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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奥林匹克之路，和一党制不一样。一个讲斗争，一个讲竞争。一个讲区别敌我，一个讲一视同仁。一个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由列宁送进来的，一个是党国领导“百年梦想”盼进来，千呼万唤请进来的。

我很乐观：只要中国是多元社会（而不是铁板一块的一元化社会），只要这个多元社会不准备两败俱伤（或者说，不准备自我毁灭），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就必然应运而生。英国的人权发展史，从最初的《大宪章》、《权利请愿书》直到《权利法典》证明，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同样证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非但弱势群体需要，在强者与强者之间也同样需要。我们中国全社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每一个公民，在维护各自合法权利的斗争和合作中，在抗衡和让步中，最终必将形成伟大的合力，在各个领域中，包括竞选，包括信息，包括游行示威，促成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我相信，我们这个即将迎接六十大寿的共和国，不会永远在“等额选举”和鸦雀无声的老大难之中虚度年华的

此案中，警察是被告，负责侦查的也是当地警方，因此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警方单方面公布对被告警察有利、对原告学生不利的信息，而原告方三名学生则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这很难让人相信此案会被完全公正处理。应当允许外省市第三方媒体采访三名学生当事人，并把采访结果公之于众，以使公众对案情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兼听则明，公正办案。”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向我打听英国学校的，清华的WRX同学和浙大的LL同学，你们的个人空间是不公开的，所以我没办法回复你（MSN space绝对是个怪物）。请把你们的邮箱地址发消息给我。

博客存在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我们听见身处不同环境的人发出的不同声音。既然国内媒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那么我也提供一下相反的声音。

如果是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理性的独立思考，拒绝某些诱导性的单面宣传的话，那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正如爱一个国家不等同于爱一个独 裁的政府，反对这个政府的一些行为也同样不应该表现在不许有爱国的行动上。我认为政府在3。14事件时封锁消息，把所有西方媒体赶出拉萨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可是这也不代表海外华人因此就不能谴责BBC和CNN。我认为火炬传递时有臧独抗议是绝对可以的，可是这也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去支持自己的国家，不能和他们争辩。有人留言说：“没错，你可以去游行，去抗议，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国内呢？”我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因为国内没有游行抗议的自由，所以我在国外也不应该享有这种自由？

读了这段话，首先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姑娘心生敬意。很想转告她，把你那不能承受的，都让我来承担吧，但又怕说了这话，反而抵消了姑娘坚毅、高贵的心气：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是她自己想要去做、也准备独自承担的。同时，也对于自己所处的年代产生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年轻女孩为了自己的国家，却要蒙受那样多的压力，置身于一种危险当中，令她身边的人看了惊悸不已。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治外法权”这个词了，大概三四岁，它是我掌握的第一批母语。尽管不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对于下面这个故事烂熟于心：1935年我的祖父，病逝于江苏盐城一家教会医院，年仅35岁。本来只是普通疟疾，已经办好手续准备出院，临动身之前打最后一针，针管里空气没有排尽，拔出针头人就没救了。打针的是一位中国护士，但出事后开办这家医院的洋人牧师却站出来说，针是他本人打的。当地不止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但是因为此人享受“治外法权”，最终不了了之。父亲将这个故事对哥哥姐姐反复讲，每次都难以克制他的愤怒和屈辱。

我个人更期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部分清醒者，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能早日接受事实，与其他思潮、力量的代表坐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让2009年成为对话时代的起点，20年前我们曾经丧失了一次通过对话解决危机的机会，难道还要无限期地等待下去。争取最好的结果就是争取双赢、多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真的要倡导“不折腾”，就应该开放舆论而不是管制舆论，从开放言禁、网禁、报禁入手，把新闻自由提到议事日程，将一切问题诉诸公开、公平、公正的舆论，这才是落实“不折腾”。

中國要变，这是大时代的呼声，如何以较小的代价、较轻的成本和平地完成“变”，这是我们每个负责任的中國人要思考的，无论在朝、在野。

　　老实说，在今年春晚推波助澜之前，我对“屁精”这个词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不是没听说过这个词汇，只是从来没有遇到说这个词的人。我一直以为，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例如我肯定骂不出“操XX”这样肮脏污秽的国骂，可是赵本山会不会说出来，我就不知道了………

　　同样的例子，儒林外史中还有这样一段：“鲍文卿道：“我方才远远看见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爷错走到我这里来吃茶，原来就是你这老屁精！”当下坐了吃茶。”

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春天奥林匹克火炬（中国人称作圣火--译者)传递中抗议行为的反应。震惊超过了愤怒，人们反应的底层情感非常清晰：那些外国人怎么可以对一个受到尊敬和热爱的中国做出那么坏的举动？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四月伦敦和巴黎抗议的时候对我说：“中国对世界微笑，但是世界没有回应”。她强调中国人民的情感如何受到抗议的伤害，尽管那些抗议是针对中国的人权实际和西藏的政策。然而，在此抗议前就已经有众多国家例如印度，南韩以及美国和德国的调查表明人们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广泛不认同。

你们不可能有将来，你们的将来就是没落，你还在找将来，太好笑了

上海虽然也在发展，但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像样的建筑。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

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

中国现在有超过2亿的互联网用户，中国的网络自由得到了很多人、甚至西方人的承认。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采取了一些适当的限制措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你能浏览到许多批评政府的帖子。正是通过阅读这些网上的批评意见，我们努力发现问题、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我认为，一个体制或一个政府不应该害怕批评的意见或观点。

确实，我多次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被他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十分珍视道德，我认为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应该重视道德和伦理。在我心目中，衡量伦理和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公正。当我们思考经济问题时，我们更多地想到公司、资本、市场、技术等等。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些方面，比如信仰和道德。只有当我们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全面破解经济的本源。确实，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公司以道德为代价追求利益。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仅靠这种手段是不能长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倡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

根本上讲，判定对美政策，主要困难不是功能性的、操作部门的或谈判层面的，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国内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优劣长短，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经常被经济学家说成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影响大小，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盛衰周期，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看上去最关键的决策机构与美国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更深层次、更不好定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难题，表面上看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实质上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综合探索，是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另类表述或概括。这中间，尽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贸和安全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可能包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研究工作本身容不得感情用事、偏离理性和客观事实。

公立教育，洗脑，与独裁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 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问 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 （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留言里提到：Censorship is accepted in China - 99% of internet users don't care。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百分之九十九这么高的几率我不敢确定，大部分这个词我还是敢用的。我武断的觉得，比之Linux的用户们，更多的人似乎更不太清楚GFW的存在，所以网络审查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一种模糊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推而广之，有多少人知道2006年被禁的八本书？有多少人知道曾经被走狗媒体们报道过的高耀洁老人现在正在被忠国正腐软禁？有多少人知道陈光诚也获得了时代杂志亚洲英雄的称号？有多少人知道广电总局规定2007年黄金时间只准播放主旋律的电视剧？有多少人知道现在省级电视台需要播放的电视剧都要送到广电总局层层审批？有多少人关心现在是不是讲述婚姻三角恋的电视剧为什么少了？有多少人关心现在看到的境外动画片也少了？没有多少吧？

以至于我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同学跟我说她觉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拼命丑化忠国，唯有CCTV的新闻才是事实的真相。回头再看这些自诩会独立思考的宣言，就有些荒诞可笑了。Lie_Ex说有些人习惯于把自己的自由换成面包，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我回头看我写的东西，与中国日报援引的“Doug Sauders”文字相差甚远。被质疑的布鲁塞尔会议，是西藏权利团体的一个日常活动，美国外交部或是其他任何政府都没有参加。它也不是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组织的，所以和德国政府也没有丝毫关系。而由那场会议引发的针对圣火传递的抗议，不论你怎么想的，与西藏内部的暴乱和起义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情揭示出中国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千百万中国人愿意相信很大一批西方国家正在密谋着针对他们，并且因为我“证实”了此事而祝贺我。它同时也揭示出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人显然也愿意如此思考，即使他们可以无阻碍的浏览自由媒体——事实上，由于Web 2.0的社会网络站点盛行，中华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扩散开。

北京再也不是共产主义了；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它抵御奥运会危机的主要防线便是在汉族中激发起种族主义的自豪感。这个战略惊人的有效，因为它引出了种族自豪这股暗流。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回答到，“即使移民，骨子里面也很难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许我们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容易被同化。但是美国华裔较之美国籍爱尔兰人更像他祖先的祖国。对他们来说，探索自己的过去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我们存在的重要组成。而中国共产党正把这样的荣耀带回给我们。那就是为什么生活于西方的华裔认为他们仍然是中国人并且使用“我们”来连接自己和中国。

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什么都能包容，唯独不能包容他人的激情，误把站到公众的对立面当成特立独行。你冷静思考好了，没有人去埋怨你，你何必又去强求他人和你一样呢？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文弱书生的笔，尽管满含理性，尽管满含挚爱，尽管在人群排山倒海三呼万岁的广场上很难让自己卑微的声音正常传播，却不能够指望自己那一点小小的不同的声音被掌握时代的扩音器的人们放过。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異議藝術家，我看他們才是異議政府。」這位以北京為基地的藝術家如是說。他在雪曼當代藝術基金會的一件稱之為「通過」的棟梁與桌子展覽品開幕式上這樣說。

神聖，他說，甚至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概念。他又說，「我想他們（中國政府）想鼓勵民族主義的行為」， 「它太盲目；是一種沒有清楚智識理念的情緒。他們這麼興奮，根本是一種瘋狂。」

中國對於任何批評從來沒什麼好臉色，但艾未未拒絕自我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