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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想、而且相当想。但是我的观点是本质上中国人并不真的想（请注意关键词“本质上”）。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找一个大家公认的“想”，比如，我们都认为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是真的想拿金牌，接下来我们把中国学术界和中国体育界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异，那就支持了我的观点。 为了夺金牌，中国体育普遍采用目标导向的管理方式，运动员、教练、甚至官员的上下都是由运动成绩决定的。成绩不好，教练下课、官员下台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那么，中国学术界呢？您听说过哪位大学校长、研究院的院长因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没有完成而丢了官职吗？您也许会说，学术界和体育界不一样， 我承认它们是不一样。 但是，诺贝尔奖是奖励原创性研究的，而整体上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至今并不是以原创性为基本原则的。连游戏规则都不一样，是真的“想”诺贝尔奖吗？

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为什么不想得诺贝尔奖？背后的原因很多，我把其他的原因留给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今天我只讨论一个，那就是原创研究其实很不“经济”。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还从Medline抽查了8个主要国家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的比例，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国际水平”的两倍，中国又比日本略高一些

更有的人把重复发表论文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同一篇论文反反复复一再发表，我们发现的纪录是把同一篇论文在12年内重复发表了30次！

“知识产权”的观念本是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在无新史料新书证新方法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新的突破。类似的猜谜与心得，在民间红学爱好者的习作中连篇累牍，大量充斥。节目中的演讲，不是在彰显学术、探究真理，而是在逞口舌，显辩才，只会在红学史上堆砌更多的垃圾。假如不幸后代学者仅凭看《百家讲坛》来评判本时期的学风，他们的断语肯定是：明代无学，21世纪初无学。

该栏目本来是推销大众文化及文学古籍，却又不忘以“百家”、“专家”、“教授”、“学术”、“大学讲坛”等作招牌，来包装节目，来忽悠大众，来做新闻卖点。

第一步是去政治化。CCTV不仅是一个收视率极高的全国性媒体，而且是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新闻党性、宣传纪律性要求最严的一个媒体，收视率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比收视率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正确性。

我一直开玩笑说，按照中国的标准，哈佛大学，至少哈佛的经济系大概是最“学术腐败”的地方。 哈佛大学是个民办高校，并且没有得到教育部认证，发的学历更没有教育部的认可，也就是自己刻了一个章往学历上盖，和一个卖文凭的几乎没有区别。 博士，是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能够获得的最高学历，那就看看哈佛经济系是怎么发博士学位吧。

当然，经济系绝对不是特例。还有比经济系更猛的，比如说数学系，连答辩的形式都免了，导师直接签字走人。想想哈佛如此“学术腐败”，想想最近爆出的国内几所大学众星捧月般的迎接教育部评估组的一个秘书，你就知道什么叫有形式没内容，什么叫有内容没形式了。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然而，7年过去了，我们当时信誓旦旦承诺的所有一切都兑现了吗？我们绿色奥运了吗？更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正在蔓延，以致某些地区的饮用水质量都成了问题。北京的沙尘暴依旧肆虐；我们科技奥运了吗？我们不仅没有显著的进步，相反科技界的腐败造假已经严重到让国际科技界吃惊的地步，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中國的科技人员用打磨的芯片冒充自己设计的芯片，中國科技界的颜面丢尽！而这种严重造假的行为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陕西造假高手周老虎至今没有得到权力部门的澄清，相反，着力于打假的民间力量却屡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人文奥运了吗？这第三条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在倒退，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不仅没有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肆意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官商勾结下的山西黑砖窑，黑煤窑令多少被蒙骗拐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深陷无底黑暗的深渊。多少”城管”人员还在继续为非作歹侵害百姓。互联网控制有增无减，我跟学术界朋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受到了干扰和控制，要想在互联网上查阅一些学术资料都常常无法正常实现。现在连百姓自己安装的卫星节目接收装置都要强行拆除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奥运精神吗？

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达56.1%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物质的“分子”；只有47.6%的公民了解“Internet(因特网)”；对“宇宙产生于大爆炸”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公民比例略高于20%；60%以上公民自称不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周公解梦和电脑算命等迷信……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了解科学术语的公民比例为18.4%；了解科学观点的比例为33.5%；理解科学方法的比例为6.9%；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比例为59.4%。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遗憾的是，以上就是他演讲的全部亮点。我在过去一两年没有听说过他的预警，更让我遗憾的是，这位富有预见的教授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更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预计会在年底和明年第一季度。遗憾的是，这种和平常人的预感一样的结论，建立在没有数据，没有分析，没有逻辑的基础上。

遗憾的是，以上就是他演讲的全部亮点。我在过去一两年没有听说过他的预警，更让我遗憾的是，这位富有预见的教授得出的结论不过就是，更糟糕的情况还没到来，预计会在年底和明年第一季度。遗憾的是，这种和平常人的预感一样的结论，建立在没有数据，没有分析，没有逻辑的基础上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刚刚看到国家地震“专家”回答记者问，一再强调地震的无法预测性，这个时候看起来却更像推卸责任的说辞。 关于地震的测不准性，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因为其测不准，我们就可以不作为，任由千万无辜的生命逝去吗？！因为其测不准，就可以为那些尸位素餐的学霸、官僚们，开脱其无所作为的责任吗？！

腐败的学术机制、腐败的官僚体制、无法被人民监管的政府机构是酿成这次天灾人祸的不可推卸的环节。

科学史研究到底该不该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十几年前国内科学史界曾在一些会议上 爆发过激烈争论。[4]当时肯定的观点占据主流地位，只有一些年青人勇敢地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到今天，情形当然大有进步，相当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科学史和其它科学学科一样，只能 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阶级性的、不存在政治立场的学术研究。不过，缺乏这种认识的人士无疑还 有很多。

凡是用马克思主义做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书，其结论都是不可靠的。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所以他的论点也不可靠，我不必看他的书了。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过地震预报。新闻媒体也无权事先刊登有关地震预报的消息。中期预报即每年度会商会的预报意见只是以国务院“秘密”级文件的形式下发到省级政府，省政府再向下级政府的文件转发，是一种行政通报。当然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的发布最多也就是如此而已。

地震对社会影响这么大，政府又从来不敢发布（10年以后可能依然如此）。如果也不准非政府主体（个人、群众团体、学术团体…）发布对此的任何看法。结果是中国人关于地震预报的一切智慧、手脚就被捆死了。古云吃一堑长一智，在一次次的地震灾难之后，我们难道要吃一堑短一智，再短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