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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其次是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分裂！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个骗子加强盗的无法无天的野蛮人集合！共产党骗来了国家，又用强盗逻辑去治理国家，把法律当作妓女不断的强奸再轮奸。后果就是整个中国没有法律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说的话就是圣旨，而且超越圣旨！毕竟从前的天子治理国家还要说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现在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说，不仅我们党的主席，野蛮人的老大犯法都还是表率，如毛泽东就直说哪个文人敢写他坏话就要死，鲁迅也不例外！而且连共产党的走卒犯法，法律也管不着！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那都是要中纪委先去查，查好了，共产党内部决定怎么处罚了，才交给法院啊！更别说法院也要唯共产党之命是从！国家没有法律，于是权贵阶级杀人都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了，整个国家都走向也野蛮化了！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描述的那样，分裂为官僚阶层和资本家阶层的复合体与下层穷困的劳动人民对立的社会。富人与官僚阶层紧密结合，富人可以为所欲为，而官僚阶层则给他们提供暴力机关的保护，提供司法的开脱。而穷人反抗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现今野蛮化的中国，尤其如此！杨佳案里杨佳的母亲到现在还失踪着，贵州瓮安因为俯卧撑自杀的女孩，各地派出所里不停上演的一幕幕被自杀的情况！

最后，中共把财政发债权交给地方只是一个前奏，一个地方军阀自治的前奏。具体我们慢慢看后果。

现在，你讽刺谁呀？你只能找弱势群体开刀，稍微强势一点的，你谁都不敢说，说了谁都承受不了，都没有这个承受力，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

这个社会容忍你做一个左右逢源甚至天良丧尽的商人，不容忍你做一个正直的文人。

我们欢迎郑丘缓这样的网络评论员，虽然他偶尔也扔出一篇让人恶心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本人的爱好。郑先生是一个有品位的文人雅士，在新海川久了，常常慨叹自己命运的无奈。据说肃亲王对钦犯汪精卫说过这么一句：我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也一定会成为革命党人。郑丘缓先生也常常这么说：我要不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上了评论员这条贼船，也一定要做草根这样的网络痞子。

一个郑丘缓倒下了，千万个郑丘缓站起来。一旦发生六四这样的突发事件，首先倒戈的无疑是郑丘缓这样的等待了很久的专制制度的掘墓人，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了解这么多的内幕，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这个政权的黑暗和无耻呢。   郑丘缓生前没有看到的网络自由，郑丘缓生前没有得到的人格尊严，他的继承人会继续为之奋斗。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解释5·12大地震之后你发表的那些言论？ 　　余秋雨：5·12大地震展现了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大爱互助精神。这种精神没有经过动员、教育、辅导、启蒙，而是霎时涌现于全国各地，可见是一种民族本性的自然流露，属于“集体无意识”，是一个最深刻的文化范畴。我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个定义中，最关键的词汇是精神价值，因为哪种生活方式能成为习惯，正是精神价值一代代选择的结果。 　　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长期被掩埋，常常由“术”湮灭了“道”。这次全国救灾、全国悼念，感天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那就是“止于道善”的天下大道。事实证明，这种大道并不存在于我们熟悉的文化话语中，而是深埋于广大民众的心底。这种深埋，不问年龄，不问籍贯，不问职业。这让世人对中华文化重新认识。

 我们的书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书，要复杂的多：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不屑于让老百姓搞懂。而大量的媒体爱国者和无数的愤青，一般不讨论问题，只争论对错。最后总是用占领道德制高点来对人进行审判。  这些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总是满怀革命的激情，习惯于快意恩仇。总让你感觉到一番渲泄后的茫然。没有人告诉你该如何做。  所以，中国的作家或者文人，只有在两极中生活：要么彻底娱乐化，什么都嘲笑一把，什么都不相信；要么想一些折衷的办法：借古喻今，如何能既说出自己的真话，又不至于冒犯现实存在的忌讳。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皆是讀書人，誠哉斯言！

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主要在于《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一盘散沙的话，给多少志在反思的青年以鼓舞，后来他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影响就小了很多。柏杨的思路，直接上承的是近代以至五四文人思维，过得不好怨祖宗，经济、政治和科学都不会，专从文化上找毛病，而他讲道理的方式，皆是浅表的类比推理，听起来很过瘾，实际只是说些疥癣之疾，搔着了痒处却没有点到要害。

中国人循规蹈矩惯了，偶尔有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便非常地引人注目。东方朔式的插科打诨，魏晋风度许多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乃至王朔的装疯卖傻，都很流行过一阵，实际是专制下的一种佯狂，他们引起的笑声消解了专制的权威，在反讽中获得了心灵的变态舒展，应该说起到了很可宝贵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直津津于这样一种畸形的思想胜利，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中国文化悠久，很容易形成文化力至上的错觉，从而忽略技术和专门学科的演进。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