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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应该是第一代面临完全自主选择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重大变化

李想的逻辑是，他们从小就是被父母包办一切选择。既然选择是别人做的，那我为什么要负责任？长期下来，很多人便养成了“不负责任”的习惯。

一个甚少做选择的一代，和一个几乎要自己做全盘选择的一代，矛盾，是必然的。正如冯仑先生说，80以前的代际，90%的人生活在体制内，80以后的代际，90%的人生活在体制外。

作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衷心希望，抗啊议的人能放弃暴力；维持领土完整的卫士们能允许罪犯申辩并公开审判，允许观众说三道四；双方最好像微软收购雅虎一样坐而论道。至于拿耗子者请丢掉傲慢和偏见再指点江山。

对于正面交手的双方，我不觉得哪一方更高尚，事情的本质不过是失败的沙皇借闹运会反对斯大林罢了。进而我还反对以救黎民于水火、结束了中世纪黑暗统治的贴金说辞为自己开脱。套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那么，你凭什么推翻喇嘛们的中世纪制度呢？凭什么强令他们照搬斯大林主义呢？若真深合民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意，敢让人家用手投票吗？世界上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国家并不在少数，老百姓没吃不饱穿不暖。何况，即使不劳我们大驾，今天的雪域高原也肯定不是五十年前的样子。

强国论坛主要的网友构成是4、50岁左右的。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看一下，并不象大家想的那么无法看下去。

我们在审核的过程当中也会进行一些删除等操作，主要是删除一些比较暴力的、对社会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另外会选择一些比较理性的、反映网友意见的东西发布出来。比如说像洪战辉等，提倡一些富有爱心的话题。像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比如说“华南虎”，政府拆迁过程当中的“钉子户”等，这些我们也会选择性的发布。

论坛的删帖，我们主要是看一些上面的通知，或者自己作为论坛编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作出评判，如果可以选择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帖子发布，我想作为新浪这样大的门户网站，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尽管我想通了这两个问题之后，觉得抵制家乐福这样的行动，的确值得大家讨论，而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在互联网上也已经是进行起来了。但是，这样的建议，是否真的是毫无意义，或者是被有的人所认为的，很愚蠢呢？那绝对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感受，觉得作为中国人的感情被法国政府伤害了，觉得被一些法国媒体伤害了，被一些法国民众伤害了，于是决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让对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支持，不参与，不认同，但是不应该去辱骂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是愚蠢，因为，因为你的不认同，在有这样的想法和冲动的人的眼中，你可能就是懦弱。为对方定性，本身就是很不宽容和民主的思维。

而对于那些不参与，不支持，甚至反对的人，也不要动不动冠上不爱国的帽子，如果有人就是要去家乐福购物，那也是别人的选择，并不代表他们对于最近发生的事情，不愤慨，不痛心，只是，大家选择不同的方法而已。

Web http://is.gd/93sy Bio 我是在一个不明不白的国家，不明不白被处死的一个年轻人。我会在天堂祝愿这个国家走向公平，人们选择正义。 (别为我悲伤，网络就是我的墓碑，也是生者的希望)

Name 永远的杨佳 Location Heaven Web http://is.gd/93sy Bio 我是在一个不明不白的国家，不明不白被处死的一个年轻人。我会在天堂(或地狱)祝愿这个国家走向公平，人们选择正义。 (别为我悲伤，网络就是我的墓碑，也是生者的希望)

以评论中国政情为主的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今年10月号出版后，发现被人选择性窜改，其中每期的主打栏目“北京消息”的三篇文章遭到窜改。其中包括独家报导“御用理论家围攻温家宝”和当前的若干敏感话题，如毒奶事件与中南海食品特供、国际记者联会指责中共禁止采访毒奶事件、中国女体操选手年龄丑闻以及胡锦涛访问韩国闹笑话等等。

蔡咏梅还表示，这次事故发生后，曾请教过不少熟悉电脑技术的行家，以及根据读者的反映，足以认定上述窜改不是电脑病毒或技术故障所造成，而是人为所致, 而且作案相当有心思：不触及大小标题等易发觉之处、不改变版面行数，只改动内文, 并选择付印时间紧迫的最后一个印张，以致猝不及防。“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现场资料是被人动了手脚的，就是人为的一个行为”。

Then, the story goes, a giant, star-shaped fungus grew overnight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tomb. An auspicious cloud bank formed and a regent saw a vision of letters floating in a mystical lake, one of which — Ah — he took to refer to the northeast province of Amdo.

第六，可以防止官员出逃。法国最近成为了中国外出考察团的官员们最喜欢失踪的地方，一旦中法交恶，那出国考察势必也难以选择法国，在欧盟国家内也考察的可能性也减小，中国官员们的出国考察团势必要选择其他购物和娱乐的天堂，这样一举可以摧毁他们出逃欧洲的多年人脉和关系的准备。

第三，可以保全我们的政府。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当局是当年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们亲自选出来的，所以说，他代表了我们，他正确就代表我们正确，他有面子就代表我们有面子。在互相的经济政治博弈中，如果我们获得了胜利，那就是当局胜利了，也就等于我们胜利了，但万一我们失手了，那这就是我们的错，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了一小撮人的煽动，引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浪潮，因为我们的不顾大局导致了外交受阻经济受损，给政府台阶，胜造七级浮屠。

没有中国奇迹，华丽下面全是疮痍。

罗炼采取的反抗方式是消极的，他选择了出走（甚至可能是自杀），但其余的青年农民工，则可能选择更激烈的反抗方式。

89年12月的某天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齐奥塞斯库走上专机，离开伊朗回国。他面带微笑，挥舞手臂，仿佛刚参加完一次盛大的派对。几天后，新闻联播的罗京面无表情地播报了这样的消息：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已于12月25日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执行枪决。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可见，要解决目前“改革与法治”等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改革”和“合法”的解释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主导司法的国家里，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起码具有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其一，就是进一步把解释权向执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邓小平一样的开明而有权威的政治家，敢于冲突一切阻力，用类似“黑猫和白猫”这样简单的规则来领导当下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其二，则是实现解释权的转移，让民众“对什么是改革“拥有解释权。这就要求按民主和宪政的框架来约束权力，让民众有权力和能力参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决定社会制度改变的方向和路径。简单来说，要使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两个方向性的选择。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是却明白，这是这些人的选择。我知道，就好像他们无法说服我一样，我也无法说服他们。于是，大家只有选择保持一些距离，互相给对方精神上一点空间。

达赖的发言人回应说，达赖没有说过在这次拉萨的暴力事件里面，有军人假扮，而是指中国政府在打压的时候，有这样做。

现实情况是，对于那些只能够听到一种声音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不同的声音，即使是错的，也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他已经对只能够听到的声音失望了。其实只有听得多了，看得多了，虽然可能在开头的时候会出现困惑，有点点不知所措，甚至抗拒，但是当压力过去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会开始思考。

关于政治的成见总是会在精英政治和民主制度之间产生争议，到底是代表着社会财富、能力和智慧的精英集团还是真正的民主决策机制能带给社会更多的福利？这是一个难以逾越却总是被讳言的命题。

尽管民主有时候会带来完全错误的结果，但作为社会制度，民主仍然是最优的决策制度。因为，首先群体的决策和个人的决策，前者显然更加公平和公允，也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其次，公众同样有选择错误的权力，因为选择的结果的承担着就是他们本身，这很公平。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比如西方的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舆论导向”的责任，因此民意往往借助互联网来表达。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上网是比浏览传统媒体更为明智的选择。

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以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的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采访规定，废止了过去境外媒体采访需要有境内单位接待并陪同的限制；开放ＢＢＣ、美国之音、中文维基百科等境外网站。这些政策宣示和法律法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政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胆识和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