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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

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这种自私和冷酷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极大妨碍了我们中国人的民主精神的培养。

只有当民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常识的时候，民主才是真实的。否则，不论经历多少次革命，民主仍是虚幻的。

日本、台湾的手作杂货类书在近年很受欢迎，而中国现在也跟着这股潮流；但由本土作者原创制作的采访全球手作艺人的书，也许至今我们是唯一的一本。在各种台版或日版的引进书的比较下，我们自信：毫不逊色。

压迫就象被强奸，如果不能反抗，摆好姿势享受快感也许是最好的出路。在“要么被杀，要么闭眼”的现实中，把屈辱转化为快感不失为一种摆脱的方法。在一个痛苦、屈辱而又无助的现实中，我们常常被人强奸。在被强奸的快感作用下，我们成了一个自觉的、恬不知耻的助奸者。 　　　     鲁迅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了。”强奸之下，□□不仅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还能在极致的奴隶生活中体验到被强奸的快感

不仅如此，从2007年9月份开始，一年多时间，袁伟静一直得不到允许去监狱探望陈光诚，直到这次元旦前夕才第一次 见到陈光诚。光诚看上去面黄肌瘦，健康状况非常的差；他从2008年7月份开始拉肚子一直拉到年底，每天少的三次，多的五次，整整拉了5个月，就算是铁人 也禁不住这样折腾。监狱开始只给他吃治泻肚子的药，因为不对症，根本不管用；也给光诚做了几次检查，每次都查出便里带血，监狱诊断说是慢性肠炎，但是始终 不肯把诊断报告出示给光诚家人，而且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监狱里不提供热水，光诚能喝的上不过只有温水，更不用说其他的生活条件了。

但是，和我们一样，光诚的家人毕竟还是普通人：被一群流氓“合法”的看守在家里的日子 是难以煎熬的，尤其当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看起来没有尽头时。袁伟静嫂子一度以为在08年奥运会结束后境况会好转，可是，就在残奥会期间反而遭遇到了更恶劣 的对待，这种预期上的反差最容易让人失去信心，可幸的是，袁伟静嫂子和曾金燕女士一样，都是既坚韧又坚强的女性。虽然生活与未来充满了坎坷，但她们依然在 坚持守望着他们的丈夫和信念。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实际上，百姓心中对生活的怨气都很大，物价上涨，生活质量下降，孩子们就业难，到了结婚年龄的孩子买不起房子而结不了婚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被奥运会这件国家的头等大事遮盖了，一旦有个什么时机，这种怨气就会爆发出来，成为导致社会动乱的诱因。          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          是自娱自乐的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呢？还是脚踏实地的改善百姓们的生活呢？

没劲！        奥运会与咱没什么关系。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我猜翟志刚很可能是新中国太空行走的第一人。三人之中，第一个出舱的人，他的概率最大。我猜测的依据是，他是三人中的指令长，大小也是个领导，危险时干部总是冲在前面是我们的传统。另外，在提到三位英雄的名字时，翟志刚一直排在第一。排名是很有讲究的一门学问，里面可以透露出许多的信息。　　翟志刚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此片引起了zang 独势力的抗o女的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议，因为片子里所描述的东躲打破了许多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东躲并没有计划生育，控制藏人人口的说法不攻自破，片中的东躲的喇嘛似乎对中国很虔诚，他们甚至祷告中国繁荣昌盛，而许多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对了，片子中藏人杀狗的画面则颠覆了人们一贯的认为的藏民宁静安详的气质。

纪录片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东躲所处于的境地，原始习俗和现代科学的冲突，以藏传佛教为基的文化与无信仰文化的冲突。

东躲的传统文化中大量不利于健康和不符合西方价值的习俗和信仰，会给人一种落后和愚昧的感觉。

但是不可否认，旧金山海滨道上也有很多X山狮子旗和anti-china标语。“anti-china”人士各式各样：有反政府、anti-china、反布什、反对一切的美国嬉皮士，当我请他们解释说明他们的anti-china标语时，得到的是无语和一脸的不可一世；有不满我国政府与缅甸、苏丹政府关系的人 权义士，出发点可以赞同，但对事实所知不多；当然还有各类的Z 独人士。

当我们礼貌友好的接近一些xz人时，他们还是很认真、朴实的与我们交谈（就像小时候课本中学到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大部分在新中国的xz长大，会说汉语，有汉族朋友，也把我们当作同胞，有些也很兴奋得谈到台湾回归、中国统一强大。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与不满，也是在国内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通货膨胀，贫 富差 距拉大，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扩招后找工作的困难。发达地区的国人尚有时为此苦恼，在全球一体化、全国小一体化的今天，贫穷落后Z人更是负担沉重，生活艰难，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也可以理解。另一印象深刻的话题是dl，所有交谈的Z人都对其热爱、崇拜。长大成为无神论者的我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对宗教领袖/老师的崇拜。

这一代Z人看到的是自治区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向前看，努力增进与少数民族的友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放下历史的包袱，不再指着他们的鼻子、告诉他们曾经是奴隶。

1．汤唯在戏中表演了多种做爱姿势，快乐而又痛苦的表情。这样的表演不是正常的做爱情景，是对和谐性生活的误导。 2．中国大陆的民众并不知道怎样做爱才能和谐，因此需要正确的引导。 3．只有正确的姿势才能将大众引导到和谐的性生活中来。正确的姿势应该不多。一多的话，不是又“过火”了？可能只有“老汉推车”一招。（当然不能叫做“传教士式”。不然又是受了西方的影响。而且，应当是我们中国人发明“老汉推车”在先。） 4．正确的做爱表情也是和谐的性生活的重要环节。表情要道貌岸然，要笑不露齿。痛苦的表情是最要不得的，让人以为不够和谐。 5．采取几个或一个标准姿势的好处，是男女双方更容易达到默契。这样便避免了许多“淫声浪语”，即便偶尔需要交流沟通一番，也可以说诸如，“**同志请再用点劲。”“**同志请把腿再抬高一点。”之类的话。

美国人感受到了通胀，但通胀的冲击并不强烈。2008年1月美国CPI同比增长了4.3%,但主要体现在能源上涨19.6%,其次是和能源相关的交通上涨了9.4%,食品价格上涨为4.9%。通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衣食住中的反应并不显著，美国人也并不因此忧心忡忡。

而同样面对通胀的中国，1月CPI同比上涨7.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猪肉等必须品的价格的大幅变动已严重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通胀一起爬坡的是中国人的通胀恐慌。这是中国通胀阻击战中的大难题：民众预期。仅就此一端，中国这场通胀之战的艰巨性，非美国“同侪”可比。

2005年，美林的房地产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提出，当房地产市值超过GDP的140%时，当地就进入“警惕区”。经济学者谢国忠搜集的数据，美国家庭与非盈利组织持有的房产价值，在2007年二季度达到了GDP的168％，而历史平均水平约为100％。在之前的房产泡沫中，这一比例从未超过140％。那么如果需要三年时间使市场正常化，而每年名义GDP增长6％（包括2％的实际增长率和4％的通胀率），房产价格仍 需下降30％，才能使其价值回复到100％GDP的水平。4％的通胀率是无法挽救美国抵押贷款者的。因此美联储完全可能得容忍更高的，甚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在如此残乱、破旧而物价奇高的国度，我们一定会以为：当地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事实上，无论任何一个国人来到印度，都会产生无限的感慨：感慨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辛苦，如此麻木。下面，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到了印度，我对这句话有了充分的体会。当地的有钱人每天在家里睡觉、祈祷、看电视，最多在家里的花园打打球，很少出门；可不像我们国内的有钱人活得那么累，还要天天出去应酬：吃饭、喝　　酒、过夜生活、打麻将。中产階級，也就是象我们一样出来打工的，每天9：30上班，工作七小时，几乎从来不加班。而且上班的时间，也基本都在聊天、喝茶，侃大山。印度各种节日加起来至少比中国多三倍；工作轻松的很。这些白领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到了家里就祈祷，念经念到晚上9：00吃饭，吃过饭立刻就睡觉，所以个个都是大肚子。周末也基本不出门，就在家里看电视。

　　印度是全民公费医疗的，再穷的人也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不过印度当地人全都信奉宗教，病了的话，主要是靠拜佛、祈祷，基本不去医院。

这里执行12年义务教育，收费几乎为零。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如果出门需要“打车”的话，起车费2元钱人民币。（对外国人他们会狠宰一刀，但有个5、6块钱也足够了）。

　曾经看过一个黑色幽默：我有10平米的居住面积，我的邻居有90平米，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50平米，后来我仍然只有10平米居住面积，邻居有190平米居住面积，我们人均居住面积成为100平米，社会大大地进步了。现在那些最弱势（30年的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的阶层已经没地方出卖自己的劳力了，他们的收入从100块降低到0，而我们的特权阶层会严格按发改委的指示从900块涨到1200块，相信明年的统计数据出来，我们的人均收入又上涨20%.加薪之后，由于货币供应出现大规模增长，首先出现通货膨胀，同时由于基本生活用品市场的萎缩，按照经济规律，资本会向奢侈品制造转移，基本生活水准会进一步下降，农民工和中國大多数的所谓白领好容易用几年血汗换来的积蓄双重贬值，这或者就是最新有中國特色的幽默。

徐景安：现在在多元与一元问题上思想十分混乱。一个社会，信仰可以多元，思想可以多元，习俗可以多元，生活方式可以多元，但必须有普世价值、道德底线，这就是一元，才能保持和谐、稳定。讲一元，是规范人的行为，不是规范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是指遵守必要的制度、法律、道德。我们过去错在哪里？思想、信仰、习俗、生活方式都要一律。这是错误的。现在，从国家制度层面上还缺乏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但在社会认识层面上，则强调多元、强调宽容，而否定一元、否定道德底线、否定共同价值观。

伊司曼为了证实他对这巨大斗争所下的判语确极重要，他列举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主义的德意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他所开列的二十点，具体说出这两种相反的生活方式，而这相反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我在这里把他的二十点，加以缩短，抄录在下面。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的特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