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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最近“一位网友”拍摄的北京车展“最美清洁工”在网络上人气异常火爆，包括我在内，一开始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也被那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丽打动……一开始就有网友质疑这又是一次炒作，我还不信，不过，今天知道这组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著名的网络推手“立二”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又被愚弄了，“最美清洁工”是个学生，也是《赤壁》剧组的一个演员。

一、      独立，我可要承担责任的    你说让我独立办案，我可不敢，我要承担责任的。

二、      独立，那升迁是有麻烦的    你不知道，你让我独立了，和别的人交往就少了，朋友就少一些，那对升迁是有麻烦的。

公立教育，洗脑，与独裁 如果教育可以“开民智”，如果受教育的人更善于独立思考决策，更珍视理性与自由，那么一个独裁的政府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减少公立教育开支，降低公立 教育水平。但事实上除了古代封建社会，这种推断并没有得到二战以后从亚非拉苏联东德等广大国家收集的数据的支持，这推论什么地方错了？问 题在于，“教育”并不必然“开民智”，它本身也可以用来“愚民”。尤其在当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暴力控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 （在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警察的执法通常比经济不发达地区更加文明），与之相比，控制传媒和教育所带来的效果便要突出的多。

如果共祖先就要在一个国家的话，日本和韩国是不是也应该回归？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国家是不是也应该回归欧洲？人家南北韩分开了半个多世纪也没见 天天打仗。如果说共饮一江水就应该在一个国度，那埃及是不是要收复大半个非洲？加拿大是不是也应该加入美联邦？记得当初俄国人甚至把本属于俄国的阿拉斯加 州七百多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现在是不是可以收回？另外一个疑问，有人会认为某个自治区如果独立了，会给那些军国主义国家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会在中国边界上 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将受到空前的威胁。其实刚开始说道分裂这也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是国家教育的成功，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威胁见缝插针、无处不在。其实 想想，如果一些企图不良的国家仅仅是为了一块军事基地，到不至于这么费尽周折，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很便宜，稍微友好一下，就可把它们当东藏用。

他承认欧洲同一文化分裂成不同主权国家的政治多元局面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谜。但他也作了一次初步的猜想，第一个条件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家权力受到制衡不能无限扩张。第二是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特别的政治地理环境有利独立国家和独立城邦之间经商却不易武力统一 (正像台湾海峡的政治地理特点)。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发达的封建制度，使地方封建主得以制衡政府的权力。

同 一文化下的政治分裂给了地主绅士和新的资产阶级可乘之机，易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取得独立地位，使资本主义得以发展起来。欧洲历史上很多自由城邦都 是利用国王之间争权夺利取得自由城邦地位的。其中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利用西班牙与普鲁士之间的权力争夺早在十五世纪就取得自由城邦地位为代表。自由城邦不 但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基地，而且是欧洲形成城邦之间长距贸易和统一欧洲市场的基础。而按 North 的看法，这个十五世纪形成的市场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中国历来没有自由城邦，城市都是政治中心的附属物。直到近代香港成为自由城市，其自由城市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后能够维持，也要靠中英之间的斗争，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竞争及对香港自由城市地位的有力支持。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中国有一个经典的黄段子：CCTV记者问农民阿土：你认为世上最美的女人是谁？阿土说： “李万姬！”李万姬是谁？记者想不出来。阿土说：“你们电视台太那天说那些大官‘日李万姬’，大官都要日的女人，一定是美女。”

浦志强律师说为了中国的安全，他不喜欢看到金二出席奥运会。本人相反，从小就是个爱看热闹看打架爱看狗当街交配的不良少年。金二要是参加奥运会，一定有很多好看的镜头。当然最好看的镜头是金二站立鼓掌的时候忽然裤袋断了，裤子掉下来，当众露出了闻名世界的那个fucking鸡巴。

本人上月博客被删掉28篇，罗永浩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共封网，我代表三个代表谢谢罗永浩。

1.“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准确地说，这是一个“狼奶”加“鹿奶”的“二奶时代”。所谓狼奶，是指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有且至今未绝的党化教育。1932年，胡适的朋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撰文，指出党化教育的两层含义：一是把党的主义或主张，融合在教课中间，使它渐渐的浸灌到学生脑袋里去；二是教育的事业，由党的机关或人才去主持，使它完全受党指挥。当然，这种党化教育并非限于学校，权力逻辑可以使之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声音一：黄万里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声音二：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便被广泛质疑是L鹏等领导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声音三：美国探索频道（ Discovery Channel）的一则报道：一直被外界视为「世纪豪赌」的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是继长城后第二个可以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人造工程。工程完成后，整个水库宛如中国内陆的内海。专家预计，蓄水量可高达393亿立方米，由于大坝重量惊人，会压迫到地壳，只要每日增加一点，就可能会引发地震，几百万年前地壳挤压造就群山的地震，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甚至可以轻微扭转地轴。而且，水库区横跨断层，大坝地基未必如预期中的稳定，如果大坝崩塌，巨浪沿长江而下，估计会造成沿岸数万生命丧生，更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萎靡不振。

旅美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香港和大陆分别出版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校，徐中约审订。繁体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我在多年前搜集林则徐翻译国际法相关资料时，曾拜读过徐先生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大作，看到《中国近代史》出版，译校者足够专业，而且又是作者亲自审订，就毫不犹豫地掏出六十余元买了一本。   回来后翻阅，看到书前有出版者署名的一篇“出版前言”，其中说“作者浸淫西方学术多年，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及批评标准与我们不仅相同。经版权所有者授权，我们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其不妥之处还请读者见谅。”于是就对比了一下不同版本。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本来的四十二章，居然遭到大砍大杀，只剩下二十九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中国重入国际社会”，中间近三十年的历史完全删除殆尽！   整章连片地砍杀之外，还有不间断的字句删改。下面是作者全书最后一节“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的一部分，我用红色字标出删改的部分，可以看出这种所谓“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到了这怎样令人震惊的程度。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 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 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 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 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 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 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 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 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 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 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 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 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 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 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产业升级关键不是说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把现在的制造业全部消灭，不可以的，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口，这是跟全球很多国家不一样，那么多的人口必然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没有密集型产业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这种就属于劳动密集型，关键原因是在于，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价值链要往前面价值链高的一端进行转移和升级，就是说不要放弃，放弃很可惜。比如我举的一个例子，很多工厂那么多年给很多品牌做加工，其实里面已经急剧很多技术的基本研究能力，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往上升级，比如由OEM企业往ODM走，本身企业价值就升了一大块，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既解决了我们中国现状的问题，本身又在价值链附加值提升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简单的来看。

中国企业太忽视如何建立品牌忠诚度，中国企业家太善于建立品牌知名度，就是说利用各种方法让大家知道，但是如何让大家喜欢这是一个挑战的问题，当然这个里面的挑战涉及到一种品牌架构的建立，以及如何运用工具，一直到最关键的一段，运用什么样组织人才配合进行整合营销，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需要功底积累的，说白了关键是内部的管理价值，外在消费者看是一个产品、一个推广，其实内部看是一个内部的管理价值，这是一个关键，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先启蒙思想，就是大家要知道，第二个要引入工具，这种思想要什么工具去执行，第三个要有统一的行为和文化去执行，最后一个，要有耐心去积累，什么事情都要有耐心去积累的，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需要花时间的，我觉得这四个要素是一个关键。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一个精神正常，且二十几年来一直遵纪守法，堪称楷模的人，仅仅因为警察依法盘查就对警察的同袍大开杀戒以作报复，照此推断，那精神正常的十三亿人岂非都是潜在的凶手？

　　终审判决出来了，回过头去看，赫然发现，那个被抓的造谣者第一时间造的谣，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符合逻辑的“真相”，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

6、这件事发生后，张震同志很快的赶到了部队，而团里也组织特务连进行追击，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后来将其打死，立了二等功，回家了，但是隔了两年，最后得了精神病。

我不明白，痛骂范美忠的人究竟是站在怎样一种立场？范美忠的行为，一为自保，二为辩解。关于第一点，大多数批范者也承认，并没有错，逃是本能，批范是批第二点。可是，一个没有胆量把“逃是合理的”说出口的人，和一个敢于诚实地说真话，哪怕要接受十亿人的唾骂的人相比，究竟高尚了多少？这其中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道德落差，使得噤声者得以有了伦理制高点去痛打一条坦荡的落水狗？

什么时候开始，零成本地躲在显示器背后围攻弱者成了爱国的最好表白？这是强国吗？如果是的话，也许它强在国，但绝不强在民。

第二条　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

学位颁发权被控制在国务院手里，不知道国务院如何证明自己，居然比那些高校本身更能知道他们有没有颁发学位的资格，也不知道凭什么就有权力决定一个高校可以给人颁发学位，或者不能颁发学位。

这条条文反映出制定条例的人，满脑子的二元对立思维，看来是阶级斗争那国家精神病时代熏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