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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第一种模式转化为第二种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毕竟在第一种模式中发展了将近三十年，有一套为这种模式所滋养的文化，并在这种文化中培养了一代人。连所谓八十年代后的一代，其实也是被第一种模式的文化所培养。同时，再加上近代受人欺辱的惨痛历史，民族自尊心格外脆弱。动不动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动不动就要给人家“一点颜色看看”。这也正是抵制家乐福的爱国愤青们所鼓吹的。一句话，我们民族的心态，还套在第一种模式中不能自拔。如今网上流行的观点，还是什么西方不希望中国崛起、正在挖空心思地破坏中国的发展。殊不知，最近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正是搭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便车。中国不费一枪一弹，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等发达经济的市场向我们敞开。中国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更不用说，象《华尔街日报》这样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和中国截然对立的右翼报纸，近年来不断在自由贸易上为中国说话，并为中国的领导人和企业领袖提供论坛。如果我们总是被受害者心态所征服，就看不到这些，一天到晚就会想着人家怎么欺负我们，或者怎样企图欺负我们，而看不到我们占的便宜，看不到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好处。

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如果我们看整个互联网版图，就可以发现，单机其实是一个私密空间，这非常像现实生活中的“家”。微软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私密空间。如果这些单机从来不曾互联，这就像“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世界，“社会”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我从来不认为Google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握有媒体的广告代理公司。Google adsense和adwards的模式并非仅仅建立在Google.com这唯一一家网络媒体上，而是建立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网站页面上，甚至包括一些门户型的大型网站。它在客户那一端实施买家竞价的策略，出价高者得广告位，在媒体那一端则实施按效果付费的策略，没点击就白放。这是天才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天才就天才在放大了agency的利益和树立了它的强势位置，而尽可能地压缩了媒体们的利益。按效果付费的模式，基本上将“展示”这种价值的使用价值变成了零。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今年以来，百度的麻烦不断，先是相继陷入竞价排名的官司，也就是俗称的大众搬场事件；中间又被指责收取三鹿公关费用，陷入三鹿奶粉门漩涡；最近刚刚又被告上反垄断法庭，成为中国第一反垄断案的被告。一个在行业内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公司，遇到一些危机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今年以来百度面对数次危机所表现出的应对能力，实在是让人汗颜。

百度一直是高傲的，不会去迎合领导，也不卖媒体的帐，更不会和站长们平等的沟通。这次百度遭遇了CCTV，却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这是百度的无奈，还是百度的悲哀呢？

CCTV这次亮剑的最终结果还没有出来，当然我们也可以相信百度不会因此完蛋，但是起码现在百度的大多数医药广告都下掉了。仅仅是医药广告收入的损失，已经让百度大伤元气了，如果再质疑百度竞价广告的商业模式，那就是刺向了要害。

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1.百度C2C招商会邀请的对象，除了B2C以外，还有C2C的大卖家。有人问百度C2C的卖家到底面向B还是C，百度的回答比较含糊：既欢迎专业的B，也希望C能做到B的程度。 2.开店免费，送独立域名。 3.收费模式是竞价排名+百度贴吧+百度知道+百度空间等等。 4.IM(百度HI）+支付+物流都已搞定。 5.貌似离上线还有一段时间。 6.今天邀请的卖家开店送个特殊标识（百度邀请卖家）。 7.讲了半天UI/UE。 8.貌似百度C2C和拍拍一样，推广主要用自有产品资源，估计未必会象淘宝当初那样花真金白银去砸钱。

3.收费模式是竞价排名+百度贴吧+百度知道+百度空间等等。

13日，央视新闻频道照例现场直播抗震救灾节目，内容是连线前方记者，主持人拨通了记者徐娜的电话，询问她关于都江堰聚源镇中学救灾工作，电话中徐娜说自己其实是在成都连线，对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也支支吾吾无法回答，不到24小时，网友群起将这段连线视频和文字发到各大论坛，声讨“逃兵”徐娜。　　连线是央视最方便和普遍的新闻采集方式。之所以连线徐娜，是因为当天下午，温家宝刚刚视察过聚源中学，徐娜恰好在那里采访。　　当时都江堰没有转播车，徐娜负责把采集到的视频带到成都传回北京，等她从都江堰赶回成都的时候，任务变成了连线。　　主持人对徐娜的提问是聚源中学的救灾情况，而徐娜在聚源中学的采访任务，是“通过人性挖掘灾难中的故事”，并不负责那里的救灾情况——一个简单的直播流程问题，变成了记者职业道德问题。

某职业介绍所说待选的工人，都是工头们从四川凉山地区带来打黑工的，其中的60%是童工。大约只要2.5元-3.8元/小时，而且不需要任何福利保障，很受当地老板欢迎。饱经诟病的东莞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再次遭遇挑战。

由圣迭戈同名公司KidZui提供的这项服务声称它能向儿童们提供50万条与无害网站、图片和视频的链接，被链接的内容涵盖了从流行文化到科学、从搞笑作品和游戏到历史的诸多领域。儿童们通过这项服务可观看《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最新竞逐，了解有关恐龙的知识，探索历史或访问网娃(Webkinz)和企鹅俱乐部(Club Penguin)等知名儿童网站。

这项服务可以对儿童用以上网的电脑进行有选择的设置，以确保儿童不能脱离KidZui通过电脑的标准浏览器上网。父母可以将KidZui设置为电脑启动后自动以全屏模式出现在屏幕上。在这种模式下，KidZui能让那些可使用户转向或启动其他程序的按键、图标、指令和手法自动失效，或将其隐藏。

在这一系统内我可以登录《华尔街日报》的网站，并在站内搜索Spitzer(斯皮策)这个词，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则关于这位纽约州前州长性丑闻的报导。

這樣的「看影片，停住，看廣告，看完再繼續看影片」的廣告模式，是之前從來沒有過的，它既不是像電視一樣卡在中間逼你先看完，也不是在旁邊讓你要一邊看影片一邊看文字廣告。

然而在中国，奥运会的胜利感觉已迅速湮灭。中国的状况或许好于大多数国家，但全球金融危机已开始对这个国家构成严重冲击，并动摇了它的信心。持续的高增长是中国共产党稳固执政的中心支柱之一，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如今正受到密切关注。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迄今在全球危机讨论中一直是试探性的，而没有像许多人预料的那样寻求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中国不可阻挡的崛起并未脱离轨道，但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显得更加迟疑。

戴晴提出“大和解”是基于南非成功的模式。她说：“当年南非的种族统治、种族压迫、种族残害，世人皆知。到了二十世纪的后期，在全世界，与普世价值对著干的国家，南非政权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权宣言的签字国一直谴责它、排斥它。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慢慢觉醒。图图大主教提出成立真相、正义、和解原理，极其艰难地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他们国家实现‘和解’，一点不比中国容易。底层黑人被残害杀戮，多出于无理性与法制可言的种族压迫。后来，他们一个一个案子调查、分析、鑑定、解决。今天，我们希望有中间的声音：体制内的开明派、改革派；社会上的理性的人群，能够发出声音，使得正义伸张、仇恨化解，让社会一点一点进步，即所谓的‘和平演变’，而不是政府里的强硬派和社会上的激进派永远打下去，再酿成事件乃至革命。”

北京环保志愿者梁晓燕也说，对于和解，除了政治领域，可以从现在可控的领域开始，需要有一种建立在社会最基层寻求和解的共识。和解要从大家愿意寻求共识开始，尝试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机制。

我们拷贝了美国同行的模式，但却拷贝不到人家的创新能力和探索能力。

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不断的突破规则，甚至是道德。挑战极限，尔虞我诈。

在这种情况下，创新不是被认可，反而被讥笑。中国互联网公司有钱的公司不少，号称很好很强大的也很多。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拿出钱买一家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根源是什么？每一家看到的都是眼前的东西，没有一家愿意为“未来”买单。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也诞生不了类似Google那种令人尊敬的公司，永远做不大。

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既然前副总理吴仪曾经多年负责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为什么不开个听证会请她来谈谈自己的体会？三鹿的老板，有关食品安全的各部门负责人，牛奶协会的领导， 为三鹿吹嘘的媒体的负责人，给三鹿发免检证的人……都应该接受议会的问讯，他们作为毒奶危机亲历者对于体验治理的漏洞有着宝贵的一手经验…… 　　上一部与毒奶事件有关的法律是怎么制定怎么执行的？有什么教训应该汲取？这需要有一个民选议员主持的听证会才能替人民搞清楚.但可悲的是，由于在中國无论是制订法律的过程，还是执行实施法律的过程，都没有人民通过民选议员来参与；再制订多少部法律也会象《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那样形同虚设，象毒奶事件中的食品安全保护体系那样水中捞月一场空，除非将台湾的民选议员模式速速引进到大陆来.

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也不缺少将牢底坐穿、舍身求法的志士，但是前人所缺少的和当下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是如何与对手妥协和对话的艺术，是既会掷投枪又会伸橄榄枝的技巧。现在，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为重建中国文明模式、将中国纳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努力，这是前无古人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业，学会了这些艺术和技巧，可以更好地承担。             

分类的设置是为了方便采集回来的信息的管理，也方便用户在WEB页面上的浏览。我们分类的配置分为：

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当晚，通过监控发现有网友在百度贴吧发了涉及中国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时海外不法份子阻挠扰乱圣火传递、要求人权及西藏独立等不良内容的帖子，我们第一时间向市公安局网监支队通报情况，在10分钟内就对不良发贴进行了删除。

互联网史上的十六个重要时刻

16. 克林顿的白宫性丑闻 1998年1月17日太平洋标准时间晚上11:32，Drudge揭露了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

15. 你雅虎了吗？ 1994年2月， 杨致远和David Filo的网络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