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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网上流传着一封贺信，内容是——曾钰成同志：热烈祝贺您当选香港特区第三届立法会主席。这是我党在香港战线取得的重大胜利，体现了党要管议会的精神。希望你尽快在立法会成立党组，发挥核心作用，为建设和谐立法会而努力。落款是：中共香港工委。乍看之下或许会很蒙，但仔细咀嚼后，味道就出来了

早前，有媒体得到消息说，社民连“三壮男”将在宣誓时搞出点名堂，特别提点记者，他们会有不同寻常的宣誓方法，比如：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立法会议员，定当“嗡护”《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鸡笨法”》，效忠中华人民“共祸国”香港特别“神经区”……

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 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 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遍及中国经济各 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 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 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 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我回头看我写的东西，与中国日报援引的“Doug Sauders”文字相差甚远。被质疑的布鲁塞尔会议，是西藏权利团体的一个日常活动，美国外交部或是其他任何政府都没有参加。它也不是由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组织的，所以和德国政府也没有丝毫关系。而由那场会议引发的针对圣火传递的抗议，不论你怎么想的，与西藏内部的暴乱和起义没有任何关系。 这件事情揭示出中国正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千百万中国人愿意相信很大一批西方国家正在密谋着针对他们，并且因为我“证实”了此事而祝贺我。它同时也揭示出成千上万的海外中国人显然也愿意如此思考，即使他们可以无阻碍的浏览自由媒体——事实上，由于Web 2.0的社会网络站点盛行，中华民族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扩散开。

北京再也不是共产主义了；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而它抵御奥运会危机的主要防线便是在汉族中激发起种族主义的自豪感。这个战略惊人的有效，因为它引出了种族自豪这股暗流。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回答到，“即使移民，骨子里面也很难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许我们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容易被同化。但是美国华裔较之美国籍爱尔兰人更像他祖先的祖国。对他们来说，探索自己的过去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我们存在的重要组成。而中国共产党正把这样的荣耀带回给我们。那就是为什么生活于西方的华裔认为他们仍然是中国人并且使用“我们”来连接自己和中国。

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

比如西方的网络新闻反馈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跟帖很少，形不成网民对新闻的意见聚焦。而在中国，由于传统媒体受到严格管理，被赋予“舆论导向”的责任，因此民意往往借助互联网来表达。要了解真实的民意，上网是比浏览传统媒体更为明智的选择。

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以国务院令形式颁布的外国记者、港澳记者、台湾记者采访规定，废止了过去境外媒体采访需要有境内单位接待并陪同的限制；开放ＢＢＣ、美国之音、中文维基百科等境外网站。这些政策宣示和法律法规体现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民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打造公开透明的“阳光政府”、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胆识和诚意。

一些朋友签名了一个宪章，个人认为宏大正确无比的命题造成的仍然是分裂和对抗，这艘巨轮的航向那些所谓的船长现在也已经无法把握，动力的耗竭中断更不是谁上台下台就能立竿见影，在这里争夺舵轮毫无意义。我钦佩他们的良知和勇气，但我仍然认为，当务之急和更加伟大的使命在于鼓舞而非单纯的批判，一如不能像无耻的政客用外忧来掩盖内患一样，我们不能只用攻击毫无公信和廉耻的政党来拯救这艘航船，新口号VS旧口号，如果脱离普通人，对没有道德的人的攻击并不能增进自己的道德，也不能起到任何真正的帮助。

伍皓对宪法和法律的宣传也比较外行。比如他说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对头。十七大的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这只是执政党的文件中的提法，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法律规范。我国现行宪法中并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提法，并没有说这些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有关规定主要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通信自由”“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些基本权利规定虽然涉及主要的表达权及部分的监督权，却完全不涉及知情权，也几乎不涉及参与权。伍皓是误把党的文件中的提法当作了宪法中的提法。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一切都是从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枪声开始的，那一夜不仅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也成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命运的转折。甚至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夜彻底蜕变。

一是以民族主义为新的意识形态纽带，把大国外交和大国崛起的官方口号与反美反日反台独捆绑在一起。与此同时，引导整个社会向皇权时代回归，伟大的帝王与伟大的盛世变成大众文化的主旋律。

二是向"一切向钱看"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突进，中共鼓励发财致富，整体性政党之利益分化为派别利益，整体性国家利益分化为特权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又最终量化为权贵家族及个人德利益。

三是放纵物质上的奢侈消费和文化上的轻浮调笑。

中国对民主的理解是,政府为人民的利益奋斗。这是父母官的态度。这是所谓中国式的民主。西方社会的民主意味着选举领导人,要竞选,执政党能够被代替。这个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是中国式的民主。人权也是一样。人权被中国领导层理解为政府关怀人民,政府给人民各种各样的爱护。而不是说,你有权力来挑战政府,来批评政府。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望东方周刊》：对于中国的政治，你在书中肯定地指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那么，面对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复杂化，你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执政的局面，最需要破解的挑战是什么？对于中国政治的下一步改革，你有什么建设性的建议？ 　　库恩：有三个目标需要同时达到：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内重新平衡经济利益(如城乡之间，内陆和沿海地区之间)；以及维持政治改革的发展，以使人民感觉获得更多权利。 　　对我而言，在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透明度”。我赞赏胡锦涛主席承认透明度的重要性和提高透明度的巨大政治勇气。确实，正如李源潮部长在与我的对话中所阐述的那样，“透明”可能是政治改革中最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透明度。我认为，从真正民主的构成要素来说，透明度远比多党制重要。对于西方来说，这种话可能会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是，相比一个没有透明度的多党制，一个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单一政党制度更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透明度能真正造福于人民。

看了报道，我有些痛苦的感觉，没有痛快的感觉，    1：  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是在解决基本生存的水平上。 2：不管所谓的恩格尔系数是多少，中国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吃饭。 3：执政党最关心的也是最得意的就是把中国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4：只要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吃饱了的外国人就不该对中国政府说三道四。 5：  既然吃饱了的外国人都不该对中国说三道四，吃饱了的中国人就更不该对自己的政府说三道四。 最后，能不能请习主席阐述一下吃饱了的中国人的下一个奋斗目标应该是什么？

莱妮．李芬施塔选中了他来拍电影，仅仅因为他的外形：颀长的身材，满头卷曲的金发，碧眼直鼻，雅利安种族所有的优越充分体现在他身上。施雷根是个明白人，风头出了，但一直拒不加入纳粹党，保住了运动员的气节。战后德国奥会聘请他当顾问，让他参与了慕尼克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九六年柏林庆祝奥运复兴百年，九十岁的施雷根又一次点燃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圣火。

只有美国的半拉犹太血统的击剑女选手海伦．迈尔来了，她的父母在德国作人质。后来她登上领奖台时，不得不屈辱地举起右臂向元首致敬，运动员的尊严丧失殆尽。

中国一穷二白，虽然中华民国国歌被选为世界最佳国歌，但五十四名运动员全被淘汰。据运动员中唯一健在的郭洁老先生说，因为经费紧张，买不起机票坐不起火车，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运动员耗得精疲力竭。今天中国官方奥运网站却吹嘘当年「中国武术扬威欧洲」，拿自己的国宝去比人家没有的东西，而且仅仅是单方面的表演，何威可扬？

有钱人“购买”选举，政客当选后为有钱人服务，似乎是劣质民主的一个典型形象。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曾屡见不鲜。1872年格兰特参选总统时，曾有个大款一口气捐了其竞选开支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形下，格兰特上台后不还人家的“人情”才怪。不过，随着1972年美国《联邦竞选法案》出台，有钱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购买民主的“好日子”就一去不返了。从那时开始，不但捐款人必须公开姓名和数额，而且捐款数额有了明确规定：每个人每次选举给某个候选人捐款不能超过1000美元（02年调整为2000，随通胀而浮动，08年为2300美元）。个人对政党的捐款数量、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集体捐款都有了限额。

今年，“本来支持公款竞选”的奥巴马决定在大选中放弃公款，而麦凯恩决定在大选中使用公款。两人选择不同并不奇怪：根据麦凯恩在本党初选中的筹款记录，他在大选中就是自己筹款，也就筹到8400万左右----既然有免费午餐，何必去千辛万苦地求爷爷告奶奶呢？而奥巴马简直就是竞选筹款的“神奇小子”，他的筹款能力是麦凯恩的两倍-----既然他可以筹那么多钱，何必带上8400万的紧箍咒呢？

　　司马南说对了一部分，说错了大部分。需要把他说对的和说错的都指出来。虽然司马南这人无法理喻 ，但是他的谬论或许有误导性，不少人会被他的似是而非的说法迷惑。

司马南说不要轻言皇上专制，他举出的例子都是汉唐的例子。他为什么不举出一个明清皇帝的例子？因为明清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巅峰，那时候的皇帝真正成为专制的头子，他根本找不到中书决策，门下审核的事。

近期中央政法委员会在政法系统推行"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便是执政党对上述问题的应对之策。就司法实践来看，"三个至上"从应然到实然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产生政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的冲突，导致权力和民意对司法的不当介入，使法官陷入司法困境。"三个至上"会产生新的政治迷信吗？这是我们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谎言总会被揭穿，所有的成果只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而不是集团、组织、政党。一个伟大的民族，不需要任何党团的奴役，一个开放的民族，自会在历史潮流中完善自新自我，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依靠我们自己就足够，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也必须有这样的自信。我们这一群之中，没有谁比另一个更出众。虽然高唱国际歌的人们现在已经把自己包装成了神仙皇帝，不断在营销自己的保健用品，试图使人民相信，吃了它的药，可以延年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