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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想必这些细节你们都知道了。学校草坪临时栽的，马路临时铺的，食堂临时装修的，这些倒还无所谓。关键在于，总理来了，同学们拿着学生证都不能进校门；在学校的被封闭在宿舍，不能上自习，不能去食堂吃饭；而那些教室里的、食堂里的一律是学生中的特权人士，是学生“干部”或党员，是有关领导特意安排的。据说这些“干部演员”之前就说什么话已经接受了不少于三个小时的专门培训。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政法大学学生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就成了政法大学学子的形象，你们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吗？你们在意吗？你们不仅被“代表”了，而且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这和温总理视察农村时见到的“农民”都是干部“扮演”的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简直不敢想象温总理的政法大学之行会如此荒诞。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温总理视察学生宿舍2号楼的时候，在一个楼道口原定计划是向左转，但右边楼道里原本被封闭在宿舍里的同学冲出来大声喊总理过来，温总理于是走过去，但等他到宿舍里，该宿舍的学生已经被挤出去了，围在温总理周围的仍然是学校安排好的人。再比如，原计划总理12点就吃完饭，可是围坐在总理身边的学生“代表”光顾的听总理讲话吃的太慢了，总理于是说等他们吃完再走，这样就比原计划延长了近半小时，于是法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等到快一点钟了才能去食堂吃饭！

最近北京搞人权论坛，摘录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罗豪才的讲话，中国的“人权”概念有三层基本意思：　　1、权力与义务结合。大家高中政治课背得很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2、人权不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论述：没有这个的发展，就没有那个的发展。　　3、最重要的是，中国认为，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应包括集体人权。两者那关系叫“相辅相成”，论述：没有这个不行，没有那个不行。

从2月底庄家封盘时的盘口看，马萧让50万票，以台湾大选一般1300万左右票看，马萧领先四个百分点，胜率55：45。从2月底到3月22，还有20多天，变数仍很大，不过，马粉可以放心一点的是，04年庄家一路看好陈吕，看坏连宋，但今年赌盘在马萧让50万票时封盘，说明庄家不看好谢苏翻盘。

毛新宇今年带来的提案是关于将毛泽东思想运用到经济、教育和工业布局改革等各领域。想来这份提案是凝聚了其广泛收集民意和苦心研究的“心血之作”了，也必将使我们的生活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种种的迹象表明其俨然是“主席附体”的“太子转世”，要以“我将再起”的雄心来领导我们再次“重温旧梦”了。

毛新宇的教育背景有着异常浓厚的党化教育色彩，从历史系到中央党校及至军事科学院；而蒋友柏的教育背景（资讯管理/财经/设计）则更显现现代自由人性的光辉。

就现代政治而言，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吗？更遑论用来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信息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也许毛新宇真的又发现了其爷爷理论新的“微言大义”了，否则就真是“白瞎了这个博士”了！

目前，联通的GSM和CDMA的核心网设备一般共用同一个机房，因此如果出现网络拆分，设备的迁移，安置以及重新规划，布线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如果把CDMA核心网设备迁移出去，那重新建机房，以及诸如机房装修，走线设计，DDF架之类的辅助设备费用，将是巨大的

“这是个糊涂又荒谬的方案，是个别官员拍脑袋的结果。”一位多年研究电信政策的学者指出。这位在业界颇有威信的专家表示，自己所知的所有电信部门的人士都不赞同这一方案。

Keso感叹，各大门户网站在此事件中“装聋作哑”。现在看来新浪、搜狐、网易都有羞答答的低调报道。所谓羞答答，是针对于门户网站们通常“唯恐天下不乱”的炒作手段，在这一几乎全民都是受害者的风波中的欲说还休状。但其他媒体、社区、个人blog已经是群起而声讨之。

——说笑而已。以流氓手段对付流氓行为，以“群体暴力”应对“广告恐怖主义”，这样枪林弹雨、弱肉强食的社会并非我所向往。

中国对西藏骚乱进行镇压，无疑是雪上加霜，把中共领导人推向窘境。　　“在中国所可能发生的事情中，这是最糟糕的。”针对拉萨过去几天所发生的、最终迫使军队封城的致命动乱，巴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让·菲利普·毕加（Jean Philippe Beja）说：“中国和西藏的领导人，现在面对的是谁都不会赢的局面。”

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打击，包括在去年12月逮捕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受到外界的谴责。

麦肯锡在一项关于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中作出了上述预测。这一结果突显，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实现将庞大农民工群体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承诺，将面临巨大挑战。目前，农民工尚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40%至50%城市人口都将是农民工的事实，是一个现实的警钟。”

然而，鼓励发展大型城市也将带来一些弊病，例如空气污染加剧，而中国繁忙道路上的交通拥堵状况也将更加严重。

那些毫无拘束的“肉食动物”们，很有可能与Anthony Bourdain拥有类似观点：他在自己的书《Kitchen Confidential》中写道：“那些素食主义者，特别是他们中的那些如同真主党一般的人物--这些人往往就像分裂分子一般侵蚀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素食主义者们……是人类灵魂中所有美好事物和对一切事情的分寸的敌人。”

当他们面对千千万万对拥有者同样问题的夫妻时，那些研究婚姻的临床学家们总是说，餐桌上的宽容和妥协是维持婚姻平稳的必要条件。“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的配偶在餐桌上维持自己的纬度，那么你的问题很有可能就不仅仅只是食物了。” Susan Jaffe，这位曼哈顿的精神病医师这样说道。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 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还从Medline抽查了8个主要国家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的比例，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国际水平”的两倍，中国又比日本略高一些

更有的人把重复发表论文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同一篇论文反反复复一再发表，我们发现的纪录是把同一篇论文在12年内重复发表了30次！

“知识产权”的观念本是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

那些给奥运捣乱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那么猖狂？他们就是利用了那些政客、民间人士不了解情况。比如在英国，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了游说，就采取组织研讨会的方式，中国也可以在有关国家借助研讨会这种形式，把持正反意见、以及看法模糊的人都邀请过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为自己创造一个动员那些支持北京奥运的力量的机会。

 面对境外各种势力借北京奥运兴风作浪，中国该如何应对？作为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英国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骚扰，这也激发了他对“去奥运政治化”的思考。就此问题，2月16日他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越洋电话专访。

我在伦敦给《论语心得》的作者于丹当翻译, 经历可谓惨痛。 该作家真真是个欺负弱者的大怪物。她会在众人面前呵斥从国内来"伺候" 她的女随从。 她把她下榻的酒店 (海德公园旁一家伦敦数一数二的酒店) 闹了个天翻地覆， 称其不够她的档次，三天换了三个房间 -- 尽管住的是酒店最好的房间之一，她仍会深夜给我打电话让我向酒店投诉说对房间不满意。我因此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但第二天却又有很大的工作量。我还听另一 个随她一起来的中国人说，此作者把出版其书的整个中华书局的200多号人都欺负的没有办法，见之则战栗。

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起码的尊重，对人（尤其是中国人）如对奴隶……我对其真是忍无可忍，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我的工作。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刁难和不体谅，因为 她对待工作人员的粗暴行为让我无法集中精神翻译；更重要的是我心里忍不住想，她对记者所说实在是虚伪的可以呀，我思想不能集中。本来预计给她翻译一周直到 周五，我周一就决定拒绝继续为其工作然后离开了伦敦…… 此作家真是让我开了眼，我对其变脸的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头一分钟还张牙舞爪对中国人呵斥，另一分钟马上笑逐颜开面对镜头和记者。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对论 语有研究的知名学者竟然能做出如此匪夷所思之事。我泱泱大国14亿人，竟让斯人来向西方大众代言我中华文化之精髓，实乃悲哀之至 -- 焉知这个世界还能虚假到何种程度。

央视网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媒体上有一些报道，民间在地震发生之前有一些反常的现象，比如说有些地方因为溪水和河水变浑浊没有水喝，还有蟾蜍集体过街的现象。请问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是怎么样反应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后我们在信息渠道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网上盛传中国有非主流的专家用传统思维，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西方的一种地震预报方法，并且在地震之前做出过预报，请问两位对此做何评论？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地震预报有什么特色？

第二，我想说明，因为地震预测意见有一个管理，需要填地震预测意见卡片，预测地震震级范围、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研究的结果有了之后，就填一个预报的卡片。这个预报卡片由专人管理，并且这个意见在我们会商会上，都要通报给从事整个地震会商的科研人员进行参考，这套程序是很完备的。如果你做出了预报以后，最后中国地震局还有一定的奖励。但是在汶川地震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预测意见。因此，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探索地震预报，提出预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