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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教授的地位是多崇高了。人们尊重一个人，是因为那个人是教授，而不是“校长”。相较之下，在我们的国度里，多种原因造成了我们教授的无形价值的贬值。这不仅仅是教授这个群体的责任。客观的讲，看看我们的社会谁最受崇拜就知道了，“商人”，“高官”，非富即贵者，这种心态的存在本身就会造成对教师这个职业甚至是知识的一种冲击。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吸取了人家的精华，还是变质了人家的精华。

如果我们非要骂某些人，让某些人为此负责，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对此负责。是什么造成当年银行那个摇摇欲坠的样子？是坏账！怎么会产生这么多坏帐？是因为大量的钱被借出去了，但又不还；是谁借了银行钱不还而造成这些坏账？国有企业！“左派”一边对国有企业痛心疾首，一边却忘记了早些年撒下的烂摊子，强迫后面人帮他们擦屁股。擦干净了他们反过来咬一口。这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吧。张教授跳着脚骂的时候，想过这些事情吗？当然，或许张教授只需要跳着脚骂过瘾就行了。

张教授的言论有一个最著名的技巧，那就是虚构一个敌人，然后告诉大家这个敌人数量极大，但他又不能明确告诉我们到底是谁，所以请他指出，以上这些人，到底哪一个是卖国精英。如果没办法指出，那么张教授是不是在和风车怪物战斗呢？

　　但是，石油价格到底应该提高多少，却不是十个教授关门开个会，或者在黑板上画几个道道就可以搞清楚的。任何物品的价格，都会根据市场环境而来来回回的变动。即使是看上去钢板一块的火车票价格，实际上也在不断变动中，只是它的名义价格没变，而变的是获得火车票的其他辅助手段而已。

如果这十位教授是懂价格的，那么，他们的建议，就应该是要求政府放开管制，完全由市场决定石油价格。一旦石油紧缺，油价自然上涨，从而引导人们节约消费的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品；石油供应充足，油价自然回落，完全不用谁来操心多少年后石油资源就枯竭。

　　当时这十个博士出来之后，有道者批评之连猪八戒都不如，因为猪八戒尚且历经千辛万苦去西方取经，而十博士却在全球化的今天公然反对西方文明。今天，这十位教授怎么样呢？我看很像那十个连猪八戒都不如的博士。

遗憾的是，以上就是他演讲的全部亮点。我在过去一两年没有听说过他的预警，更让我遗憾的是，这位富有预见的教授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更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预计会在年底和明年第一季度。遗憾的是，这种和平常人的预感一样的结论，建立在没有数据，没有分析，没有逻辑的基础上。

遗憾的是，以上就是他演讲的全部亮点。我在过去一两年没有听说过他的预警，更让我遗憾的是，这位富有预见的教授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更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预计会在年底和明年第一季度。遗憾的是，这种和平常人的预感一样的结论，建立在没有数据，没有分析，没有逻辑的基础上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虽然还保留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经更像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众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但是这两本书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1984年》里的极权社会主要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控制和严厉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是建立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娱乐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认为，从1989年之后，中共认真吸取了东欧共产国家垮台的教训，得出结论，要确保政权稳固，就必须发展更有活力的经济，给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娱乐。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时表现得很灵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灵活性也是来自六四。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到暴力的转变。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克夏县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居民花10美元可换得11张“波克夏尔”(BerkShares)，在当地商店都可以通用，此举是为了鼓励居民在本地店铺消费，而不要上网或者在那些大型连锁商店用美元消费。“波克夏尔”在2006年推出，如今仍然通行。

曼谷法政大学（Thammasat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教授Pattamawadee Suzuki深入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她说她并不确定像讪滴戌村那样使用本地货币对于经济是否确有明显的好处：“等形势转好后，村民们还是更愿意使用全国货币。”不过她同时表示：“使用本地货币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效益。讪滴戌村这个地方比泰国其他农村地区要自立，他们不需要依靠曼谷亲戚的汇款过日子。”

于是村民们改掉了货币的名字，如今它的名字在泰语中意为“价值”。此后货币的发行量开始稳步增长。政府对此也不再反对，讪滴戌村自制货币的做法逐步得到了临近村庄居民的认可，并开始逐步传播到了泰国东北部其他地区。Pattamawadee教授说，还有一些村子也不再使用泰国货币，而改用实物交易的方式。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比较深刻地分析出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华人甚至没有组织爱国游行的权利。郝教授说：“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

只要认真通读杨教授的考察报告，人们会极为震惊地发现：原来瑞典王国不但 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同时，它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视 为精神导师的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前苏联及它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 括中国、越南在内的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 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 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 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 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 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 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 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 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 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 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 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那还是3年前的一个暑假吧，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在找我借书的时候向我提过一个令我张口结舌的问题：你这些书都是怎么来的啊？我以为她是在怀疑我的书的来路，我当即向她出示我的那些购书发票什么的，她知道我误会了，就说我不是说你偷书，我是说你怎么知道买这些书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想问什么，我随口说，到书店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书店都卖好书的。她说，这些书店都在哪里啊？我当即晕倒！我和她都是86年分配到这个大学教书的，而且她毕业的学校是国内响当当的名牌，到了21世纪了，居然、赫然、竟然不知这个文化区的书店地址！这也太离谱了吧？当然她随后的补充就更把我雷倒了，她说：我从来不逛书店的……这话不是我瞎编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当时那个老师也一脸惊诧。后来，这个同事顺利地当上副教授、硕士导师以及读博、入党等等，借给她的书当然是没有读的，想必她也读不懂，可惜我一腔热血为她推荐的几本书！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老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干尸的来龙去脉虽然相当了解，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唯物主义者反而都喜欢"永垂不朽"。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今年该奖项会颁发给一名中国异见者，我相信最有可能的人选将是胡笳（音），也许他的夫人曾金雁（音）也将一起获奖”，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主管，诺贝尔和平奖观察人士Stein Toennesson表示。“他现在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异见者，并且长期以来鲜有与中国有关的人士获得该奖项”。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该奖授予达赖喇嘛。

“奥运会期间有大量压抑。而现在是一个黄金机会，强调那种压抑是不可接受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Janne Haaland Matlary表示。

自八平方事件以来，“批评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Toennesson表示。“因此也存在一种争论，要不要去打搅正在举办的奥运会，因为它不仅是这个政权的重要时刻，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下任美国总统是一名“技术狂”，那么受益最多的将有可能是企业的IT经理们。以往，IT经理做了很多工作以保证企业的运营和安全，但是他们的地位没有受到重视。这样的情况未来有望得到改善。

IT行业观察家和学者认为，如何处理有关IT领域的问题对于未来美国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Steven Weber表示：“互联网经济是美国经济中价值创造活动的主要来源，也是许多美国人获得社会体验的主要来源。总统必须理解到这一点。”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选择美国总统时应当以IT问题为中心。耶鲁大学计算机系主任AviSilberschatz表示：“总统应具有技术背景，能够从较高的层面理解技术。”美国总统是否理解IT行业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美国政府研发支出过去10年中持续下降，目前已落后于其他一些国家。

“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呀！”手捏着一叠投资合同和收款收据，83岁的集资者李老爹诉说着：他投入湘西吉首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和吉首福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福大公司”)的15 万元，面临血本无归。在他身后，是集资企业三馆公司才建一半的房地产项目——吉首商贸大世界。

当地银监部门数据显示，自2004年开始，截止到2008年6月，湘西州非法集资数额高达70多亿元，涉及集资企业数十家，绝大多数为房地产企业，三馆、福大、金浩等本地地产巨头均卷入其中。集资企业开出的月利息多为5%、8%，部分企业甚至高达12%！而据知情人透露，吉首市有很多家庭参与了集资。“在湘西州这样一个老少边穷地区，地下融资或者说非法集资的金额和风险，同时达到这样的一个规模和高度，有其历史的无奈因素，更有现实的冲动惩罚。”湖南大学经贸学院某位教授直言。

听到他们这么讲，我说，那你们为何不给他们一对一的辅导呢？他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五个班任教，每个班的学生人数为30到40，这样加起来就有近200 名的学生。你想想看，我们甚至连给予每位学生一周一个小时的指导都做不到呢！“要想真的这么做，你就得延长工作时间或增加教师的数量。我于是跟他们细细的 商量这样的事情，此时我想起了我认识的生活在这里的作家、编辑、记者、研究生、助理教授等人士，他们大都有一个灵活的工作时间，并且对于英语语言本身具有 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一种良好的语言表达对于民主的培育、智慧人生的塑造的重要意义。他们有的是时间和对于语言的兴趣，可是当时在我的社区里却没有一种 良好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和那些亟需指导的学生之间搭起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