐助物资抵税发票，只是很困难，我们工作人员是在震余的危房中盖章。”姑且信之吧。 　　　如果红十字会捐物不开发票，企业无法抵税，如何刺激他们的捐款冲动，这只是问题之一。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我觉得客观的说，毕竟红十字还是专业大规模的官方救助渠道，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目前救人要紧，大家还应合作，只是需要民众一起要求它改进。 　　有人要问：既然红十字有如此问题，民间组织为什么不单独做？

　　我想说在上海官方在主席台上敲锣打鼓搞捐助仪式时。民间消无声息地做着自己的事。

我还查到了当今用地震云预测地震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者是旅美中国研究者寿仲浩。他从1995年开始运动自创理论加之观察卫星云图来预测地震。准确率奇高。 早年他预测了唐山大地震，近期又接连几次很准的预测了伊朗、新疆、巴基斯坦的几次大地震。 他的网站是 http://quake.exit.com，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保存下来的资料和图片都很具有说服力和学术讨论性。

民间活跃着大量这样的业余地震观测者，而他们却无法和专业地震观测机构形成有效合作，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另外，为了提高复兴工程的整体效率，还应该大力加强协调机制，承认和鼓励NGO、NPO以及志愿者的自发性团体的网络化合作。考虑到社会对重大事件的热情关注往往不超过半年、夏季奥运会难免要加快震灾记忆的风化的严峻现实，不得不对各种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寄予更殷切的期待。与此相关的举措，还有促进邻里互助、社区相安的自组织化过程，以防止灾民的孤独、绝望等心理病态。　　房屋街道可以顷刻毁灭，但人际关系是不会毁灭的，并将构成震后复兴事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为了减少乃至克服孤独、紧张等心理障碍、最大限度削减重建社区的各种成本，应该尽量采取各居住单位的灾民集体移居新区的举措，避免那种忽视个人意愿和社交需要的分散安置。在维护和修复灾区社群关系方面，各种民间团体同样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汶川地震灾区的复兴过程，也构成公民社会复兴的一个重大契机。

就拿前不久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汶川大地震”的善款捐助来讲，台湾方面自称，他们筹得善款有50亿台币之多，大概相当于11亿人民币，可是据国台办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中国大陆相关部门收到台湾方面捐助的现金加上物质折价在内，不过8000多万人民币，我想,这也出自于在大陆经商的台湾商人和几个台湾的民间慈善机构之手，台湾方面的善款在那里？大陆方面一笑了之，台湾方面的新闻媒体也一齐沉默。

　　年底来了，照例要评选点什么吧，这也跟“伟光正”学的。他们评选他们的，我们民间评选我们的，在信息海洋时代，看谁淹死谁吧。说淹死谁，当然言重了，重要的是，不怕与他们的评选公开竞争。他们的评选当然很搞笑，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而我们的评选则要尽量公正点，所谓尽量当然不是因为关涉利益而存心不公正，而是因为技术上比较难把握。比如“好黨员”太多，不胜枚举，而光荣榜有限，所以只苦了那些一时半会儿没被发现的“好黨员”。我是比较赞成对官员进行人肉搜索的人，因为我们的“好黨员”、“好官员”太多，不搞人肉搜索，无法发现淹没在人民汪洋大海之中的“好黨员”、“好官员”。人肉搜索是一个发现“好黨员”、“好官员”的有效措施。谁都知道制度重要，但用人肉搜索发现“好黨员”，宣传黨是如何“伟光正”的也很重要啊。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两会预备性会谈，我留意到海基会秘书长高孔廉在协商开场白里提到了“马ZONGTONG”，也留意到他介绍自己谈判团队的时候，介绍了好几个现职官员的官衔——这是民间谈判呢。这个时候，我想起，海基会创会秘书长陈长文曾对我说，海基会的创会宗旨是：终结自己。他认为白手套该脱掉了，国台和陆委应该直接谈。好吧，也许我在见证历史。 该上街的都上了，ZD，电视上看见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失序。当某某功方阵又开始出现，呐喊那5个字的时候，新闻中心响起掌声。我说，你们乐什么呀？很新鲜吗？台媒们没心没肺地说，齐了，哈哈。不过，我觉得他们心情有点压抑，一方面，大家期待两岸有进展，但又不满意那些特殊待遇“矮化自己”、“浪费公帑”、“镇压人民”。我劝他们说，待遇方面，也各自表述吧，别介意。你们的人去南京北京，我们也没亏待啊。我们是泱泱大国，排场不能太小。你看看我们海协带的礼品，冰箱大的包装箱那么一堆，能是一包茶叶两瓶酒吗？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才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类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胡温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北京政府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抗议场地一度成为小小的轰动新闻。但至今已三个星期，还没有任何人在这三个公园举行抗议，而必须经过的申请程序十分危险。据人权组织提供的消息，至少有两名申请抗议的人被捕入狱，其他人则被遣送回原籍。

有一位前女军医想为自己的事举行示威，因为她没有获得民间行医的执照，这完全是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事。

"中国是法制国家，与其它国家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以这句话反驳对中国的指责。但现实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中国警方和国安人员向三十多名人权人士和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受难者的家属发出了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与外国记者谈话。一些人被迫离开首都，另一些人被软禁家中或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著名的被捕人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奥运开幕前一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我这样一个如此支持奥运为祖国呐喊的意愿都要受到阻碍。

不说啥了，如果Google无法将*.Appspot.com保下来，希望奥组委和我们的领导们能抽空支持一下我们这些民间的奥运支持者。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