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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那还是3年前的一个暑假吧，我的一个同事曾经在找我借书的时候向我提过一个令我张口结舌的问题：你这些书都是怎么来的啊？我以为她是在怀疑我的书的来路，我当即向她出示我的那些购书发票什么的，她知道我误会了，就说我不是说你偷书，我是说你怎么知道买这些书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想问什么，我随口说，到书店啊，我们这里有好几个书店都卖好书的。她说，这些书店都在哪里啊？我当即晕倒！我和她都是86年分配到这个大学教书的，而且她毕业的学校是国内响当当的名牌，到了21世纪了，居然、赫然、竟然不知这个文化区的书店地址！这也太离谱了吧？当然她随后的补充就更把我雷倒了，她说：我从来不逛书店的……这话不是我瞎编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当时那个老师也一脸惊诧。后来，这个同事顺利地当上副教授、硕士导师以及读博、入党等等，借给她的书当然是没有读的，想必她也读不懂，可惜我一腔热血为她推荐的几本书！

对于香港文化人来说，这一两个月的香港人文景象尤其有凋敝至零的味道。先是香港具有启蒙象征意义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砸死的讽刺性身亡，再到曾出版过很多本土作家如倪匡、林燕妮等作品的香港老牌出版社博益的“突发性”结业，随后梁文道又在《明报》提出文化人的“出走论”，引起满城轩然大波。现在，曾让香港人羡慕不已的《诚品好读》，这份被赞誉为台湾人文阅读风向标的杂志在创刊8 年之后突然宣布休刊，再次让许多香港文化人陷入沉思：香港文化的明天，该如何走？

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并不多，至于人文阅读更是比边缘还要边缘的领域。拥有700 万人口的香港，遍布着70 家公共图书馆（尚不包括八大院校的图书馆），即不到10 万香港人就有一家图书馆。即便是远离繁华地区的离岛，人们也都拥有读书、借书的社区图书馆。可是根据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的统计，平均每个香港人每季度借书只有4.7 本，而同期台湾一次“全民阅读活动大调查”则显示，平均每个台湾人每季度看8.4 本书，“读”的数量几乎是香港“借”的数量的一倍，香港全民阅读的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梁文道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们这个城市是不看书的，或者看书但不敢承认，又或者在家里偷偷摸摸地读《尤里西斯》然后在地铁里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钟经理》，以免被人当作怪物般耻笑。”

是一个基层兽医，对于这次猪价上涨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次猪价暴涨的根源并不主要是原料上涨和猪蓝耳病引起

敬爱的温总理：你知道吗？我听说全国公务员一年吃喝就要花掉三千亿人民币，（都是互相招待拉关系）公务用小汽车花掉三千亿（办个人事占一多半）出国考察（老百姓叫出国溜达 玩）花掉三千亿。这些钱能解决多少希望工程啊，能解决多少农民的实际问题啊。温总理你不能小看了这个问题呀，你应该很好抓一下，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能永远叫这些官员们腐 败下去了。

我家的孩子在北京读书,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北京读书,中考可以在北京考,为什么高考不行!就因为我们户口不在北京!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各地的 教学是有差距的,高考的要求也不同.孩子如何适应!像我们家孩子这样的情况北京城还很多,教育部门应该要为我们想想!难道因为出生地不同就沦为二等公民!!!!!

美国老报人斯通说，“也许(自由言论)这个概念是人类在抵制从他们那里夺走言论自由的企图时或在争取恢复言论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若真如此，自由言论便确实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一种“自然正义”。

考虑到他人的“为什么”，人在讲话时连语调也会变得谦和有礼。一个人与他人平等对话，自然不会像作指示、作报告那样居高临下。公民平等的意识改变人 的说话方式，不仅涉及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且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正派。公共言语中的平等和正派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由、平等、理性地用自己的嘴巴说 话。当然，必定也都要让别人能这么说话。

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W.G.布莱尔认为，新闻记者不仅要被培养得知道如何写新闻，而且能够理解他们所报道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传播学的创建者威尔伯·施拉姆则说，新闻学院会以这样的假设开始，即它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页17，页22）

翻看他们在学校所办的新闻学院学生内刊，先写对各种精神的学习体会，继之以报道学院的党团活动，表决心，呼口号，俨然一份微型的《人民日报》和断片的《新闻联播》；

他们不读书，可以把任何传播现象都化约为“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来解释（两剂可怜的万金油啊）；他们不看报，把文怀沙叫做文沙怀；不读网，不知草泥馬为何方神兽。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GFW想必大家不会陌生。GFW的全称是Great Fire Wall，是伟大而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用以屏蔽一切不和谐网络信息的防火墙工具。现在奥运期间，官方迫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暂时地开放了部分被禁的网页比如flikr、Wiki。奥运之后，大家还可以去尝试一下维基百科这个借助Web2.0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制作完成的世界百科全书。域名是http://wikipedia.org/。

我是如此深爱着我的国家，所以我不能容忍，她被政府践踏。

从某种角度说，我们也应当感谢GFW。是它成就了我们的坚持不懈，让我们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如此顽强。

于成玉 　　古桥先生在《徐迅雷最新作品：给法盲"范跑跑"普法》一文的跟帖中说："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这段文字虽然不及主帖的1/37，但其思想含量却大大超过主帖的37倍。每个字扔在地上，都发出钟磬一样清脆的声音。不仅言词精当，咳睡成珠，巧发其中，而且情见乎辞，言近旨远，谈言微中。一下子炸中了当前中国时评的要害。这就是，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且不说指斥范某的文字铺天盖地，比当年批曾因一句"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而掀起轩然大波的湖南株州语文老师尹健庭则有过之无不及。只以捐款来说，时评者们再一次展示出"舆论的力量"。最先在美国为地震灾区捐款的篮球明星姚明，两次共捐出二百万元，并在赛场上呼吁美国观众为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姚明已经做了一个运动员所能做的一切，但在国内不仅没有获得喝采，反倒受到不少评论者（大部分都以匿名身份亮相）的冷嘲热讽，认为他既然身价超过一亿元，还应当捐献更多。而若干在华外资企业，亦被好事者制作了一张"铁公鸡榜"，这些时评者们恨不得冲进这些企业去强迫派捐了。 　　 　　其实，谁是可以指摘的，谁是不可以指摘的，徐迅雷们心中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看来，明星是可以指摘的，老板是可以指摘的，外国人是可以指摘的，因为他们在舆论平台上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当万科公司的老总王石对个人捐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他立即就被唾沫淹没了。 　　 　　然而，当其它所有人的捐款都被公之于众，包括李嘉诚、邵逸夫等捐出的天文数字，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就连彼岸的台湾岛新上任的"总统"马英九，也公布了自己捐出了二十万台币，二十万台币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既然马英九的捐款都可以大白于天下，为甚么大陆的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就成了藏在保密局的"国家机密"呢？对此，诸如像徐迅雷们这样思维敏捷码字迅捷主力评论家们咋就默不作声了呢？评论包括"给法盲‘范跑跑'普法"的千言万语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咋不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题来一篇质疑高官们为何不公布自己的捐款数额或以不论职位高低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主的法律常识的"普法"的时评呢？ 　　 　　这一"问"，难道不正印证了古桥先生的"楼主锋利的笔锋对准一个弱者，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胆量去对那些整天说着‘为人民服务'却整天干着以权谋私、整天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却老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老爷们去‘普普法'吧！"的跟帖含金量比主帖高吗？

中国时评主攻的火力，往往社会那里弱，它就往那里攻，而那里坚硬，它就退避三舍，装着看不见，或小攻大帮忙。用民间一句老俗语来形容，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或者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

但偏偏政治局级的高官们的捐款数额却不公布，且没有一个普通人知道

李怡先生一向关怀中国的政治自由与民主，背后自当有一份强烈的爱国热忱，于是渐渐走上了当局眼中反对派的路线。怪的是，许多人会就此以民主斗士自居，似乎除了民主二字，别无它事可议，国家也再无它事可做。再发展下来，遂以阻碍政治自由的执政者为仇雠，而且它的所有过失以至于所有天灾人祸竟也都能归咎到它不民主的病根上头。我想，李先生这番言论本意不坏，只不过在一剎那间，他对当局的愤懑嗔怒盖过了他对百姓苍生的慈悲。故此即便震灾来了，我们也还是得先关注一下政府在政治改革上的过失，以死难者为其警讯。因爱国生起的执着，扭转成另一种反向的仇恨的执着，也是人性惯见之无奈。

建一所希望小学需要600万！    灾区地震后有些房子也升值！       我从事新闻工作，因为体制的原因，不能到灾区去采访震灾，好在我的周围有一帮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慈善而有爱心，并且好多还是成功人士。前几天，我们商量说我们要给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让灾区的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因为大家把钱交给某些单位让他们去赈灾不放心，有个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小朋友要给贫困地区的同龄人捐款，问妈妈要100元，妈妈给了他110元。并给他说，孩子啊，这钱100元是给灾区的小朋友的，还有十元是给贪官叔叔的，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有人收到钱后，用十元钱去救灾，100元给自己办福利了。    这些朋友们都是说干就干的，我们算了一算，在农村建一所学校也就是二、三十万的样子，这个钱让这帮朋友们凑起来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接下来，我和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灾区建学校的事，去灾区建学校有好多手续的，这是国情。但是我们得到的反聩信息却是现在想来建学校的人多了，建一所学校需要600万元左右。我们大吃一惊，地震以前建的倒塌的学校也就是四、五十万，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却涨了呢。难道震区的地皮也升值了么！     这也太反常了吧。    无独有偶，李承鹏先生在自己的博克中也写道：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最多花了五十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    地震让我们的同胞受尽了苦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灾后建学校的价格也会“一路飙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灾区房地产市场出出现牛市了。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后，说这个学校太高了，比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平还高，我们真的建不起！

“这实在没什么可激动的。自从美国诞生以来，每隔四年就选出一位总统，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在他们眼里，总统只是最高级的“打工仔”，他们自己才是老板。

你们的很多东西我们老外永远不懂。在我们那里……国务卿也许确实很累，忙得关不上灯，但他不是国家的首席公务员吗?按你们雷锋叔叔常说的一句话，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中国的海洋正在死去。海岸线变成一个巨大的排污场。鱼儿越来越少，海水日渐浑浊，空气难以忍受，曾经富裕、热闹的海边成为不宜居住之地，逃离海岸线的故事正在苏北至山东的若干个海边小镇上演。污水汇流入海后， 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有毒物又回到餐桌上。大海，正在变成危险的地方。

这种悲凉的逃离情绪同样弥漫在几百公里以南的江苏燕尾港。2007年7月14日，燕尾港居民王文斌开车路过燕尾港中学，往大门里探了下头。他的儿子在这所学校读书。“下学期在这里读不成了。”他说。他看到教学楼已拆去，校园变成了一座废墟，。出学校大门不远，就是时而巨浪翻天时而平静如镜的黄海，海的腥味穿过了高高的芦苇荡，几只海鸟哑着嗓子，在废墟上扑棱着翅膀。 2007年以来，有学生上课时头晕，很多孩子住进医院，包括王文斌的孩子。医生检查后认为吸入了过多有毒气体。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