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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世界报》在周末期间刊登一篇对台湾文化多样性的介绍，题目是：“台湾：高技术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文章介绍说，台湾是一个千神岛，是一个让人缓缓进入中国人世界的理想的大门，台湾小是小，但向参观者奉献了自己的多姿多彩，是传统和现代精神，野生的自然和发展到极致的都市化的精妙结合。台北市一点也不比它的“大姐姐”上海差，台北的道路宽阔，广告大屏幕和中文的店铺招牌比比皆是。文章还介绍台北的故宫博物馆有65万件珍贵的馆藏，台北周围的山水美丽，庙宇众多，台湾人拥有精神信仰和宗教崇拜。台湾有一万六千个庙宇，108个进行宗教默想的中心，其中最大的中心里有1600个和尚与尼姑长年生活，成为一个宗教城市，有特有的饮食，公园，印刷所，录音棚等等。西方的游客可以受到台湾的宗教机构接待。

就拿前不久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汶川大地震”的善款捐助来讲，台湾方面自称，他们筹得善款有50亿台币之多，大概相当于11亿人民币，可是据国台办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中国大陆相关部门收到台湾方面捐助的现金加上物质折价在内，不过8000多万人民币，我想,这也出自于在大陆经商的台湾商人和几个台湾的民间慈善机构之手，台湾方面的善款在那里？大陆方面一笑了之，台湾方面的新闻媒体也一齐沉默。

指望新一届台湾政府独力重修与北京的关系是不现实的。在前一段时间，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伎俩，例如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入联公投（表决是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如今，只有中国大陆做出必要的让步，才能重启两岸政治对话，并维持台海稳定。

对于胡锦涛及中国大陆而言，收获将是巨大的，甚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中期，两岸可能迎来长达8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期。这段时期建立的善意及互相的经济依赖，应该会加大台湾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的可能性。简而言之，马英九的胜利，是中国不容错过的一个机遇。

首先，可以开通直接航班，并允许大批大陆观光客组团赴台。

两岸开展人员交流往来，鲜有听说赴台人员在台湾挨打之事，倒是经常听说台商在大陆被绑架，更有千岛湖事件烧死不少台湾人的惨剧。大陆去台湾人也不少了，为什么挨打的我听说过的只有他？职务所在是一个方面，人品问题恐怕才是根源。希望张铭清同志以及大陆的其他官员，收起你们的官架子，说点人话，不然挨打肯定不会只发生在台湾。碰到杨+都算你们运气好。

著名的希特勒奥运会，不用多说了。有点诡异的是，CCAV网站上将这次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在柏林举行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美国奥委会委员一贯“玩弄”体育与政治分开的把戏。

奥委会又在“玩弄”体育和政治分开的把戏了。他们同时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去了参赛的邀请函。结果台湾抢先一步同意，使得大陆方面愤而放弃参加比赛，并且宣布只要有台湾在的奥运会，中国大陆就绝不会参与。

从此之后虽然中国体育代表团每届都有资格参加比赛，但因为政治问题，一直拒绝派团进入奥运会。

如果说海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大陆希望借着福建与台湾的地缘、血缘优势，改变台湾人对大陆的既有恶劣观感，ＰＸ的存废就将是台湾同胞检验大陆未来开出惠台支票可信度的最佳证据。我们不妨试着想想，即便没了台独，一个对人民死活都不闻不问的大陆，想争取台湾的民心，指望着人心来归，是不是太过天真了？

不自觉地走上煽情路线

但怎么还对那种理想的政治家一往情深呢？弄出好像上下求索的样子

不管国家处境艰难，他要有能耐让国民以自己的国家为荣，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自豪感。

怪不得一位移民上海的台湾人说，退休后还是要回台湾。回到台北后，他突然很欣赏台北的“慢”，看电影、排队都可以很优雅，不必你争我夺，很有尊严地生活。

社论表示，现在的台湾，根本不是存不存在、或可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的问题；而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为了政治权力，自私到不肯去找交集的问题。看马英九一批高官围着“国旗”围巾去元旦升旗，而挥舞着“国旗”夹道“欢迎”陈云林的却是绿营人士，就可知何其一出政治荒谬剧！清廉加本土，本该是台湾政治的核心价值，为何沦落到“第三”？施明德的感慨，应是国、民两党的反省！

尽管两岸双方决定求同存异搁置主权问题，但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和处理中华民国定位以及它与大陆关系的问题。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两岸关系当作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更为根本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台湾局势的变化也对北京如何平衡对台政策提出了挑战：既要维护中华民国存在以阻台独，但又拒绝承认它的存在。将来如果两岸官方进行谈判，北京总不能跟一个它所拒绝承认的对方谈判。

马英久现在访问大陆当然是不可能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竞选上。但当他宣誓成为台湾“总统”后也绝对没有可能访问大陆，我的建议是，在3月22日竞选结束后，在5月20日就任“总统”前，马英九抓住机会向大陆提出自己出访大陆的要求，并在这期间出访中国大陆。   如果在我建议的这个期间马英九访问大陆，并不受台湾目前的宪法和法律限制，而且其意义将会大到我们都无法设想的地步，其中包括突破台湾经济发展的瓶颈，解冻两岸关系，破解国民党无法逾越的死结——而更重要的则是，对中国大陆民众之影响，也将无与伦比！

有一段小插曲：在台湾有“卡神”之称的理财高手杨蕙如，因其张扬的个人与从不掩饰认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本土观而成为谢长廷竞选总统路上的帮手。在京奥开幕后，杨蕙如带着令人起疑的动机来当“观众”，讵料遭北京原机遣返。在首都机场，杨蕙如对着几个机场警察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是比较绿的人，但如果你们只跟与你们立场接近的人沟通，两岸歧异会愈来愈大。”

马英九任内将赢来中华民国开国100周年，当英九在演讲中提到此句时庆典现场拍手欢呼，而同样在马英九还没有完成他的演说时，台湾股指已下跌超过100点。前路是光明还是玻璃，正需要以同种同文的智慧，需要我们整个民族为之共同奋斗努力。 

台湾第12任总统马英九的就职典礼刚刚结束，刚才全程收看了英九在小巨蛋的就职演讲，一如两个月前他的胜选演说，都给我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与前历任民选总统登辉、阿扁相比，英九这次首次提出“同种同文，和平共赢”，并作为整篇演讲以一贯制的中心。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1948年，国民政府经济最坏的时候，胡适曾向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推荐了三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吴景超、一个是蒋硕杰，还有一个是刘大中。虽然这三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没有得到翁文灏的重用，但胡适期待学者从政的苦心还是非常有意义。后来在台湾的经济起飞中，蒋硕杰、刘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谢长廷一句“今夜别为我哭泣”让人真想冲到票箱前找回自己的那一张选票，改投他一票；而马英九那句“华人社区里小小的台湾却在民主上走得那么远”差一点让我无法忍住眼泪。  

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中国大陆今天显然没有任何外在的威胁，相反地，在经济方面，中共似乎正在 拥抱市场的全球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共反而极力煽动民族主义的激情呢？此中 原因复杂，一言难尽。这里只能略作推测。首先是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危机。马列主 义早已破产，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必须另找基础。民族主义加社会主义似乎是最方便的出路。这虽是从前纳粹主义的老路，但可以继续压制人民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 因为“民主”和“人权”都已被中共官方解释为“西方的概念”，不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共近年来特别欣赏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其次是民族主义对海外华人仍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最近美国一家华文报纸曾以极显着的标题报导：大陆上专家分析，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达到与美国对抗的地位。这虽是五十年代“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翻版，但在今天似乎更有说服力。海外若干华裔科学家也早有“二十一世纪中国将成为科技大国”的预言。这一特殊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天朝”意识的复活，在海外是有市场的。第三是民族主义可以逼使台湾早日就范。依中共的估计，对于一部分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可以发生“认同”的效力，但对于仍在抗拒或犹豫的人，则可以有震慑作用。十二亿大陆人民都要求“台湾回归祖国”，试想再拖下去将是什么后果！ ( http://www.tecn.cn )

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