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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听上去很熟悉吧，熟悉得让人反感。有人问了，老杨，你怎么也玩起了“中国特色”？而且，你这话几乎就是从政府报告中挑出来的——   且慢，这话听上去熟悉，可绝对不是你知道的那句话，你知道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我的这句只有“中国特色”加上“民主”是完全两码事。

这里出一道智力题：请问亚洲平均人口身高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平均人口身高最矮的又是哪一个？答案分别是：南韩和北朝鲜。你看，民主虽然不是面包，但独裁国家显然很缺少面包。

大家不妨想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我爷爷告诉我的，清朝被民国推翻后，民国宣布要共和了，消息传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到处一片哭声，他们不是怕共和，而是不想剪辫子。我可怜的父老乡情，他们从记事起，头上就有一条辫子，现在竟然有人要共和，要剪辫子，这还得了？当时那些发布要给人剪辫子的乡情都被父老兄弟们吐了口水。当然，现在我们家乡都不留辫子了，你们那里还留吗？

第一点，商业运作的原则。

公司所面对的资金问题，人事问题，财务问题，效率问题，沟通问题，绩效考核问题，资产利用率问题，战略问题，执行效率问题，审计问题等等，一个公益组织也会面临。

第二点，充分尊重捐赠者的原则，或者说市场化的原则。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社会科学是复杂的学科，虽然冠之以“科学”，但预测仍不是这个领域的任务。有学者预测土地私有不会出现所谓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报以怀疑，如果精密仪器都测算不出大地震，你靠什么能算出来有没有“人震”？

      2009年的3月4日，我确然看见了一匹玛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公然地违反自己制定的“选举办法”和“选举工作方案”，肆意践踏“公开、公正、民主”的选举原则，非法、多次侵害独立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前几天的第一轮选举中，选票上除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外，还有“另选他人”一栏，于是，几个众望所归的“折腾分子”如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赢得了高票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做出了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决断，在最后的选举中，果断地把选票上的“另选他人”一栏去掉了，并且声明：谁要另选他人，就是废票。同时，在选举现场，警察、城管和不明身份的人趾高气扬，摆出一付决战的面孔和姿态。很好，很强大，我们不得不佩服某些人勇于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气概。

      这些善良而正直的律师，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他们都积极在法律原则下解决社会问题，都想用温和的方式解决矛盾，但是当局没有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回应和有效的引导。那么，问题又会积累更多，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中国这个大的社会金字塔早已是一个问题金字塔，已经很脆弱了，如我的朋友所比喻，它是一座“冰塔”。社会问题该怎么解决？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良方妙策，因为一切良方妙策都要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这个社会在等待属于它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            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我听出他有些情绪，问道，你的意思是咱家只有极少数人才享有自由？少爷赶忙回答，别这么说，那是你的理解，我的意思是你即使是极少数，也能代表咱家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我赶忙纠正，你的语文有问题，极少数在现代汉语里是贬义词，不信你去看看新华社的文章，从来都是罪大恶极的代名词，一般用来描绘特殊事件背后的黑手，特指那些逆世界潮流而动、反和谐社会的小丑…… 哈哈哈，哈哈哈，少爷没等我说完突然发出地动山摇的笑声，接着猛地刹住车然后咬着我的耳朵，低声问道，老爷，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这是不是极少数？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那些只是经由网络“暴露了”“表面化了”而已，实际上是本来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问题。

网络的另一个侧面是像扬声器那样深刻了现实问题，但我认为，如果理解其特性熟练运用踏实呼吁的话，这一问题将会改变。

即便是将网络实名化，也只不过是又将社会问题潜在化而已。也许表面上的确是平淡了。但却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那就变成了和平的“面具夫妇”一样的状态了。还有，我认为好容易才加入的网络用户中的很多人，很有可能会停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那是因为发布信息的门槛一下子提高了。剩下的用户也只能写一些不疼不痒的琐事的话，我认为网络就成了非常无聊的世界，它的创造力也将明显下降。

这是许多企业的员工面对的问题。感到压力的不再是那些呼吁企业切实履行自己的企业的社会责任（ＣＳＲ）的绿色活动家和说客，而是企业自身。它们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来自内部职工的不再满足于每月奖金的压力。他们想知道公司在为全社会做些什么，自己的工作是否实现了个人和道义上的期望。

企业的力量取决于自己的员工，如果每个个人与其工作的企业有同感，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贡献以整体的形式出现产生的影响更持久，不仅能激发其对企业的忠心，而且能产生更深远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也就是社会影响。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才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类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胡温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可见，要解决目前“改革与法治”等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改革”和“合法”的解释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主导司法的国家里，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起码具有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其一，就是进一步把解释权向执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邓小平一样的开明而有权威的政治家，敢于冲突一切阻力，用类似“黑猫和白猫”这样简单的规则来领导当下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其二，则是实现解释权的转移，让民众“对什么是改革“拥有解释权。这就要求按民主和宪政的框架来约束权力，让民众有权力和能力参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决定社会制度改变的方向和路径。简单来说，要使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两个方向性的选择。

1、废除目前的《教育法》、《学位条例》等一切教育管制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规定，教育权属于社会，那就让社会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劳政府费神；   2、废除目前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部门规章，这部法是民办教育扼杀法，是一部恶法；   3、制定新的教育法规，旨在改组教育部及其各级地方教育局，把它们变成正常的政府部门。主要工作是贯彻国立学校教育预算的落实问题，以及各类学校所需要的行政性服务而不是管制问题，以及制定符合教育理念的全国性国立中小学教材的基本纲要——意识形态教育应该从教育中废除——这也是一种“政教”分离，教育不是用来培养政府的奴才和奴隶的；   4、另外，政府应当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的教育优待，例如制定《残疾儿童教育保护法》等；

“我公开讲过，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就比美国的人权状况要好，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我们问题至少应该比美国多五倍，那才说明我们人权状况和美国一样。但现实是，我们目前人权状况比美国的好，说明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我在大会上讲这话引起会场上哄堂大笑，大家都鼓掌，也可以看出美国不得人心，他们把人权问题高度政治化，为本国政治服务，把人权问题作为工具，做法很不得人心。”

“和谐内含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人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重要素，在此意义上，和谐社会中人们对人权的诉求有着与前三代人权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

“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