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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的3月4日，我确然看见了一匹玛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公然地违反自己制定的“选举办法”和“选举工作方案”，肆意践踏“公开、公正、民主”的选举原则，非法、多次侵害独立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前几天的第一轮选举中，选票上除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外，还有“另选他人”一栏，于是，几个众望所归的“折腾分子”如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赢得了高票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做出了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决断，在最后的选举中，果断地把选票上的“另选他人”一栏去掉了，并且声明：谁要另选他人，就是废票。同时，在选举现场，警察、城管和不明身份的人趾高气扬，摆出一付决战的面孔和姿态。很好，很强大，我们不得不佩服某些人勇于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气概。

      这些善良而正直的律师，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他们都积极在法律原则下解决社会问题，都想用温和的方式解决矛盾，但是当局没有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回应和有效的引导。那么，问题又会积累更多，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中国这个大的社会金字塔早已是一个问题金字塔，已经很脆弱了，如我的朋友所比喻，它是一座“冰塔”。社会问题该怎么解决？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良方妙策，因为一切良方妙策都要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这个社会在等待属于它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他们看到太平洋彼岸美国民主选举的铺张浪费，看到美国民众对候选人的挑三拣四和评头论足，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和美国公民一样对美国候选人的优缺点指手划脚。但对于身边那些不经过选举的统治者们挥霍人民血汗，对人民看不顺眼就打压甚至逮捕、碾死的现实，他们噤若寒蝉。生活在集权国家的民众，更难以理解美国那种耗费时日和金钱的选举之意义。其实，那说明民主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冗长的选举中遴别候选人，辩论政策，时刻用民意调整美国发展之方向。   他们看到台湾政客在立法院互相吐口水以做秀的方式吸引选民的注意力，却看不到自己连写一个帖子都要先找出敏感字词以免惹恼“人民公仆”；他们看到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不高，却根本想不到，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民主素质……

国会议员一般每四年(参议员是六年)选举一次。选举可以说是维持“世袭”的最大考验。但是,按照日本传统的选举模式，大部分“太子党”都靠继承父亲或者爷爷的“地盘”、“招牌”、和“皮包”这三大选举神器，一直成功地得到议员宝座。

不丹国王甘愿舍弃权力，不仅因为开明、有远见，也为了消除可能的危险。

3月24日，喜马拉雅山的小山国不丹王国迎来历史上首次立法选举，73万人口中的选民将第一次享有投票权，选举出国民议会议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该国首届民选政府。 　　封闭、远离繁华的不丹王国，其国内并无太强烈的宪政呼声，这次的立宪改革，完全是国王一手推动的：仅有的两个政党（人民民主党和不丹爱国进步党）也是国王在3年前亲手扶植的一对双生儿；为适应、动员不习惯、不熟悉选举流程的不丹选民，在国王主持下由专车接送参加投票；不识字的选民可以根据两个反对党的不同竞选标志进行取舍，为避免投错票事先进行了多次模拟选举，而这一切同样是国王的精心安排。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主的杨梅开始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时髦政治食品：1987年，韩国被迫吃了，结束军人独裁，开始总统选举；台湾主动吃了，开放党禁报禁。1990年，蒙古和缅甸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1998年5月，印尼走上民主道路，2006年6月，越南反对党——民主党重现江湖，同时，越南国家领导人举行差额竞选……

其实无数中国人的意识中间还是有那么多思维定势。虽然越来越多人的头脑已经很开放，却也无法摆脱这种定势的影子。来源自教育，来源自媒体的轰炸，也来源自心底那些尚未设定的信念，或者难以实现的分享主义自由状态。其实民主绝不是洪水，却可能是猛兽，但是猛兽可以进化。

中国需要2.0，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到如今的地步得益于多样性的产能和输出渠道，却无法继续还靠这种模式腾飞起来。

选举就是一种群体智能的形式，结果自身也在迭代的进化中，关键是开关要打开，否则就永远不知道智慧的世界在哪里？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过几天，佛王又要去斯特拉斯堡的欧盟议会讲演了，纪念上次讲演二十周年。就是上次１９８８年的讲演，让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在这个斯特拉斯堡提议里，流亡者要求的“另搞一套”，是在吐蕃举行民主选举。　　但是，这显然是中阳无法接受的。香港直选，还要等到２０１７年之后才会考虑，吐蕃怎么可能在这之前就选举？说句大红色的话：接受这一条件，势必打乱中阳关于政治改革的战略部署。　　中阳不可能接受这种冲击全国政治体制的条件。佛王想在有生之年回归祖国，必须放弃这一条件。

我没有参加过选举，也没有被选举过，那些“人民代表”都和我没关系，他们不代表我。张平省长我可以不承认，所以，我文中将更多地称他为张平先生。就当下时局的状况，别人当省长我连知道都懒得知道，因为谁当都一样，可是张平当省长，我就想谈两句，虽然他可能也和那些省长一样。

张平是一个有思想境界的作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他重要的从政基础，因为这一点，很多人希望他把这种责任感用来造福山西民众，而不要有任何“做秀”之举，更不要搞什么“形象工程”。美国的演员可以做总统，中国的作家就一定也能当省长，何况张平先生还只是一个副省长。美国演员做了总统以后都要表现得兢兢业业，不敢做秀去糊弄民众，但愿张平先生做了中共的副省长以后也不会以笔下之花做愚民之举。

严格来说张平并不算近年来第一个“作家省长”。早在2006年，年仅46岁的少数民族诗人吉狄马加先生正式调至青海省任副省长。当初没听说作家省长对政坛的清廉起到什么作用，今天又冒出来一个张平先生，后果如何，我也不想拭目以待。

作为总统候选人，在MySpace.com他比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参议员麦凯恩拥有4倍多的好友。而在Facebook，奥巴马有将近300万支持者，并拥有约10亿的e-mail地址庞大数据库。

最近由皮尤研究中所做的调查发现有33%的人从互联网上获取大部分消息2008年总统竞选信息，而在2004年比例仅在10%。

在上周那决定历史的投票结束后不到24小时里，奥巴马的交接团队推出了change.gov网站，承诺此将成为最新消息，活动和宣告的来源地并因此获悉参与奥巴马的决策过程。

有3个人认为A优于C优于D优于B 有6个人认为A优于D优于C优于B 有3个人认为B优于C优于D优于A 有5个人认为B优于D优于C优于A 有2个人认为C优于B优于D优于A 有5个人认为C优于D优于B优于A 有2个人认为D优于B优于C优于A 有4个人认为D优于C优于B优于A

中国对民主的理解是,政府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这是父母官的态度。这是所谓中国式的民主。西方社会的民主意味着选举领导人,要竞选,执政党能够被代替。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式的民主。人权也是一样。人权被中国领导层理解为政府关怀人民,政府给人民各种各样的爱护。而不是说,你有权力来挑战政府,来批评政府。

温影帝：群众是否消费，消费多少，不在口号，而在他手里有没有钱，今年年初，我们给7400万低收入者发放了一次性补贴，每人100到150元。我们连续第四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增长10%，每人110元。 （这大冷的天你也好意思拿出手说出口，你说说公务员，军队发了多少？那多有说服力！） 温影帝：如果你到中国东部的城市，和伦敦差不多。 (差不多你个头，楼盖的比伦敦高多了！面子工程瞎子都知道。你知不知道要跟人家万恶的资本主义比什么？人！小心伦敦银告你侮辱罪！) 温影帝其它语录： 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我今年在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讲过，只有人民信任你，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 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聋子都能听出来你这台286侃皮欧特以每秒半个字的速度蹦出来的话全TM假话大话空话)

董说村民是熟人社会，律师是生人社会， 北京有1.6万名律师，直选成本很高。我们说，国内选人大代表谁认识谁，几万人几十万人选几个代表都行，1.6万名律师就不能直选律协会长，理论和实践上都讲不通。我们的直选主张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想享受和村民一样的选举权利。

中国异见人士胡佳、白俄罗斯反对党领导人科左林和刚果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马鲁玛卢入围欧洲议会人权奖，也称萨克洛夫奖的最后一轮候选人名单。 

你的意见。不同的文化，对什么是合法和不合法理解不同。我在前面提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视实质正义，比较忽视程序正义。这样，一方面，经数人头产生的领导其合法性也可能受到置疑；从另一个角度看，未经民主选举的领导人如果被认为德才兼备，也可能在大众看来具有合法性。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导致托克威尔所谓的拉平的状况，即平等化的过程，也会引发权威合法性的问题。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改革最大的动力可能是来自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社会，而不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包括一些学者都会说中国有没有民主不是那么重要，法制也不是很重要的，像刚才说的过去30年这些东西也发展的很快，所以很多人会有错觉，就觉得民主不民主、法制不法制，对于发展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生活的文化都没有什么影响。 但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因为现在对权力的制约体系并没有真正的成型，所以我们看到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31%，而今年到目前来看，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于去年会增长40%甚至是50%。 所以在行政部门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跟其他的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面，征税权一般是被控制在国家的立法机构手中，这样的话在增加新的税种或者是调高税率的时候，必须是由老百姓选举产生的议员投票通过才可以增加税种、调高税率。 但在中国不一样，似乎很多部门都可以随意增加税种、调高税率，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也帮着他们找接口增长各种各样的税收名义和品种。 但是，这样做以后没有几个人真的去问，政府拿到这么多的税收以后在干什么，是不是政府每收上去1块钱又给民间社会回馈1块钱的服务，带来1块钱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