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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在大规模地震前夕，大气层的电离层会出现反常。 在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前，科学家曾经在上空的电离层探测到"强烈"信号。 美国宇航局的研究人员认为，当地底的岩石块要裂开前，地表会充满电子。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太空及遥测中心检视了台湾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5级以上的地震。 结果发现几乎所有发生在地表35公里深以内的地震，其上空的电离层都出现不稳定情况。

我还查到了当今用地震云预测地震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研究者是旅美中国研究者寿仲浩。他从1995年开始运动自创理论加之观察卫星云图来预测地震。准确率奇高。 早年他预测了唐山大地震，近期又接连几次很准的预测了伊朗、新疆、巴基斯坦的几次大地震。 他的网站是 http://quake.exit.com，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保存下来的资料和图片都很具有说服力和学术讨论性。

民间活跃着大量这样的业余地震观测者，而他们却无法和专业地震观测机构形成有效合作，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斯特恩报告》的作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Lord Stern)于4月16日表示，这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低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本应该对未来持更为悲观的观点。

他表示，回想起来，在报告中，他本应对急剧的气候变化持更强烈的观点。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没有减少，这些变化就会发生。

在报告中，他估计气候变化的成本为全球GDP的5%至20%。

第二份报告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5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由于世行专家尚未完整得到2004年以后的数据，研究仍在进行。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其实一直以来，百度从未与官司绝缘; 众所周知的是鉴于robin夫妇及其好友的政府关系背景，总能屡次化险为夷。但这次，貌似所有的关系都失去了用场。那些当年追访李彦宏的媒体，突然间都成了墙倒众人推的帮凶。从媒体宠儿，到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转换只需要一瞬间。但是，对百度这样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而言，国内各大媒体闹得再凶都不足以撼动帝国的霸气，真正有致命影响的，是欧美研究公司、投资银行的报告、评级这些资本市场高度关注的东西。

前CTO也明白Hidden Web的增长是无限的，而百度的抓取却总停滞不前是不行的，所以只能海量抓取新站来弥补。但这种做法遭到保守派反对。后来刘的离开就是技术部内无休止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而李彦宏在不主持技术工作的这些年里，采取的是偏听的固执态度，会议上被否决的一方无法心服口服，会后曾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给李彦宏直接发邮件阐述合理的要求，但都石沉大海或被冷冰冰的驳回。

旧文提及77宪章三点，到目前为止，对08宪章做三点观察：1，晓波的文本太陈旧，有一些策略性失误：1）未能结合时局强调民众所苦，然后作发挥，那样动员效果会更好；2）未能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之国际法上深入，如果只在这一点上深入，也会避免授人以柄。从这一策略问题上看，晓波的话语资源与20年前比，未掌握更多，很遗憾。当然，讲权利已经比单纯讲民主进步很多。2，晓波被捕凸显当局威权态势膨胀，不容任何直接挑战者，整个威权体制在加强，这是未来社运应该加强研究的方面。不能有任何天真幻想，以为民主会从威权体制内部生发。王小波所描绘的2010黑铁时代并不遥远。3，从后续声援签名来看，一个并不成熟的抗争能否转为一次 宪章运动，关键仍在于后来者如何重新解释文本，赋予其新含义，以一个新知识分子/运动群体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才有巩固过去10年维权斗争、推动未来抗争政治的意义。换句话说，晓波进去了，看你们的了。

大陸普遍叫「博客」，而台灣是「部落格」。「博」字音意兼譯，本是一個很不錯的叫法，可惜早年被方興東拿來惡心壞了。他竊取了他的合作夥伴王俊秀的翻譯成果--很多人都知道，真正最早把blog翻譯成博客的是王俊秀；方興東還自稱「博客之父」，最令人惡心的是，他不斷推出一些所謂的關於博客的研究來歪曲blog。當年，cnblog.org發起一個「我不是博客」的活動，就是衝著惡心的「博客之父」去的，得到不少的響應。據我所知，早期的中文網誌年會也是在cnblog.org大力支持下搞起來的。這年會要是由敬愛的「博客之父」來搞，恐怕比「博客網」更早倒下呢。

這場討論因為氣氛很好，所以超時了，下一場的講者周曙光先是提醒主持人時間已過，但討論正進行得激烈，怎能停下來，然後他就在大屏幕上搞他自己的東西。「女性與blog」完後，大家作鳥獸散，周曙光大喊「同學們，別走哇!」。結果，我估計差不多走了一半的人吧。我也走掉了。

和諧號上的一本雜誌牛皮吹得好大，說京津城際鐵路中國擁有完全的自主產權，好像那是中國自己研發的一樣，實際上是從德國購買的技術。又說當時的談判非常成功，讓德國公司第一次派來的談判代表「引咎離華」。甚麼叫「引咎離華」呢?

作为总统候选人，在MySpace.com他比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参议员麦凯恩拥有4倍多的好友。而在Facebook，奥巴马有将近300万支持者，并拥有约10亿的e-mail地址庞大数据库。

最近由皮尤研究中所做的调查发现有33%的人从互联网上获取大部分消息2008年总统竞选信息，而在2004年比例仅在10%。

在上周那决定历史的投票结束后不到24小时里，奥巴马的交接团队推出了change.gov网站，承诺此将成为最新消息，活动和宣告的来源地并因此获悉参与奥巴马的决策过程。

经查，关于派张志国同志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一事，属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的个人动议。市委重申，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市委责令铁岭市个别领导同志撤销关于委派张志国同志担任有关办公室临时负责人的动议。

杭州地铁工程湘湖段发生垮塌事故，在基坑作业的工人瞬间被埋，加上自来水和污水漫灌，生还已无希望。事故发生后，各利益相关者在台前幕后进行了一系列危机公关和舆论操控活动。为研究在这次突发事件中媒介传播和公共舆论的关系，一个在线非正式调查被发起。感谢313位网友参加本调查，现公布调查结果。

该研究结果表明，地震发生后10秒内即可对地震的震中位置进行初步确定，其精度随地震台分布的稀疏而定；同时地震的发震时刻也能得到确定。对汶川地震而言，这种定位能在地震发生后约8秒获得，其误差小于10公里。地震的震级则能通过分析离震中最近地震台的前4秒波形得出；对汶川地震来说，确定震级的时间为震后8～9秒，误差为1级。随着地震被更多的台站探测到，地震的参数可以更新为更精确的数值。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在汶川附近地震台站较为稀疏的条件下。在拥有密集地震台网的首都圈等区域，确定这些参数的时间还能进一步的缩短。

伍皓对宪法和法律的宣传也比较外行。比如他说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对头。十七大的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这只是执政党的文件中的提法，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法律规范。我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提法，并没有说这些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有关规定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信自由”“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些基本权利规定虽然涉及主要的表达权及部分的监督权，却完全不涉及知情权，也几乎不涉及参与权。伍皓是误把党的文件中的提法当作了宪法中的提法。

正如我先前所讲过的，对日本问题的最佳分析来自于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的辜朝明(Richard Koo)*。他最重要的观点是：资产负债状况十分重要。这一观点很简单，被传统经济学所忽视。面对破产的威胁，过度借贷者会难以偿还债务。同样是资产价格的下降，在举债购买的情况下所造成的破坏性，要比没什么债务的情况下严重得多。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公司，没有资助几个有名的开源项目已经说不过去了，他们还禁止员工与自由软件开发者交流，即使在向开源社区求助时，还要带上： This email and its attachments contai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from XXXX, which is intended only for the person or entity whose address is listed above. Any use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 in any wa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otal or partial disclosure, reproduction, or dissemination) by persons other than the intended recipient(s) is prohibited. If you receive this email in error, please notify the sender by phone or email immediately and delete it! 结果当然是被国外的黑客们骂得狗血淋头，唉，洋相出大了。

查证”是要求文章的观点和事实来自有公信力的消息来源如出版物，所要求的并非是真实性，而显然许多出版物并没有去核查事实的真实性。“非原创研究”则导致如下情况：Jaron Lanier无法根据其第一手资料修正自己的维基百科条目，因此Jaron Lanier将维基百科称为“数字毛泽东主义”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在维基百科，事实就是一致的观点。

作为非法律专业人士和普通老百姓，我认为这个译名并不妥当。例如，针对上面的第一点理由：首先，中国老百姓真的就熟悉清楚“知识产权”及其中“知识”的概念吗？这是事实还是想象？其次，相对于“创作共用/共享”的独特、创新、易于区分等特点，“知识共享”是一个不那么像“概念”的词汇，它可以并已经被用在太多的范畴内，这并不利于一个概念的推广，稍对营销有点认识的人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产品或者理念常常要故意使用“陌生化”、有别日常生活用语的名词。实际上，我google“知识共享”返回数以百万计的结果，而前二十页里只有一条与CC有关，是一位网志作者参加了CC协议草案讨论会的所见所想，而technorati则没有找到有关CC的内容。第三，CC在中国此前已有一定普及率，看它的“创新－扩散曲线”，应当已经具备了早期使用者的基础，要准备进入S型曲线起飞期了。如果抛掉已有一定认知度的“创作共用/共享”而另起炉灶，不但不利于推广，甚至还可能带来混淆。——如果“知识共享”并不利于CC协议在中国的推广，那么这种连倡导者都承认“会牺牲通过直译所具有的准确性”的译名，其价值何在呢。

     2007年12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广东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上发表题为《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的文章。文中刘仁文呼吁释放“确已悔改”的罪犯，尤其是那些在“严打”整治犯罪斗争中受到特别严惩的罪犯，或那些为已作废的罪名（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仍在服刑的罪犯。（有关「对话」就刘仁文文章所发表的评论以及英文译本，请阅读www.duihua.org网站的人权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