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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被卡死砍死，要么成为瞩目的明星帖。这是一个帖子的成名之路，也是网络信息控制的简单脉络。

“在版主以外，西祠还设有监控整个网站的部门，”River说：“他们直接与政府接触，根据指令删帖。这个指令是版主层面无法直接接触的。”一般来说，遭受监控部门暗算命运的小T往往是对一些政府失职的现象进行捕风捉影的曝光，而当时的确实情况其实尚未调查清楚，还不便宣扬。这类小T其实有被推荐的潜质，无奈生不逢时。

　　2008年7月，网友“米兰血液”在天涯上发帖称：部分河南领导以20万元的建筑成本价购得实际价值200万元的别墅。而后，信阳市国土资源局一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领导好像已经知道了帖子的事，正在做工作删帖（援引自《东方今报》相关报道）。”

   一切都是从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枪声开始的，那一夜不仅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也成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命运的转折。甚至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夜彻底蜕变。

　　八个月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家乐福超市门前，聚集着大批愤怒的中国公民，以年轻人居多；八个月后，又一个倡议流传，这次是号召大规模抵制琳琅满目的法国货，但二零零八年眼看要过去了，除了法国外交部网站被黑这样一个小型事情，此倡似乎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世界已经变了。时间像压缩机，将三维的人生压缩成平面的历史。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后人的确难以体会二零零八这样一个并没有战乱和瘟疫的年份，对中国人来说，是如何像坐过山车一样转折幽微。

　　世界已经变了，该经历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深刻地经历，该迷茫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么复杂地迷茫，不能改变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变本加厉。从前是谈论食品安全，三鹿奶粉是摧毁中国人吃饭的信心。从前是警民矛盾，杨佳则让水浒故事仿佛重现人间。有一首古风，从文学水平上真是不错，它里面有两句：心向明月遇暗夜，意气难平恨难消。反对暴力和遵纪守法是公民基本人格，然而很少有杨佳案这样的事情更使人陷入善的迷茫，和跳跃恶的魔念。从前是民政矛盾，现在是火烧办公楼。我们为瓮安国家公务机关的尊严被侵犯而感到悲哀，没有有尊严的政府，何来有尊严的人民？然而没有有尊严的人民，则政府何能有尊严？

　　755年阴历十一月初，唐帝国满目繁华，就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夜，一个叫杜甫的作家行经骊山帝国中直疗养院时，写下四句：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戊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他被后人视为忧国忧民的道德象征，然而，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们无论如何不愿再历，也应该不会经历。因为时间、命运和理性对中国人的锤炼，这个民族，该会学会如何面对。天佑中华。

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虽说按照法律规定，杨佳案的死刑判决将在七天内执行，但刘晓原律师告诉我，按他的判断，杨佳可能明天就会告别这个世界。

这是一部带有浓烈宗教精神的反思力作，书中的每一行都是苦难，而且是让人难以想象的绝对苦难，但作者没有夸张、放大，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炫耀苦难和用苦难贴金，而是在对制度性苦难进行毫发毕现的描绘的同时，对苦难的根源作出了痛切而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是针对斯大林制度，也是针对受害者群体。邪恶在俄罗斯的畅通无阻，即使受害者群体不是残酷而卑鄙的，起码也是懦弱而愚昧的。看当时的苏联，人们不敢活在真实中，客观上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帮凶；看俄国的历史，俄罗斯变成共产苏联的过程，既是崇尚暴力革命和迷信恐怖手段的结果，也是企图建立地上天国的世俗狂妄的结果。当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众放弃托尔斯泰主义而选择列宁主义之时，俄罗斯变成苏联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如果杨佳父亲和姨妈的苦苦申诉有效。如果新 闻媒体不是装聋作哑混淆是非的共谋，白岩松不只是一张没有人智的烂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不是欺人之谈。如果最高法院还是中国法治精神的最高法权代表，如 果这基本上还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如果今天的中国与昨天有所不同，杨佳都不会轻易这样的死。

一次不公平的审判是悲剧，是谁的不幸，悲剧从来都是关于他人的吗？毁灭人的价值的历史会有善的终结吗？文明是延伸他人的命运。不为他人的困境流泪，是这个社会最后的不幸。

　　乍一看，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似乎构成了继续專制的强大基础。这一现象足以令一切对中國的未来怀抱最后希望的人感到忧虑。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中华民族的至深悲哀。我默默地观察多时，思考了多日之后，深感这种在爱国口号下轻率而浮躁的表演，既然一轰而起，也很快会一轰而散，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无持久的力量，更谈不上构成專制的可持续基础。何况，心虚的專制统治对于鼓噪不安的民族主义声浪也并非一味纵容，因为担心这种声浪一旦失控，引火烧身，所以表现得既爱又惧，先是默许终容，后是收束警惕。即便是这样的民族主义，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合法容身的场所，不可能赢得一个可以任意施展的舞台。说到底，衰微的專制惧怕所有不可控的自发表演，只相信自己可以完全操控的有组织的演出。

在今天这个泛娱乐化时代，任何爱国大话、排外表演，最终都免不了被娱乐化的命运。盲目的民族主义鼓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娱乐项目，我们不能被表面上甚嚣尘上的气焰迷住了双眼，我们不能被一时的狂热镜象所惑。既然是娱乐，其实就不必太当真。奥运会也是一样，娱乐总会过去，生活还将继续，一小部分人的盛世投下的阴影将越来越长，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认真面对的是一个往何处去的“后奥运时代”。

       毛-泽-东文胆、后来上吊自杀的田家英曾说：主公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田家英自命风骨，他叫毛-泽-东“主公”，多半是把自己定位于张良、郭嘉、荀彧式独立士人身份。他以宠始以义分以死终的命运，和荀彧、陈布雷有类似之处。

俗话说“按下葫芦起了瓢”，最合对毛-泽-东的帝王术的评价。毛-泽-东自诩看过十七遍《资治通鉴》，可瞧一瞧看一看《资治通鉴》包括二十五史，有他这样的帝王术吗？

不管怎样，毛-泽-东终于在恐惧、狼狈、疲惫、孤独中走完一生，他那沾沾自喜人人臣服的帝王术，从大义看，害人害己害国家；从技术看，按下葫芦起了瓢，倒下一个起一批；从帮他考量结果看，更是虎头蛇尾，众叛亲离，草草收场，压根没起到芟除荆棘棒的作用，那一群没死的元功宿将，可谓都是九条命，心理上已经和他恩断义绝，抱成一团，貌合神离，虚与委蛇。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元功宿将已经开始密谋针对江青集团的后事，而且敢当面逼他认错。张玉凤的回忆未知属实否，但毛-泽-东再也找不到托孤大臣，已经是可以肯定了。别说托孤，他身后不旋踵，“太后”下狱，再后来“后主”废黜，哪里是他能预料和控制得了的。他所惺惺相惜者汉高明祖，最后的岁月，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而他日日嘟嚷《枯树赋》，顾影自怜，“打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句错误的翻译，却是他生命终结前最好的比喻：孤家寡人。

我们欢迎郑丘缓这样的网络评论员，虽然他偶尔也扔出一篇让人恶心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而不是他本人的爱好。郑先生是一个有品位的文人雅士，在新海川久了，常常慨叹自己命运的无奈。据说肃亲王对钦犯汪精卫说过这么一句：我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也一定会成为革命党人。郑丘缓先生也常常这么说：我要不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上了评论员这条贼船，也一定要做草根这样的网络痞子。

一个郑丘缓倒下了，千万个郑丘缓站起来。一旦发生六四这样的突发事件，首先倒戈的无疑是郑丘缓这样的等待了很久的专制制度的掘墓人，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了解这么多的内幕，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这个政权的黑暗和无耻呢。   郑丘缓生前没有看到的网络自由，郑丘缓生前没有得到的人格尊严，他的继承人会继续为之奋斗。

由索尔仁尼琴和贾植芳，我又想到，他们的遭际命运在非宪政社会或许具有某种普遍性和必然性。以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而言，一个正直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想以知识分子的情怀关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现状，你恐怕就不能不在世俗生活中历经磨练，且难以摆脱各种痛苦的纠缠，这种痛苦很可能会伴随你一辈子，其根由正在于充满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总是同专横和虚伪的统治者格格不入，也同更为功利和现实的民众（他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收买和收编）产生距离，而缩小这种距离需要漫长的过程，痛苦的过程。所以贾老多次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即以近代中国论，又岂止一个鲁迅。

呼吁国家领导人，责成中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成立联合调查组，介入杨佳案起因、审判内幕等违法作为的调查，整顿上海市公、检、法，扫清与国家对立、无视国法的地方势力，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宪法权威地位。

杨佳案并没有结束，对杨佳的宣判，表达了舞弊者蔑视法律尊严的愿望。污浊的灵魂决定了猥亵的命运，他们最终没有逃出背叛人民的逻辑，对权力的滥用和对法律的蔑视。应该提醒他们，这一次，他们依然会因为愚蠢而付出代价。

宋鸿兵成了罗斯切尔德家族与中信较量的中间人。 　　而这一较量刚刚从暗处转成明处。 　　是罗斯切尔德家族的手段黑， 还是中信的黄金多？ 　　宋鸿兵今后的命运如何？ 　　我们都拭目以待。

这种干预的后果是什么？见多识广的中国网民很清楚。当我们在论坛发贴或BLOG发文时，常常主动地采用“民 主”、“共+产+党”、“西-藏”的形式，人眼可识别而机器不易识别，避免被程序自动过滤或被“盾”的命运。而新浪网和腾讯网的编辑们显然不会认为“伊利”是敏感词，但他们联想到的是，一旦你把“伊利”写成“伊 利”，网民们就不能再通过搜索“伊利”这一关键词找到这个网页了。

新自由主义只是经济政策，而政策不能代替制度。经济政策就像一条鱼，能不能养好，除了取决于鱼本身的生命力，还要取决于鱼塘里的水质，而影响这个水质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地理位置、人口构成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国家引进自由经济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方面做配套改革，否则再好的“鱼”也可能被养死。

但如果因为一个药方没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说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开药的幼稚，还是吃药的幼稚了.

声音一：黄万里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炎培之子，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声音二：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便被广泛质疑是L鹏等领导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人认为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工程的命运并不合适。而即使在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也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甚至还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声音三：美国探索频道（ Discovery Channel）的一则报道：一直被外界视为「世纪豪赌」的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是继长城后第二个可以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人造工程。工程完成后，整个水库宛如中国内陆的内海。专家预计，蓄水量可高达393亿立方米，由于大坝重量惊人，会压迫到地壳，只要每日增加一点，就可能会引发地震，几百万年前地壳挤压造就群山的地震，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甚至可以轻微扭转地轴。而且，水库区横跨断层，大坝地基未必如预期中的稳定，如果大坝崩塌，巨浪沿长江而下，估计会造成沿岸数万生命丧生，更可能造成中国经济长期萎靡不振。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吸毒的妈妈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变成了一筐煤，你别再想见到他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 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周云蓬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却说，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这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不爱国”的言论。但是，如果爱国爱到了母亲必须失去孩子，孩子必须离开母亲的地步，这样的爱谁能承受呢？

学者丁学良建议说，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他深情地呼吁说：“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镇里的情况很不妙，楼房坍塌的比例和程度绝不亚于北川县城。大震当天，群众自发组织救援。先是各顾各家，然后统一安置老人。而稍有难度的，他们无能为力，没有工具，只有用手。没伤和轻伤的人全部参加救援。心是坚强的，终归势单力薄。用当地灾民的话说：该死的都死了，该活的也都活了。

没有电视上一个又一个的所谓生命奇迹，也没有一个个救灾英雄与壮烈的感人事迹。 仅仅就是救人与被救，和听见同胞呼唤而束手无策的真实无奈。奇迹是人创造的，当解放军，救援队，甚至外国救援队在北川，德阳，什邡等地创造奇迹感动中国的时候。他们，擂鼓，多少个擂鼓镇，早已无奈接受了命运的责难。

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有人开始哄抢起来，药，水，饼干，方便面。场面很混乱，饥饿让人们失去理智。原本的的麻木不见了，那绝不是浮躁所能形容，而是狂躁。人这时是没有人性，完全回归了动物的本性。他们咆哮，拉扯，甚至扭打。就为了一瓶水一盒饼干。可以理解的，本来我们就是需要食物生存，当生理达到极限，就完全恢复本能，心理的控制完全无效。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不行，我们身边的警察不行。特殊的情况下没有规则。哪怕用枪指着他们，他们同样会抢。慢慢的，灾民们看到物资完全足够，各得其所之后，才停止了疯抢。胡乱拿了不少药的灾民，自觉的还回来。又重新排起队，等我们分发，给他们治伤。

建一所希望小学需要600万！    灾区地震后有些房子也升值！       我从事新闻工作，因为体制的原因，不能到灾区去采访震灾，好在我的周围有一帮肝胆相照的朋友，他们慈善而有爱心，并且好多还是成功人士。前几天，我们商量说我们要给灾区建一所希望小学，让灾区的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知识改变命运。因为大家把钱交给某些单位让他们去赈灾不放心，有个朋友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小朋友要给贫困地区的同龄人捐款，问妈妈要100元，妈妈给了他110元。并给他说，孩子啊，这钱100元是给灾区的小朋友的，还有十元是给贪官叔叔的，而最终的结果却是，有人收到钱后，用十元钱去救灾，100元给自己办福利了。    这些朋友们都是说干就干的，我们算了一算，在农村建一所学校也就是二、三十万的样子，这个钱让这帮朋友们凑起来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接下来，我和朋友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去灾区建学校的事，去灾区建学校有好多手续的，这是国情。但是我们得到的反聩信息却是现在想来建学校的人多了，建一所学校需要600万元左右。我们大吃一惊，地震以前建的倒塌的学校也就是四、五十万，为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却涨了呢。难道震区的地皮也升值了么！     这也太反常了吧。    无独有偶，李承鹏先生在自己的博克中也写道：据和我们共建“安心学校”的置信经理说，他们在和一些灾区部门联系时碰到了软钉子，不仅当地倨傲地要求企业自行报上修建计划和手续（要知道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繁琐得可怕，单靠企业根本搞不定），而且因为现在排队重建学校的企业很多，所以价格也一路高涨，献爱心搞得像钻石拍卖会一样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准备花两百万给老家捐一所希望小学，也就是房子不倒人人可读的那种，可当地部门一张嘴就报出价格，660万，1000万，乖乖，听上去都像余震，从成本而言在农村县镇建一所希望小学怎么可能这么高价格，那些倒掉的房子在修建时最多花了五十万，重建却得花660万、1000万。    地震让我们的同胞受尽了苦难，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灾后建学校的价格也会“一路飙升”，是不是要感谢地震让倒掉的房子也增值了，套用股市的话，灾区房地产市场出出现牛市了。朋友们听到这个价格后，说这个学校太高了，比我们这儿的消费水平还高，我们真的建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