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分了一线二线，老毛被安排到了二线。毛泽东对于这些决定是极端不满的。但当时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力还很大，毛泽东别无选择只好赞成。八大以后不久老毛就展开活动力图恢复他的绝对权威地位。他开始否定对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决议。他把这些都斥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阴谋。他为斯大林大唱赞歌，其用意是维护个人崇拜的正当性。

老天给你无上的淫威，然后促成对你最忠诚最孝顺的一伙人在最敬仰最爱戴你的念头支配下动刀动剪把你给废了。报应就是这样来的。这也属于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

如果我的这个猜测“不幸而言中”的话，主席的损失就大了。要知道该器官对于一个男人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你活着时候是人格的底蕴，在你死后则是“尸格”的标志。一旦失去“那话儿”，主席就成了一块男不男女不女的胴体，到了阴间连上户口都有困难。再想象主席到了阴间见到昔日的对手刘少奇彭德怀等人，那场面更是难堪：无论刘彭等当年死得怎样冤，他们至少还闹了个全尸而终。而主席死后却经历一番宰割折腾，到末了只剩了个里面空荡荡外面光秃秃的皮囊，到了阴间后连 “站着撒尿”的爷们功夫也没了，你说惨也不惨？主席荣耀乎？耻辱乎？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月光博客算的上是国内最有名的博客之一了, 但我认为不应该把它当作成功(何为成功?)博客的典范. 我更欣赏的是阮一峰的网络日志这种类型. 无论是博主还是访问者, 就算若干年后再来看博客里的文章, 仍能看到自己的思想或者某种思想曾经给予自己的启迪, 无聊的深刻的可笑的严肃的. 而不是仅仅只看到某条曾经发生过的新闻或某个网络产品的介绍, 淹没在一片类似的文章中, 差别可能只是发表时间上的数字而已.

我自己很讨厌神化blog之类的话题, 比如讨论自己为啥退订blog, 或是告诫新手们不要写私人生活等. (当然, 讨论这些本身可能也是独一无二的)

感 谢 信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监处    点击数：60    更新时间：2008-7-18          ★★★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2008年7月1日，我市闸北区发生一起暴力袭警案，造成6名民警牺牲，另有4人受伤，此案引发了中央和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7月3日，一则恶毒的谣言在网上迅速传播，称案犯杨佳曾被警察殴打，致生殖器受伤，无法生育，故愤而报复。谣言一经出笼，立即在网上掀起滔天浊浪，甚至有网民据此呼吁特赦杀人凶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我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立即对网上涉警有害信息开展删除查证工作。7月4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的大力配合下，迅速控制了网上负面舆情并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郏某某，为最终在江苏苏州成功抓获对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案侦破过程中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的鼎力支持确保了网上负面舆情控制工作和案件侦察顺利开展，你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良好作风和扎实的基础管理水平值得我们学习。在此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对你们在工作中的长期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海市公安局公共网络信息安全监察处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

广告词一：人肉搜索的威力大家都见过，现在，更强悍的人肉病毒来了，现在删贴的速度赶不上发贴的病毒们的速度，现在人肉政府掉入人肉网络传播战了吗？ 广告词二：再快的删帖速度，面对13亿，比蜗牛爬的还慢。 求下各位了，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给我一个友情链接比赞助我款项更实在，请大家在骂我的同时顺便让更多人知道瓮安事件吧，我们希望这事得到依法公正独立的处理，我们希望政府能够重拾声誉，我希望新闻自由。 因为，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司法独立！ 朋友们，我置我的生死于不顾，你应该会渐渐明白我是为了什么。请给予关注，无论是指责还是赞美，谢谢你！

1.支持中国举办奥运，更加融入国际社会，有助其实现普世价值。2.希望内地同胞理性表达爱国情绪，反对一切暴力行为。3.要求西方媒体立即停止发表与事实不符的辱华言论。4.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无辜的异见维权人士。

这股腐臭，在PGSA还只隐约可闻，而在香港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at HKU）里，可就是乌烟瘴气中人欲呕了．我刚到港大时，还偶尔瞅瞅CSSA的网络论坛，但很快被腐臭逼退．今天刚一登录便见一条系统留言：「你的帖子『明晚八点有人去维园吗』已被管理员cssa删除．2007/08/07 11:53pm」那是我在今年６月３日发表的．公告栏里有一条《重要通知：香港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论坛管理制度》 ，８月７日11:49pm发布．根据新版规第二条──严禁危害国家安全、国家政权、国家统一的言论──我两月前发的文章在版规公布五分钟内即遭删除，此等高效率，与PGSA的不作为简直天壤之别！

据周二的一份管理层文档，谷歌的股东将提议该公司采取措施以确保网络连接的自由，并对其运营在人权上的影响建立评估机制。 　　提案将呈报公司在5月8日的年会，其中谷歌股东们要求，谷歌应承诺实施一定标准，包括不参与主动审查，在限制政治言论的国家里不收集用户信息等等。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独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直接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

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是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专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毛-泽-东文胆、后来上吊自杀的田家英曾说：主公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田家英自命风骨，他叫毛-泽-东“主公”，多半是把自己定位于张良、郭嘉、荀彧式独立士人身份。他以宠始以义分以死终的命运，和荀彧、陈布雷有类似之处。

俗话说“按下葫芦起了瓢”，最合对毛-泽-东的帝王术的评价。毛-泽-东自诩看过十七遍《资治通鉴》，可瞧一瞧看一看《资治通鉴》包括二十五史，有他这样的帝王术吗？

不管怎样，毛-泽-东终于在恐惧、狼狈、疲惫、孤独中走完一生，他那沾沾自喜人人臣服的帝王术，从大义看，害人害己害国家；从技术看，按下葫芦起了瓢，倒下一个起一批；从帮他考量结果看，更是虎头蛇尾，众叛亲离，草草收场，压根没起到芟除荆棘棒的作用，那一群没死的元功宿将，可谓都是九条命，心理上已经和他恩断义绝，抱成一团，貌合神离，虚与委蛇。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元功宿将已经开始密谋针对江青集团的后事，而且敢当面逼他认错。张玉凤的回忆未知属实否，但毛-泽-东再也找不到托孤大臣，已经是可以肯定了。别说托孤，他身后不旋踵，“太后”下狱，再后来“后主”废黜，哪里是他能预料和控制得了的。他所惺惺相惜者汉高明祖，最后的岁月，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而他日日嘟嚷《枯树赋》，顾影自怜，“打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句错误的翻译，却是他生命终结前最好的比喻：孤家寡人。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所以绿色奥运的第一步，是告诉你咱北京就没垃圾。

第二步是装出北京的交通也很好的模样。汽车也单双号运行了，到处交通管制。啥，怎么上班？那咱管不着。

过去听说，但凡有人申请游行，多半会以妨碍交通为由不让上街，这说明我们政府还是特关心老百姓交通权的。现在为了奥运，倒不在乎了，这说明奥运这东西规格蛮高的，有多高呢，怎么也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吧，至少是在宪法之上的。

事情远远不只了解这些术语这么简单。你需要决定使用什么工具——这种工具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在信息技术上的投入吗？

比尔•盖茨表示未来几乎所有的服务都将以数据中心的形式实现。

信息技术2.0的管理者不仅需要知道公司应该使用什么软件，还需要知道应该采用本地服务、在线云服务还是二者的结合？

接下来的部分就只能想象了：某个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一秃顶胖子突然拍案而起，大骂一声：“这还得了？！”随即拿出笔做了批示：此事一定要严肃处理！门外，汗如雨下。电话打到四川，汗如瀑布。电话打到都江堰，汗如雪崩。电话打到学校，立即照办，扫地出门。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谁都能想象得到。

泰勒斯对这些人说：“你们可以认为我没用，但要说知识没有，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一年年成不好，橄榄歉收，许多做橄榄油生意的商人歇业休息。但泰勒斯经过仔细地观察和分析天象，认定来年会风雨顺，橄榄将大获丰收。第二年开春后，泰勒斯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租下了全城的所有榨油机。等到橄榄收获季节到来时，他靠高价出租榨油机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就这样，他用事实告诉人们：哲学家只要想赚钱，便能赚很多钱。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这就好比媒体问你，你对印尼的海啸有什么看法，你说“，印尼人民对我们不好，所以，一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但是后来，我看见海啸的惨状，我的朋友也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一想，然后哭了，我就认为我开始的想法是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除了原始的媒体以外，其他的媒体只采摘了你的两句话，就是我很高兴和我认为这就是报应，你作何感想。

在地震中，我们那么重视生命，哪怕过了理论存活的时间也不放弃，能救一个就救一个，那么，对于这个至少还知道反思自己的外国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她推向对立面去，而不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呢。

如果我在家里，看客们可以认为我没有行动，如果我去了灾区，看客们可以认为我去添乱

　红十会人士现在称：“并不是开不出捐助物资抵税发票，只是很困难，我们工作人员是在震余的危房中盖章。”姑且信之吧。 　　　如果红十字会捐物不开发票，企业无法抵税，如何刺激他们的捐款冲动，这只是问题之一。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我觉得客观的说，毕竟红十字还是专业大规模的官方救助渠道，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目前救人要紧，大家还应合作，只是需要民众一起要求它改进。 　　有人要问：既然红十字有如此问题，民间组织为什么不单独做？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称，十五日晚北川小学中止了搜寻工作，营救人员全部撤走。结果十六日，一位老太太独独没有放弃，一遍遍走，用昏花的眼睛还发现了五名一息尚存的小学生在钢筋水泥深处。大人们立刻吼了起来……不知有没有得到救助，记者与灾区失去联系。我们都不应当放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