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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道路运输市场屡屡出现的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坑骗旅客、欺行霸市、堵塞车站等侵害乘客、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条例》提出，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坑骗旅客、强迫旅客乘车、途中甩客、未经旅客同意擅自更换运输车辆；(二)站外揽客；(三)妨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四)欺行霸市、干扰他人合法经营；(五)阻碍交通、堵塞车站、罢运；(六)其他严重侵害旅客合法权益和管理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

最有可能卖国的就是政府中的官员，他们有利用价值，他们有卖国的资本。想一想，敌人最想贿赂最想策反的不会是清洁工人和建筑工人，而是身居高位的掌权者。爱国不是爱政府，恰恰相反，爱国是要爱国民，是要提防政府。美利坚民族的启蒙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者的责任就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民众从来不是洪水猛兽，掌权的政府才有可能胡作非为。特别是在政府的权力缺乏制衡，一家独大的时候，就会为了政府的权力而限制民众的权利，为了政府的私利限制民众的公利，为了政府的权威限制民众的言论，为了政府的统治限制民众的自由……而政府倡导的爱国，常常不过是“爱政府”的暗喻罢了。不过，可笑的是，有的府把“爱国等于爱政府”的暗喻变成了赤裸裸的明喻，而其他的政府则走得更远，他们把“爱政府”放在“爱国家”前面，公然地宣称政府即是国家，国家即是政府。

国家永远是国家，而政府却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民众有爱国家的权利，但并没有爱政府的义务。

爱国，就要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无论这种权利被自己的政府侵害了，还是被别国的政府侵害了。

警察是上午给我打的电话，当时问我：“你在哪里？”我不希望自己的住处或办公室变成他们的“执法”场所，于是很大度地说：“我去你们办公室吧。”网上看来的故事，许多被喝茶的人似乎很忌讳去公安局。但我不在乎，在哪里喝都一样。

我就客气些，不暴露他们的名字。给我打电话的那个，称为“皮夹克”吧，年约四十（后来他告诉我他69年出生），主要由他询问。另一个要大几岁，主要做记录，就称为“记录者”吧。

如果让我给几千个签 名 者分类的话，我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知名群体”，有一定知名度，也就有了影响力，官方会比较紧张；第二类是“被侵权群体”，如拆 迁 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合法权益受到直接侵犯，情绪不稳定，容易出事，官方也很紧张；第三类就是我这样的“普通人群体”，既没啥影响力，也没有直接利益被侵害，情绪比较稳定，在官方那里从无“前科”，相对来说最不受重视。如果我无声无息，可能连这喝茶的机会都可免了；但我既然接受了外媒采访，这茶就非喝不可了。

      2009年的3月4日，我确然看见了一匹玛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公然地违反自己制定的“选举办法”和“选举工作方案”，肆意践踏“公开、公正、民主”的选举原则，非法、多次侵害独立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前几天的第一轮选举中，选票上除了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外，还有“另选他人”一栏，于是，几个众望所归的“折腾分子”如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赢得了高票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律协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和朝阳选区选举委员会做出了伟大光荣而正确的决断，在最后的选举中，果断地把选票上的“另选他人”一栏去掉了，并且声明：谁要另选他人，就是废票。同时，在选举现场，警察、城管和不明身份的人趾高气扬，摆出一付决战的面孔和姿态。很好，很强大，我们不得不佩服某些人勇于将无耻进行到底的气概。

      这些善良而正直的律师，张立辉律师、程海律师、童朝平律师、唐吉田律师和杨慧文律师，他们都积极在法律原则下解决社会问题，都想用温和的方式解决矛盾，但是当局没有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回应和有效的引导。那么，问题又会积累更多，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中国这个大的社会金字塔早已是一个问题金字塔，已经很脆弱了，如我的朋友所比喻，它是一座“冰塔”。社会问题该怎么解决？目前看不出来有什么良方妙策，因为一切良方妙策都要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或许，这个社会在等待属于它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就在我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正在‘抗议’铜首事件，我总觉得，要是他们也能以如此热情抗议某些部门肆无忌惮侵害他们自己权益的行为的话，那么对自己、国民或许更有价值，特别是当看到他们的权益需要4个生于1950年代的老者捍卫的时候，更可悲的是，其中的一个还被热血青年们视为敌人。”

如果没有公开的媒体，自由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那么我能够在美国获得什么？那个在纽约被打的中国女人能够得到多少赔偿？我很怀疑，毕竟几千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子。

我的阳具被美国警察弄坏了，我无法伸张，没有报纸报道我的故事，因为报纸和警察都被同一个人管着，公权力沆瀣一气对付普通小民，我能怎么样？我告诉你，没有了阳具，我什么都他妈的干得出来，我一定要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功夫，把那个弄了我阳具的警察阉割掉，而且还——

我太冲动了！我那上海的杨姓兄弟，你怎么和我的性子一样，那么冲动？你如果在我身边，如果在美国或者澳洲就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们一定好好计划一下，请一位律师，把他们告到法庭上，然后发一笔财。鉴于你的阳具受损了，你拿大头，我只要一个零头就够了。再说，我的目的又不是钱？我主要是想借机侮辱一下西方人的人权纪录和价值观，让我们中国同胞扬眉吐气和坚挺那么一次……

故事发生在一个有着“媒体和谐法”的现代社会，根据法律，所有描写侵害人身权利、扰乱和谐社会的书籍都要被接受销毁。作为图书管理员，对抗这个不合理的法律，守护将要被销毁的书籍，就相当于守护人类的明天。

    几乎在任何条件下，爱国两个字，都有某种魔力。不管什么人，只要宣称自己是爱国的，马上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说什么，做什么，都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平时对着陌生人骂街，像泼妇一样，满口脏字，即便是在网上，多少还是有点顾忌，除非有一群人一起来。但是如果自以为自己爱国，而对方恰好在他们看来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怎么骂，似乎都充分合理，感觉他们在破口大骂的时候，那个痛快淋漓，那个放言无忌。同样，打人更是不能随便做的事，平时如果平白无故打人，向人扔东西，轻则遭到反击，重则被送到警察局，无论谁干这种事，都要掂量掂量。然而，在爱国的名义下，这种事还就是能做，而且没有什么障碍，据报，在昆明家乐福门前示威的一群年轻人，冲进出家乐福购物的市民叫骂，扔瓶子，居然没有人干涉。当然，爱国的人们，还可以砸，可以烧，可以宣称要把他们认为是汉奸的人，抓出来杀掉，剥皮抽筋，甚至奸淫他们的妻女。

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国家是大写的，而国民则是小写的。小到可有可无。最推崇国家的，恰是那些最卑微的国民。其实，当这些人的利益，被来自国家的强权所侵害时，他们也难受，也希望有人来为他们说话，但是，一碰到国家两个字，他们却马上跳起来，竭力弘扬国家的那个“大”，殊不知，国家至上，国民至微，才是他们命运悲剧的根源。现代国家，主权在民，最卑微的国民，也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国家的奴仆。爱国，理所当然，是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然而，7年过去了，我们当时信誓旦旦承诺的所有一切都兑现了吗？我们绿色奥运了吗？更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正在蔓延，以致某些地区的饮用水质量都成了问题。北京的沙尘暴依旧肆虐；我们科技奥运了吗？我们不仅没有显著的进步，相反科技界的腐败造假已经严重到让国际科技界吃惊的地步，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中國的科技人员用打磨的芯片冒充自己设计的芯片，中國科技界的颜面丢尽！而这种严重造假的行为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陕西造假高手周老虎至今没有得到权力部门的澄清，相反，着力于打假的民间力量却屡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人文奥运了吗？这第三条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在倒退，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不仅没有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肆意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官商勾结下的山西黑砖窑，黑煤窑令多少被蒙骗拐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深陷无底黑暗的深渊。多少”城管”人员还在继续为非作歹侵害百姓。互联网控制有增无减，我跟学术界朋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受到了干扰和控制，要想在互联网上查阅一些学术资料都常常无法正常实现。现在连百姓自己安装的卫星节目接收装置都要强行拆除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奥运精神吗？

消除是很难的，保护比较容易。 拨打 02539 4041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