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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信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网监处    点击数：60    更新时间：2008-7-18          ★★★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     2008年7月1日，我市闸北区发生一起暴力袭警案，造成6名民警牺牲，另有4人受伤，此案引发了中央和公安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7月3日，一则恶毒的谣言在网上迅速传播，称案犯杨佳曾被警察殴打，致生殖器受伤，无法生育，故愤而报复。谣言一经出笼，立即在网上掀起滔天浊浪，甚至有网民据此呼吁特赦杀人凶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我局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立即对网上涉警有害信息开展删除查证工作。7月4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的大力配合下，迅速控制了网上负面舆情并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郏某某，为最终在江苏苏州成功抓获对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案侦破过程中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的鼎力支持确保了网上负面舆情控制工作和案件侦察顺利开展，你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良好作风和扎实的基础管理水平值得我们学习。在此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并对你们在工作中的长期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海市公安局公共网络信息安全监察处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五日

我一个人走走，走出老远，爸爸从后面追上来，非要让我把他的伞打上，被我不耐烦地拒绝了，看着老人顺从地转身走开，自己已经没有了一个人转商场的心情，想到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的南京路，想到了曾经陪自己转的那位朋友。人生真得很短，生活中的很多回忆都变得那么美好而伤感。

在沉闷的车厢里，突然有种怪异的想法，感觉地铁里不过是充斥着一具具阴森冷漠的尸体，大家只是没有热量地挤在一起。一群一群的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在疲于奔命的人群中，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啊。

    案情目前疑点太多：杨佳案发前多次向上海公安局和公安部投诉，他投诉的文本為何不予公开？杨佳被留置派出所的6个小时内究竟发生了什麼，警方只公布了几分鐘的街头录音，录音显示杨佳虽态度强硬，却并非无理取闹。杨佳的母亲案发后突然失踪，北京的亲人都找不到，可上海的律师却可以轻易获得他母亲的授权，这些都正常吗？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如果没有公开的媒体，自由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那么我能够在美国获得什么？那个在纽约被打的中国女人能够得到多少赔偿？我很怀疑，毕竟几千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子。

我的阳具被美国警察弄坏了，我无法伸张，没有报纸报道我的故事，因为报纸和警察都被同一个人管着，公权力沆瀣一气对付普通小民，我能怎么样？我告诉你，没有了阳具，我什么都他妈的干得出来，我一定要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功夫，把那个弄了我阳具的警察阉割掉，而且还——

我太冲动了！我那上海的杨姓兄弟，你怎么和我的性子一样，那么冲动？你如果在我身边，如果在美国或者澳洲就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们一定好好计划一下，请一位律师，把他们告到法庭上，然后发一笔财。鉴于你的阳具受损了，你拿大头，我只要一个零头就够了。再说，我的目的又不是钱？我主要是想借机侮辱一下西方人的人权纪录和价值观，让我们中国同胞扬眉吐气和坚挺那么一次……

　　中评社消息，据了解，7月4日，一名为“正义之剑110”自称为浙江基层派出所所长的网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是一名警察，国人啊，你们怎么了》的帖子。在帖子中他非常不满为数不少的网民嫌杀警察杀得太少，没有一个为在上海袭警案中被杀警察惋惜，反而都是为犯罪嫌疑人歌功颂德。此帖发出后立刻引来无数网民的跟帖讨论。 

但是当时闸北分局的民警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随着事件的取证调查，闸北分局民警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了自行车而已，所以很快释放了杨佳。然而杨佳在被拘留的期间，闸北分局民警对他很是“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以后身体感到不适，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将无法生育。

杨佳很快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鉴于有医生证明事实明确，杨佳的态度又十分强硬，闸北分局同意赔偿1.5万元私了此事。但是杨佳认为赔偿太低，坚决不同意，他三番四次去闸北分局去闹。渐渐地，闸北分局没了耐性，对杨佳开始不理不睬。据知情者透露，事发前一个月该分局领导还曾经威吓杨佳“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一分钱都不会赔偿”，双方尖锐的矛盾根源由此而来。

由于上海整个轨道交通体系中“人性化”设施还不够，所以磁悬浮似乎更像是一个被割裂开的“观光项目”，它的实用性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中国有4亿14岁以下的儿童，这一数字比美国人口的总数还要庞大；而且根据中国玩具协会的预测，中国本土玩具市场的规模将由2001年的108亿元人民币，提升至2010年的924 亿元人民币。因此自从2006年12月，玩具“反”斗城在上海的第一家门店开业后，它就一直雄心勃勃地计划进行全国性扩张。

从2006年开始，德国的仙宝玩具王国、法国的狮子林玩具天地、英国的乐恩宝玩具店等都先后登陆了上海、深圳、北京等一线市场，而王尉东的爱尔玛玩具连锁除了在北京的世纪金源店和西单店，已通过加盟方式在北京、沈阳、山西、江苏、湖南等6个省市开出了10家分店。

　“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详细解读如何突破结构性矛盾\确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调整主攻方向。“广东为什么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看得早、想得早、干得早、开放得早。但你不创造条件，不优化环境，别人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把总部经济都挖走了。”朱小丹此时说到了“网易将离开广东”的传言。他接着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集聚高层次人才都没以前好了。创业者要考虑他在这能不能大展身手，能不能实现抱负，能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网易如果真的离开了广东，我相信会产生一种联动反应。所以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而展开了一系列城市美化工程。几乎是一夜之间，上海市区便涌现出大量的脚手架和吊车。James Areddy在中国上海报道。

然后我对她说，我给你钱，你给我写下凭据，什么原因扣我6元钱。她说给我6元发票，没有其他凭证。

我爸坚持认为新疆人都是小偷，上海人自大瞧不起外地人，北京人牛逼，美国是霸权主义所以就该出个萨达姆给美国找点不痛快，8平方运动是一群孩子被坏人煽动，法X功活该……非常坚定非常不移，我小心翼翼旁敲侧击提出一点儿质疑就被训成一只袜子。= =||||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怪不得一位移民上海的台湾人说，退休后还是要回台湾。回到台北后，他突然很欣赏台北的“慢”，看电影、排队都可以很优雅，不必你争我夺，很有尊严地生活。

　　还有一个现象：案件处理的结果，其所有程序都似乎比公布的早了一拍，最典型的是，我们看到的死刑裁决书落款是21日，而在25日的今天才向杨母宣布，此间还叫杨母去了趟上海，见面了杨佳。但已经下达死刑裁决书的事却一字未提，令人疑惑。

关于杨母的情况我、刘律、艾都没有过多提起，我只透一点，她目前的状况令我想起了“横路径二”……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上海袭警案，演化到今时今日，公众看到的是一个多输的结局。

　　辩护大律师，无论是谢有明还是翟建，两人在全国民众面前信誉扫地，丧失职业精神，沦为大多数民众眼里的无耻无良的“律师典范”。

　　说到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公众看到的是，大家都输了，那究竟是谁在其中“盈利”了呢？所谓真相的价值，正在于此，倘若真相一样如同迷雾般遮掩，我们就只看到，这块土地竟然能够炮制如此奇案，一个“所有人”都输了，没有“赢家”的大事件！因为我们看不到究竟谁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