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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取一个好听、简练、容易记忆的中文名字，多数人一听“RSS”就以为是高科技，和自己无关； 同时开发在线阅读和桌面版阅读器，我知道Web版非常便利，但你知道有多少人懒得打开网页+输入账号密码么？ 操作尽可能简单，允许用户定制阅读器功能和界面。要知道，很多阅读器提供的分类、设置等功能，比较容易另新手产生距离感——像我这样经常未读信息1000+的老用户，并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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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人民日报行，真正的“重头戏”是听取工作汇报，并就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新闻工作提出了五项原则性要求，该讲话值得新闻机构和从业者仔细阅读，最好拿1996年9月26日前总书记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作比较阅读，有心者（包括读者）当会读出，时代在前进，新闻的采集与管理都在与时俱进。心中有了数，尺寸就刻在了脑海里，新闻报道推社会进步才会更加有的放矢。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是我们对外贸出口如此依赖的情况下，叫嚣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真是让人怀疑这些人脑子里面装的到底是脑浆还是植物蛋白。按照我的朋友肉唐僧的说法，这帮人的脑袋里全是疙瘩汤，平常看上去也算是有沟回，只要心情或者啥玩意儿一激荡，一咣悠就全是糨糊了。

后来，这个梦想实现了一半，我并没有成为公民记者，可自从我的FeedDemon（早期被广泛使用的一款离线RSS阅读器）里订阅了大概20个Blog的时候，就已经不再主动访问新浪了，至今有四年多，而在此之前我每天贡献的pv绝对过百。只阅读Blog并没有让我觉得错过了什么，偶尔还是会从Blog文章的链接或网摘的收录中读到新浪的新闻，但终于不必象以前一样浪费时间在垃圾堆里翻捡有用的东西，我获取新闻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新闻的真正制作者，仍然是那些专业机构和专业的记者。

金小鱼认为这种差异是两国青少年阅读方式造成的，“在美国，家庭的阅读差异并不大，父母会介绍他们那一辈的书给孩子看。但在中国，孩子必须去找自己的文学，而他们往往对同龄人更感兴趣，我想也许是80后偶像作家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个原因。”

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2007年12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广东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上发表题为《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的文章。文中刘仁文呼吁释放“确已悔改”的罪犯，尤其是那些在“严打”整治犯罪斗争中受到特别严惩的罪犯，或那些为已作废的罪名（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仍在服刑的罪犯。（有关「对话」就刘仁文文章所发表的评论以及英文译本，请阅读www.duihua.org网站的人权网志）

霍炬在日志中用加粗的字体强调：要将独立博客搭建到国外的主机上，使用国外的域名。诚然，这种做法可以获得相对较大的自由，但同时也会失去一个重要的读者群，那就是大学生。教育网不能连接国际网的限制，导致祖国的未来们无法阅读国外服务器上的内容（或许这也是国家控制这群人的一种方法？）。

     黄先生和Altmeyer女士均表达了继续改进和完善手册的愿望，并且恳请民间组织和媒体朋友及网上读者及时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德国伯尔基金会和中国民促会。Altmeyer女士指出，之所以在出版印刷版的同时出版电子版，就是为了便于网民阅读，更便于大家以此为平台，对NGO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沟通这一话题展开长期的讨论，对手册做及时的修改。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国的网络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甚至西方人的承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取了一些适当的限制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浏览到许多批评政府的帖子。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网上的批评意见，我们努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体制或一个政府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观点。

确实，我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被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分珍视道德，我认为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该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心目中，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公正。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爱枣报和草莓周刊形式接近，都运用链接聚合多方网络信息，并由主笔者撰文巧妙连接，方便读者通过点击链接之方式进行深入拓展阅读。草莓周刊一周一期，而爱枣报编辑则每日10条新闻，身体力行地向读者辛勤传递各种敏感话题。　　与发挥喉舌作用的央媒不同，枣报和草莓不追求高大全、假大空，但囊括许多百姓真正需要、真正愿意了解的信息，加以视角独到的犀利分析，冷静思考却又一针见血，读来令人拍案叫绝。

最好建立一个独立 Blog，不要用放在旧域名下也不要放在旧IP上。及时告知战友们关于网站的近况。并且最好用 FeedBurner 烧制一个 Feed。通过 RSS Feed 快速传递消息，还可以为这个 Blog 创建多种访问渠道，比如手机阅读等。当然首先需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然后普及给战友们。

畅销书市场的两大主流读者 1）11-30岁的读者，其中尤以11-16岁的市场最大。16岁以下的人群的消费多半是非理性的，书对他们来说，只是娱乐产品的一种而已。 2）60岁以上的读者。这部分的市场如今被“百家讲坛”霸占着。

新闻出版总署下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进行了一项调查，2007年中国人的图书阅读率（每年至少读一本书的读者在识字者中的比例）仅为34%。这个数字在1999年是60.4%，到2003年还有51.7%，2005年时为48.7%，首次跌破了50%。

而现在，看着一些评论家们的意思，是不是面对老巴冰茅他们这些作家，我等必须觉得全部都很好？有异议就是我人格和涵养出了问题？也不用管个人的文学喜好如何，必须抛弃所有阅读口味，无条件臣服于他们？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官员，不能说制度，不能说腐败，难道连个写书的都说不得？

我说，我觉得巴金，矛盾，冰心三个人文笔不好，冰心的书我读不下去。很多把烧香当成一个作家的头等职业道德的文学评论家，他们纷纷对我说，你胆敢骂大师，侮辱大师，颠覆大师，向大师泼污水。     我觉得非常奇怪，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个人审美和阅读习惯，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罪孽呢？我说他们文采不好，身为评论家，如此的义愤填膺，想来应该是不认同我的观点，那么他们应该告诉我，巴金矛盾冰心的文笔好，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如果我不认同，好，那大家就是审美不同，一拍两散。这才是正常的。或者索性他们说，你这个笨蛋，审美太差，这也没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只会说，大师是不能评说的，你这是忘本，是人品出了问题，是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6月29日上午，我所在的小区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资讯台等“未取得落地许可”的电视台全部不能收看。极度的腐败已经造成民怨沸腾，多个网站出现“全国同胞们!我们瓮安人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们要申冤!!!”的帖子，奥运将至，可以想象这次事件所遭遇的必定是毫不犹豫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