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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旧文提及77宪章三点，到目前为止，对08宪章做三点观察：1，晓波的文本太陈旧，有一些策略性失误：1）未能结合时局强调民众所苦，然后作发挥，那样动员效果会更好；2）未能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之国际法上深入，如果只在这一点上深入，也会避免授人以柄。从这一策略问题上看，晓波的话语资源与20年前比，未掌握更多，很遗憾。当然，讲权利已经比单纯讲民主进步很多。2，晓波被捕凸显当局威权态势膨胀，不容任何直接挑战者，整个威权体制在加强，这是未来社运应该加强研究的方面。不能有任何天真幻想，以为民主会从威权体制内部生发。王小波所描绘的2010黑铁时代并不遥远。3，从后续声援签名来看，一个并不成熟的抗争能否转为一次 宪章运动，关键仍在于后来者如何重新解释文本，赋予其新含义，以一个新知识分子/运动群体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才有巩固过去10年维权斗争、推动未来抗争政治的意义。换句话说，晓波进去了，看你们的了。

我们在国内开发新型清洁能源，同时将与世界所有国家分享我们的技术和革新。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建立一个洁净煤厂，中国也能。如果我们找到利用下一代生物燃料的途径，印度也将知道如何做到。我们在应对贫困国家欠发达的同时，将利用我们的知识帮助他们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建设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 最近，一个帮助中国推广清洁能源政策的非营利组织的主管称，中国人对他提出的每一个政策建议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那么好，为何你们不做？”这是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列举美国一些州、或城市、或公司的一些好例子……但是我们不能列举美国。”

如此快速的增长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现在，这个经济扩张期显然即将走到尽头。不过，在未来几年中国将会经历何种形式的放缓，仍然很难讲。

有更多决定性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即将走低。去年，房屋销售量增加了26%，但今年上半年却下跌11%。8月份，房屋施工面积有所下降——疲软的钢铁和水泥生产数据为此提供了进一步证明。前花旗银行(Citigroup)首席经济学家、现就职于《财经》杂志的沈明高表示：“只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要么房价大幅下降，要么政府出面拯救开发商。”

于是，我们所关注的是：这次危机之后，世界将会怎样？中国将会怎样？     显然，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对于中国来说，结果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中国同样被卷入长期的衰退，那么这就真的是一场“危机”了，它对于中国未来的不仅经济、而且政治的深远影响可能将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极端结局：要么是当局否定三十年的改革路线，而退回到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要么是自由主义道路乘虚而入，其结果极有可能是作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正在崛起的中国如前苏联那样土崩瓦解地解体。无论哪种结局，中国都会丧失三十年改革的丰硕成果，乃至于中华民族发奋图强的百年梦想将会再次落空。

我非常赞同温总理坚定有力地回击：：“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

我不由要说，那“一小撮”英国人实在是太糊涂了，是非不分，善恶不辩，真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了，阻碍“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说实话，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这些个英国媒体吹捧中国的背后一定暗藏“不可告人”之目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清楚，中国自己的麻烦够多的，自己的未来还在未定中，哪能承担大英帝国的“未来”啊！还有，中国人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储蓄率最高，教育、医疗、房子，这些东西都很贵的，谁也不敢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大手大脚花钱啊！指望这些中国人花掉他们手中的“救命钱”，岂不是异想天开？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 这更是1949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地震一来，宣传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但是，大批记者蜂拥入川，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的图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由此激发的报道冲动，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时值奥运会前夕，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互联网时代了，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谁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在这情形之下，也不会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自陷被动吧？“收”“放”结合，“放”中求“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无论是一个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还是一个短视的、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它们都会竭力缩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要做的正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如果下任美国总统是一名“技术狂”，那么受益最多的将有可能是企业的IT经理们。以往，IT经理做了很多工作以保证企业的运营和安全，但是他们的地位没有受到重视。这样的情况未来有望得到改善。

IT行业观察家和学者认为，如何处理有关IT领域的问题对于未来美国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Steven Weber表示：“互联网经济是美国经济中价值创造活动的主要来源，也是许多美国人获得社会体验的主要来源。总统必须理解到这一点。”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选择美国总统时应当以IT问题为中心。耶鲁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viSilberschatz表示：“总统应具有技术背景，能够从较高的层面理解技术。”美国总统是否理解IT行业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美国政府研发支出过去10年中持续下降，目前已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大学没毕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为什么他能捐出所有财产？我想这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这样的事情既不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会发生在新加坡。在中国和新加坡，没有钱或创业失败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唾弃，以及饿死病死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异常深刻的。所以我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冒险。 至少比尔盖茨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以及恐惧，也不怕孩子可能会为下顿饭没着落而发愁。在美国创业失败并不会招人白眼，身无分文也并不会陷入生死困境。很多人打打零工，到麦当劳干干活，都过的也挺舒服开心。我想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中国新加坡等地无法大量产生创业家的原因之一。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1989年12月25日，当耶稣诞辰的钟声再次赐福人世的时候，一个混含着仇恨与蔑视的嗓音在一间与世隔绝的屋子里响起：“人民公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五条和第三百五十七条，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危害国家安全罪、破坏公共秩序罪、贪污罪、受贿罪。特别军事法庭宣布：数罪并罚，判处被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死刑，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准上诉！”，同时， 他心爱的女人也将魂归西天。这就是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在那些将最优秀的政敌斩草除根、格杀勿论的运动中，等待獨裁者的只能是更激烈的反扑和报复，因为他们早已把理性与宽容的力量给绞杀了。当把一个政府把最宝贵的“理性派”送进坟墓时，也就等于提前把自己送进了坟墓。獨裁者应从正在倒下的尸首上看见自己未来尸首的影子。在一定意义上说，獨裁者死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他们在充当刽子手的同时，无形中却扮演了自己的刽子手之角色。獨裁者死于非命的故事也说明：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國大陆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乱，进入了一个后極權时代。随着極權统治的经济暴力和政治暴力以及思想暴力的强化，暴力逐渐隐藏在很多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是獨裁者运用法律的同时也在抛弃法律进行恶意的掠夺，对反抗者进行的无情的打压，另一方面，反抗者的反抗离开暴力再也找不到有效的工具。獨裁者和反抗者的暴力倾向都在积累，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到一个临界点，暴力有可能再次危害中國。

不仅如此，从2007年9月份开始，一年多时间，袁伟静一直得不到允许去监狱探望陈光诚，直到这次元旦前夕才第一次 见到陈光诚。光诚看上去面黄肌瘦，健康状况非常的差；他从2008年7月份开始拉肚子一直拉到年底，每天少的三次，多的五次，整整拉了5个月，就算是铁人 也禁不住这样折腾。监狱开始只给他吃治泻肚子的药，因为不对症，根本不管用；也给光诚做了几次检查，每次都查出便里带血，监狱诊断说是慢性肠炎，但是始终 不肯把诊断报告出示给光诚家人，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监狱里不提供热水，光诚能喝的上不过只有温水，更不用说其他的生活条件了。

但是，和我们一样，光诚的家人毕竟还是普通人：被一群流氓“合法”的看守在家里的日子 是难以煎熬的，尤其当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看起来没有尽头时。袁伟静嫂子一度以为在08年奥运会结束后境况会好转，可是，就在残奥会期间反而遭遇到了更恶劣 的对待，这种预期上的反差最容易让人失去信心，可幸的是，袁伟静嫂子和曾金燕女士一样，都是既坚韧又坚强的女性。虽然生活与未来充满了坎坷，但她们依然在 坚持守望着他们的丈夫和信念。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上海袭警案，演化到今时今日，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辩护大律师，无论是谢有明还是翟建，两人在全国民众面前信誉扫地，丧失职业精神，沦为大多数民众眼里的无耻无良的“律师典范”。

　　说到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公众看到的是，大家都输了，那究竟是谁在其中“盈利”了呢？所谓真相的价值，正在于此，倘若真相一样如同迷雾般遮掩，我们就只看到，这块土地竟然能够炮制如此奇案，一个“所有人”都输了，没有“赢家”的大事件！因为我们看不到究竟谁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