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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最早见诸官方文件，是2006年初安徽省宣传部《关于南昌、长沙、郑州宣传文化工作的考察报告》透露：“2004年10月开始，长沙市委外宣办坚持每天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报送《长沙舆情快报》。为此，他们从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市委政研室等单位选聘了一批网络评论员，建立了网络评论员队伍，建立并完善了网络评论督查、考核、总结、表彰制度。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网评员主要职责是密切监控网络舆情，提供舆情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网络宣传策划、网络舆情引导工作。网评员每周围绕一个中心，在中国精神文明网、人民网、新华网等20多个国内著名网站论坛上，围绕长沙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新做法、新成就、新经验，发布贴文、图片。” 网评员实行计件工资制，底薪600元，按发贴量加薪，每发一帖，键入“网络评论员管理系统”进行统计。一帖“五毛”，“五毛”由此而来。 湖南省委宣传部对湖南在全国网络监控的先进地位颇为自毫，湖南省委宣传部2007年编辑发行《我们这个家----2006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家书》，透露了很多网络监控的信息。湖南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后，中宣部成立舆情信息局，全国各省宣传部成立舆情信息处，往下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系统。湖南省委宣传部借调人员聂廷芳等人在《在宣传部的日子里》等文章透露，他们搜罗网上涉及湖南的文章言论，每天编辑《涉湘舆情》，还经常与网站交涉，删除文章，“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祝平良则在《忙碌让我充实》一文透露：湖南舆情信息工作是全国先进，每个月报送中宣部的信息达到了800多条，（忙不过来时，在网上挖掘）临时发展和聘请网上舆情信息员。 除专职网评员外，2006年，湖南省宣传部还召开工作人员“人人都当网评员”，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闻风动员，人人兼职赚“五毛”，极大地壮大了湖南的“五毛”队伍，在网络这一无形世界上，形成一条有特色的风景线。本人的看法：我想也不是所有为中国说话，为共产党说话的人都是共产党雇佣的网络特务组织，很大一部分是被洗脑后，或者意识形态方面有自己看法的中国网友，不是想给所有人带上特务这顶帽子，只是提醒一下各位网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组织

1954 年中共中國默認「雙重會藉」的問題，與民國政府同時各自以「中國」名義，連續四年一起成為國際奧委會成員；到了 1956 墨爾本奧運會，由於准許民國以 Formosa 名義出賽；然而中共中國卻為了政治理由，宣佈杯葛奧運會，甚至於 1958 年，退出國際奧委會！政治和體育不是應該分開的嗎？如果不滿意「兩個會藉」，那麼之前中共中國加入來做甚麼？由一開始就是「兩個中國會藉」，那麼中共中國加入那一刻，豈不是認同了「兩個中國」嗎？同樣在 1956 年，分裂的德國人，卻組織了「東西德聯隊」，一起參加奧運會；別提到最近的南北韓，亦經常同樣聯合組隊參賽了；先有「兩個德國」，可是德國統一了；再有「兩個韓國」，兩個韓國也常談到將來的統一；偏偏就是不准有「兩個中國」，彷彿似是洪水猛獸，結果不但奧運沒有聯合隊，兩岸的關係卻更疏離；統一不但遙遙無期，敵對的形勢卻有增無減！你說「政治和體育」應該分開嗎？那為何默認「兩個中國」會藉的中共中國，卻要杯葛 1956 年的奧運會？中共中國杯葛奧運的歷史甚為嚇人；由 1956 年起，連續為政治理由杯葛了奧運會七次；最後一次亦是最不能原諒的一次，就是 1980 年共產老大哥的莫斯科奧運會；1980 年中共中國不但得到了聯合國的中國議席，也成功和美國建交（同時令民國和美國斷交），在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賽的情況之下，中共居然勾結美國勢力，杯葛共產老大哥主辦的莫斯科奧運會。最詭異的一點，就是英國人沒有杯葛莫斯科奧運會；英國人「最政治」的行為，只不過改以「奧運旗」而不是國旗參賽而已；因此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原本亦打算「政治與體育」分開參加，可是當年的「親中派」，卻指「體育就是政治」，因此香港的中國人，不應該參加奧運會。因此，我們促請外交部立即向七屆被杯葛的奧運主辦城市，立即道歉；亦向當年因而無緣參加奧運會的香港運動員，立即道歉；而香港的聖火傳送，作為多年親中的梁振英這個「政治人物」，是絕對無理由，無權利參加的－－否則，中共中國特區政府豈不是默認了「體育就是政治」的硬道理？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中国平安 　　发点数据看看吧：根据平安去年9月30日的财报，平安总资产6237亿，而负债高达5187亿，净资产1000亿出头，在这1000亿中，发行H股拿回来132亿，发行A股又拿来400亿，而在去年那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炒股票等投资收益又有461亿元，加上卖给其他莫名其妙的股东的拿回来的股本大概有几十亿元，也就是说，此前属于平安积累起来的真正的净资产居然是0。作为一个垄断形式存在20年、号称三大主业九大公司的全国性的金融企业，近二十年积累居然没有积累一点净资产。这种公司竟然是所有基金标配的大蓝筹。 　　傻就傻吧，只要不亏到我的钱，可是不是。 　　中国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从宣布从二级市场公开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30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7万亿，流通市值损失接近4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6万6。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7万亿接近中国GDP的三分之一（2007年GDP3.61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国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以简单的"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以及/或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如此的傲慢与自大令人吃惊，活画出一个圈惯钱的权贵公司的心态。 　　为什么上市公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定向增发不断，而行情出现震荡时，公开增发层出不穷？显然，这些公司娴于榨汁技巧，通过先易后难的方法，把市场的最后一滴资金汁液挤到自己的碗中。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石油上市时，管理层信心满满要还利于民。这样的公开承诺隐含了两层含义：一是H股价格将与A股接轨，而不是A股价格与H股接轨；二是中石油承诺将平等地对待A股与H股投资者，一样地给予高额红利，如果不是这两项承诺，所谓还利于民就是欺骗行为。 　　实际上如何呢？上市后价格被打得落花流水，中石油屡次破发，靠基民的钱力挽狂澜，这哪里是与H股接轨，明明把中国垄断资源的定价权拱手交给美元投资者，让海外资金低价来接中国资源的盘。 　　高额分红更是镜花水月，再引用一组数据：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所取得的融资额是29亿美元，上市四年来公司已累计拿出119亿美元给投资者分红，而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所得到的融资额约500亿人民币而至今给流通股东的年分红还不足6亿人民币（相当于0.845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额是在美国融资额的2.43倍，而年分红只有美国股市年分红的2.84%（相当于三十五分之一），面对这样的数据，那些口口声声还利于民者，情何以堪！ 　　中石油中石化拿着中国人民的石油资源（不用交资源税），赚着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还输送给境外投资者高额回报，将境内投资者牢牢套在高岗上。资本市场上还有半点中国企业的样子嘛？再看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善嘛？没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油荒！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成品油总量达到1186万吨，大幅增长30.6%。1～10月的汽油出口总量达42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3.1%。虽然出于各种因素，我国油品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进出口，但出口涨幅如此巨大，除了逐利之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因此，这种出口行为本质是在制造油荒，为成品油涨价作铺垫。

特权阶层 　　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 对于暴力爱国的补充 　　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日前，全国媒体同时收到来自中宣部的禁令，禁止所有媒体提到西门子公司行贿的中方人员。《北京日报》评论部主任告诉相关媒体记者，无论是中宣部还是新闻办，都没有禁止对西门子在中国行贿的丑闻进行报道，可唯独不许报道中方涉案人员。

西门子中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涉嫌行贿，涉及金钱约20亿美元。

在行贿额方面，中国是西门子公司的第一大市场

“文革”期间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有几个地方是必被安排“参观”的，哪怕不去天坛、长城，这几个地方一定要让老外看。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万吨水压机。那时的宣传称，这台设备赶上并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那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有特殊背景的，基本都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客人。接待者总要宣传这台水压机是如何“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

终于一次，一位外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就问解说员：你知道当今世界上，水压机的先进水平是怎样的，你有技术参数吗？ 这个老外估计是搞工程技术的，他的问题一下让中国讲解员楞了，“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说这台一万吨的就是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一万吨的水压机，外国在19世纪末就造出来了。

　　周六拙作《炮打中宣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见报后，关心毒奶事件的朋友当中，不只一个来电投诉笔者文章不够「火」，其中一位更道：「你文不对题，题目那么麻辣，文章却温温吞吞，通篇四平八正连一个惊叹号也没有，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也是；这位朋友是「老爱国」，对国家是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真的，古往今来，「秀才」若有半点长处，亦往往不在造反，不过，只要不是「遇？兵」，摆点事实，讲点道理，还是有作用的；况且，今天信息发达，有关中國问题，很多时看几本书、在网上点击几下国内外网页求证，所得材料，胜过不少人大政协商贾政客年年回国作「实地考察」。这些材料用到文章里，读者阅后，化作心中一个惊叹号，不是比作者在文章里用上十个还强？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这位作者难道是90后的日本人吗？这么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爱国教育，自古就有。尤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代人在血与火中接受了最大的爱国教育。1949年，中共主政，中国即全面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多的宣扬和平与发展的概念，尽量减少民众对不愉快历史的仇视。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终于走向了和平与理解。我们可以肯定说，最近30年，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高涨走向衰弱的过程。 　　读卖新闻的这篇文章说，最近上演的民族主义似乎已经超出中国领导人的控制。最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它们似乎主要是由互联网信息和电子邮件交流驱动的。截至6月，中国有大约2.53亿互联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而大部分的网民都是支持民族主义事业的年轻人。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美国铝业(Alcoa)的拉美总裁富兰克林•费德(Franklin Feder)说，从投资安全的角度而言，巴西比那种一夜之间就可能天翻地覆的独裁体制要好得多。美国铝业在巴西投资了20亿美元用于开发水电、矿业和冶炼项目，这是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费德说，巴西式民主制度下的决策速度每天都令他们倍感沮丧。大量繁文缛节使美国铝业在亚马逊的一个水电合资企业的牌照申请和建设过程已经花了10年时间，预计还要等到2010年至2011年才能投产。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举例来说，人们必须忘记64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又必须记得，那天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双重思想对于统治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自我审查之后再忘了有过审查，让你今天支持东风明天支持西风。在《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利用这个思想不断的改变敌人和盟友的关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双重思想，从这里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这位说国外也有弊端，美国也有弊端。于是他刻意的忘记了，在美国，胡佳不会因为那几篇文章坐牢，我也不会因为那篇文章而被定性为汉奸走狗。他还说因为辩证法，有反对就有支持。他支持奥运会，所以到我这里骂我不该反对。于是他又刻意忘了，有支持所以有反对，为什么我不该反对呢？又有一位直接要求我不要怪他不文明，粗口骂人。于是又马上刻意忘记了自己刚刚骂过人，说以一个文明的姿态去接待所有外国客人。或者是我理解有偏差，文明只是对外国客人的吗？ 这些是个人的双重思想，国家也有双重思想。而且，国家在很多时候甚至打着辩证法的幌子双重思想。共产党曾说社会主义有着更高的民主自由，又说没有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反自由。外交部说：“你自己不参加奥运会，还要借什么政治理由，你自己离开奥林匹克大家庭，损害的是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于是忘记了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外交部又说：“《泰晤士报》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侮辱。”暂且不谈中国外交部如何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受辱，奥运火炬传递是由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目的是宣扬自己的繁荣昌盛。那一年奥运会好大喜功，声称要办成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历史上耗资最高的奥运会为莫斯科运动会，90亿美元。而北京奥运会仅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就可能达到900亿人民币。德国当时反对体育与政治挂钩，反对各国抵制。[来源]人民日报说反对西藏独立，却刻意忘记了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将蒙古替换为西藏，就会发现有多么讽刺。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我不知道外国记者里有多少有这种小家子气意识--你丫越是不让知道越不让我采访我越是要写，越是要写你怕被我写的东西，而且写得越坏越好。他们在国外没遇到过这种畸瘤，在国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深恶痛绝。 中国政府 曾经号称过在奥运前夕要放开媒体，任何外国媒体到地方采访，只要当事人同意，无需经过外办批准。当然，这个誓言，跟他们很多以前的保证一样，是一股貌似温 馨的屁。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外国记者在华有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出过一篇报告，里面有他们翔实的在各地受到的遭遇。

每天我们收到的长的要命的邮件里，凡是新华社啊China Daily的新闻，基本上是唱颂歌的英文版，反过来只要是外国记者写的文章，除了极少数，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环境污染啊，强制拆迁啊，土地纠纷啊，官员腐败啊，西臧新江啊，这些CPC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压之藏之而后快的东西上。

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知道他们所居住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温总理到什邡的时候，你们怎么告诉温总理的？ 2、灾难之后第几天，你们才到蓥华镇？更不用说红白！ 3、救灾物资你们是怎么分发到灾民和部队的手中的？ 4、为什么还要检查灾区出来人员的照相设备？ 5、当灾民没地方住的时候，为什么ZF官员都在最安全的体育场里的救灾帐篷里？当温总理还在棚布搭建的窝棚里指挥的时候，为什么连完全没受灾的国税局的亲戚们都住进了救灾帐篷？ 6、为什么当受灾惨烈的蓥峰公司、金河磷矿报请市政府救援的时候，还要求他们自救？ 7、瞒报什邡灾情，延误外部帮助，对你们究竟有什么好处？ 8、什邡冤死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是因为你们的慌报、瞒报、不作为，而饿死、痛死在废墟中的！ 　　　　　　　　　　　　　　　　 　　　这么多年来，你们把什邡作为你们升迁的镀金地，把什邡作为你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下金蛋的老母鸡，把这只老母鸡作为你们政绩的垫脚石，我们什邡人忍了~但是，现在，这只老母鸡就要死了，你们怎么还如此冷血？ 　　感谢胡总，终于胡总来了，我们什邡终于成了重灾区！！但是那些本有机会生存的乡亲，却永远没能等到生的希望！ 　　　　　　　　　　　　　　 　　　　　　　　　　　　 　　何明俊，李成金，用你们的有生之年拷问自己，你们对得起什邡的冤魂们吗？ 　　　　　　　　　　　　　 　　　在其他任何灾区，有没有出现两山合二为一的情况？两山之间的巴蜀电站，被永远埋在60米的地下，你们还能告诉温总理，我们什邡受灾不严重？？？？难道你们还要求他们自己打60米的隧道自救？？？ 　　　　　　　　　　　　　　　 　　　洛水中学教学楼垮塌，仅仅是一个快班，就是56人全部遇难，难道还不严重？？ 　　　　　　　　　　　　　　　 　　红白、蓥华、洛水三镇我们不用提，建筑不是全毁就是基本全毁，为什么湔底镇就倒了教学楼？反正家长们已经对教学楼的钢筋取证，你们就等着秋后算帐吧！ 　　　　　　　　　　　　　　　 　　　在蓥峰公司80吨液氨泄露、宏达公司硫磺车间燃烧的时候，是哪些领导在带头逃命？是哪些人用生命扑灭了毒气？ 　　　　　　　　　　　　　　　 　　温总理都自己打扇，你们在这种时候出巡还要人打伞，你们的官威比总理还大？ 　　强烈希望到什邡的记者们独立采访！不要宣传部陪同！ 　　　　　　　　　　　　　　　 　　部队是好样的，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灾民，自己到地里挖土豆吃！ 　　　　　　　　　　　　　　　　 　　温总理到什邡的时候，灾民们哭着给温总理说饿，旁边的父母官们，你们作何感想？？？不要说交通不倡，总理是坐车到的，那是龙居！你们刻意带总理去的并不算严重的龙居！！！ 　　　　　　　　　　　　　　　　 　　　胡总昨天到什邡，灾民们齐齐在路边给主席跪下请求支援，你们在旁边作何感想？？ 　　　　　　　　　　　　　　　　 　　还记得你们在雍城中学操场给亲戚搭建偷来的民政救灾帐篷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骂你们的吗？这是救灾帐篷！当时八角的灾区一个生产队都分不到一顶！你们就有那本事给没遭灾的亲戚都搞来！！不管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只要是你们自己掏钱买的，就算你们在这里搭个金銮殿，我们都没话说，但是，这救灾帐篷，用钱买的来吗？不要说看不见，上面有刺眼的“民政”两字！！！ 　　　　　　　　　　　　　　　 　　我可以留下我的真实身份：吴斌，1973年10月12日出生，家住什邡市方亭镇中心大街西段67号，电话因为涉及到我的家人，不好留下，见谅！QQ：196065008

据海外博讯星期五的报导，北京当局向世界各国否认中国限制媒体报道的同时，正紧锣密鼓的加强了国内媒体的控制力度。中共中央宣传部8月上旬发出文件，要求奥运期间禁止报道包括：禁止预测运动员获奖牌数量、禁止报道北京的警备状况、禁止报道中国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以及禁止报道在奥运各公园指定抗议地点发生的抗议活动。对此，浙江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向本台表示，虽然他不确定当局是否真的发布一份这样的内部指引，但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检视当局对国内媒体是否开放：“有些突发事件妳可以看看报纸，比如各省的党报看看他们对突发事件是否有报导，如果报导，是否是新华社的稿子？还有布什总统到北京去，他也到了教堂，做了礼拜，妳就看它们是否有报导？新华社的报导就说布什和胡锦涛见面了，关于后续的报导及评论是否有？由此可见，如果官方说的是有道理的话，那为何报纸什么的都是千篇一律发新华社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