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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

呼吁国家领导人，责成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杨佳案起因、审判内幕等违法作为的调查，整顿上海市公、检、法，扫清与国家对立、无视国法的地方势力，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地位。

杨佳案并没有结束，对杨佳的宣判，表达了舞弊者蔑视法律尊严的愿望。污浊的灵魂决定了猥亵的命运，他们最终没有逃出背叛人民的逻辑，对权力的滥用和对法律的蔑视。应该提醒他们，这一次，他们依然会因为愚蠢而付出代价。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到了九时，前来旁听的媒体记者和市民估计达一二百人。申请旁听的市民，以中老年人为主。有些市民情绪激动，甚至有人还拉起了横幅，称杨佳是“大侠”和“英雄”。警民发生了冲突，有市民被警察架到法院西门对面一个胡同里，后来被几辆警车运走。很多媒体记者在场，拍摄了冲突现场，外媒记者看后直摇头。

杨佳称，鉴定人员问了两个小时的问题。鉴定专家也承认，没有给杨佳做医学检查，如脑电图、CT。不知杨佳曾在山西太原遭过警察殴打致脑振荡情况。

杨佳如果没有遭到暴力，没何不愿离开派出所，最后在母亲电话劝导下才离开？为何纠缠长达九个多月，为此警方两次派人到北京做解释，同意报销杨佳长途电话费三百元？假使杨佳没有遭暴力，他如此报复警方，除非是有了精神病。

又一次，缺少对宪法起码的尊重，蔑视公民的基本权利，背离司法公正的愿望，扰乱正常的法制程序。体制的衰败源自于程序的衰败，程序的扭曲支持了体制的扭曲，相辅相成。杨佳的生和死都躲不过程序问题，这样的审判是为了什么，审判了谁，这可会是杨佳所预料到的。

关于做精神病鉴定，翟律师在表面上做了所谓“人格障碍”的辩护。翟律师应该知道，即使法院没有当庭驳回，此辩护如果成立，仍不可能作为杨佳免除刑事责任的依据。不难看出，用心良苦的翟律师本人才是真正具有“人格障碍”的人，不是间歇性，而是永久性的。

　　一个精神正常，且二十几年来一直遵纪守法，堪称楷模的人，仅仅因为警察依法盘查就对警察的同袍大开杀戒以作报复，照此推断，那精神正常的十三亿人岂非都是潜在的凶手？

　　终审判决出来了，回过头去看，赫然发现，那个被抓的造谣者第一时间造的谣，仍然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符合逻辑的“真相”，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

6、这件事发生后，张震同志很快的赶到了部队，而团里也组织特务连进行追击，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后来将其打死，立了二等功，回家了，但是隔了两年，最后得了精神病。

本年度最佳中文博客授予律师刘晓原。刘晓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2000年通过了国家的律师资格考试。3年来他一直坚持书写博客，帮助人们了解法律知识和程序，参与社会公众活动，帮助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呼吁法律程序的透明化，并且和其他专家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的法制体系。

德国之声和“记者无疆界”组织共同推出本年度两位 特别奖，其中一个授于中国维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丈夫被秘密警察带走后，她依然勇敢地撰写博客，记录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几年来坚持书写博客，让人们了解在监控下的生活。 

    我开玩笑说“我这字不值钱，如果三十年后我们国家的民主与法制进步了，我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在言论了，我的作品有幸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再给你签名吧！”

北京政府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抗议场地一度成为小小的轰动新闻。但至今已三个星期，还没有任何人在这三个公园举行抗议，而必须经过的申请程序十分危险。据人权组织提供的消息，至少有两名申请抗议的人被捕入狱，其他人则被遣送回原籍。

有一位前女军医想为自己的事举行示威，因为她没有获得民间行医的执照，这完全是一件与政治无关的事。

"中国是法制国家，与其它国家一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以这句话反驳对中国的指责。但现实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中国警方和国安人员向三十多名人权人士和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受难者的家属发出了警告，警告他们不要与外国记者谈话。一些人被迫离开首都，另一些人被软禁家中或始终处于监视之下。著名的被捕人权人士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在奥运开幕前一天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历史？为什么要粉饰残忍？又为什么要颂扬暴力？我们给农民起义一次次贴金，一次次唱赞歌，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为一群流氓权力者大肆开脱、百般隐瞒、一味加冕，其真相大白后，最终的结果是:会让我们彻底失望，让我们极度愤怒，让我们加倍渴望民主与自由的曙光来唤醒中国大地上的一片片血泊。

面子是要滴、脸是不要滴。民主、自由。法制是用来喊叫滴、你想要啊哪是不可能给你滴。

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壮阔虽壮阔，对于推动历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象力，确切地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那时候中国的法律环境是幼稚，现在比较老练了，从简单粗暴到和谐，只是改变了压制的方式而已，这种压制听起来很雅致，其实真的没有太明显的进步。我觉得在今天，凡是在法律该主持它的严谨和公正的时候，它总是缺席。 比如最近的杨佳案，简直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经典缺席。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2004年又给国务院法制办报上了这个稿子，因为我们国家的立法现在是瓶颈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开六次常委会，一次大概三到四天，能够审议的法律案是非常有限的。重要的法律草案如果国务院起草的要往全国人大提交的话，也得上常务会，行政法规也得上常务会，法律草案也得上常务会，因为一年就那么多个星期。所以有人专门一算，每年我们国家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只能有40到50件，因为常务会不可能每次都讨论法律，当然现在都是讨论两个。

在犯罪事实没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司法判决由无期徒刑，改为五年有期徒刑，由于社会舆论的影响，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是许霆的“幸运”，也是法制的悲哀！

同时 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 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之战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万的20%不到，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后，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的为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的3月10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 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 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 心尽力的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