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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一：黄万里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声音二：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便被广泛质疑是L鹏等领导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声音三：美国探索频道（ Discovery Channel）的一则报道：一直被外界视为「世纪豪赌」的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是继长城后第二个可以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人造工程。工程完成后，整个水库宛如中国内陆的内海。专家预计，蓄水量可高达393亿立方米，由于大坝重量惊人，会压迫到地壳，只要每日增加一点，就可能会引发地震，几百万年前地壳挤压造就群山的地震，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甚至可以轻微扭转地轴。而且，水库区横跨断层，大坝地基未必如预期中的稳定，如果大坝崩塌，巨浪沿长江而下，估计会造成沿岸数万生命丧生，更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萎靡不振。

 2008年2月24日，在新河镇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中的辩论环节，关于预算草案的争议非常激烈。一个选区的代表们因为集体联名的修正案没被主席团提交大会审议而集体退场，书记和镇长追了出去才把他们劝回来；另一个选区的领衔代表在自己选区的预算修正案被大会否决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这些力争权益的场景让当场的记者、专家学者无不动容。到现场调研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激动地说：“这是真正的民主。”

在八十年代成名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之中，能够说巴、茅、冰“文笔优秀”的人，恐怕不多。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更不可能把三位称为“巨匠”。比如，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认为：“巴金的文体不算精美圆熟，也许还不属于那种可供反复推敲咀嚼的创作。”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李辉先生说：“巴金的好处在于他的激情，然而，这也正是他的大缺点，他的激情是一种缺乏节制的激情，这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大作家，也造成了他的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位。”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和批评家，我也没见过谁给予这三位以很高的审美评价。比如，文化批评家张闳先生和文学评论家葛红兵先生，也认为这三位徒有“文学大师”之名，作家朱文的评价更低：“巴金一钱不值。”比韩寒还韩寒！

后毛时代成名的中国作家在谈及自己的文学传承时，更多提到是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至于中国现代作家，经常被提起的是鲁迅、老舍、沈从文，却很少有人提到巴、茅、冰的影响。但在权力至高无上和政治需要优先的当代中国，作家的成就和名声由权杖来钦定，只要党国需要，平庸的作家就会变成文学巨匠。当权力造就“名家”变成国人的习惯性思维之后，价值畸形和审美混乱也就成为必然，致使国人对精神产品的低下识别力延续至今。

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1936年）的鲁迅，他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他幸运地没有赶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必在强制性的思想改造中挣扎，也不必没完没了地写自我羞辱的检查，更不可能遭遇文革式的羞辱。尽管，鲁迅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变成残酷斗争中的打人棍子，但鲁迅的亡灵不该为毛泽东的罪恶负责。

Dr. Yu started his remarks by underlining how Hu Jintao, only a year after he was made vice-president, made his national debut in 1999 following the Belgrade bombing—at the height of anti-American protests—and urged for calm and reason from the angry mobs when then-President Jiang Zemin was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 Hu’s show of grace, which stood in strong contrast to the often crass measures descriptive of Jiang’s leadership, has led some notable China watchers to predict that Hu is a visionary leader. However, Dr. Yu argues that Hu is not visionary, and the hysteria against the Dalai Lama is an example of Hu’s pedantr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psyche.

美国大学里同样有“政治上正确”的潜规则，芝大的教授说，美国是民主国家里最不民主的一个。在宾州的选战则让候选人必须以对中国更猛烈的攻击来竞争选票，民主正在被异化。

目下的形势，便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被彻底消解，在1990年代之后，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道德和经济成绩。

道德上的合法性基础正不断被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不断消解。这带来的后果是现行法律无法解决的，最终只能依靠杀鸡敬猴来解决。比如一定要杀郑筱萸（这次听了非常多关于此案的内幕），一定要拿掉一个政治局委员（不仅仅是内部的政争也有国家需要宛如原北京市委书记）。不过所有人也都十分清楚，这类手段只能治标，而且，可能会有后遗症。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要救市？只有经济产生系统性风险才需要救市，救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经济的损害。即便救，也 不是救投机者，而是救金融机构。”

“中国的股市和实体经济两层皮是脱节的，具体原因，我写过《股市南辕北辙之谜》，说得很清楚。股市暴跌了多少 次？哪次导致了经济萧条？你别吓唬领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对本刊记者说。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没有了这种天生的好奇，对于信息和idea的好奇与渴望，我认为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前退休。 因为，他们的劳动与回报将注定不成正比。对于他们的机构，他们的存在也不会带来太多的经济价值。 只有那些认为经由博客所激发的新鲜的想法和信息，通过发言讨论在网上活得社会资本，本身是对于自己劳动的补偿，是对于个人成长有益的，是会对个人从事的其他事业有整合促进作用的，这些人才能坚持做好本应由职业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即对信息价值判断，评论，流通

可悲的是，这些”教授“们热衷的是一套已经过时的”技术“。 就像匠人只懂得一套已经被大机器取代了的手工工种，他们教育的学生只能是未来的下岗工人。那些带有专业方向的新闻学院项目，大概是唯一还有点出路的。但是，根本上，许多包括美国的新闻学院不鼓励独立思想，带着前互联网时代某些特权新闻媒体的短视，自命不凡，势利与浅薄特征，是致命且令人作呕的。

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记者们对于自己工作的理解和定位的问题。 反应的是传统新闻媒体信息行业工作逻辑与新经济互联网时代工作逻辑的根本不同。 即：创造价值与获取价值，谁先谁后的问题。 问题核心：思维懒惰。缺乏好奇。 关键词是：intellectual curiosity 的缺失. ( 新闻学院教不了这个，不是每家传统新闻媒体都重视这个， 可恰恰这是关键) 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 过剩。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近年来，像“第一弯”这样大型公用、民用建筑“过早退休”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屡屡发生。同济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教授孙立军说，在目前的城市发展节奏下，基础设施的不断拆除、建设是难以避免的，为整体作出局部“牺牲”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一味依靠“拆－建”这种“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模式，其发展空间就很有限，不少规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会加剧矛盾。

一团和气固然是好，互不买账更要珍惜。历史一次次证明，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可以信赖的进步。今天我们之所以近乎无节制地赞美互联网，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做“一个人的反对派”的无穷机遇。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还从Medline抽查了8个主要国家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的比例，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国际水平”的两倍，中国又比日本略高一些

更有的人把重复发表论文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同一篇论文反反复复一再发表，我们发现的纪录是把同一篇论文在12年内重复发表了30次！

“知识产权”的观念本是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

那些给奥运捣乱的非政府组织为什么那么猖狂？他们就是利用了那些政客、民间人士不了解情况。比如在英国，一些非政府组织为了游说，就采取组织研讨会的方式，中国也可以在有关国家借助研讨会这种形式，把持正反意见、以及看法模糊的人都邀请过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为自己创造一个动员那些支持北京奥运的力量的机会。

 面对境外各种势力借北京奥运兴风作浪，中国该如何应对？作为长期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学者，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英国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骚扰，这也激发了他对“去奥运政治化”的思考。就此问题，2月16日他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越洋电话专访。

问：北大教授孙东东认为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这一事件如果发生在80年前会怎样？答：北大学生会要求校方开除他，校方也会断然将其开除。问：现在呢？答：现在的北大学生决不会做这种傻事。问：如果真这样做？答：学校可能会留下孙，把极个别“闹事”的学生开除。问：鄢烈山撰文指出，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孙东东说“奶粉保险、企业主动、政府处理没有疏漏”，批评孙东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怎么看？答：鄢烈山说错了，人家明明是见人见鬼都说鬼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