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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人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为什么中国人变成这样？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还没生根发叶，就「根株浮沧海」了。当时优秀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变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岂可得乎？

作为一位普通的广东居民——一个网民，一名公民，我怎么响应汪洋的号召呢？我就从自己做起，率先解放我自己的思想吧。一直以来，一些思想不解放的官员让我们认为，公民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力，更没有参政的途径，独立思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甚至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也经常被无理地删除……要知道，如果不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心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谁会有时间无聊地到互联网上去议论国事，讨论思想解放呢？   不如，就让我们先从互联网开始解放我们的思想，请不要删除我们讨论思想解放的帖子吧！

　“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讲话中，特别详细解读如何突破结构性矛盾\确立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调整主攻方向。“广东为什么走在前面，因为我们看得早、想得早、干得早、开放得早。但你不创造条件，不优化环境，别人创造条件，优化环境，把总部经济都挖走了。”朱小丹此时说到了“网易将离开广东”的传言。他接着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集聚高层次人才都没以前好了。创业者要考虑他在这能不能大展身手，能不能实现抱负，能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网易如果真的离开了广东，我相信会产生一种联动反应。所以要解放思想！要改革！”

当思想解放需要讨论，需要通过少数觉醒人士和媒体，甚至需要官员来大喊特喊的时候，这说明思想禁锢到了何种沉疴难起的地步。这说明，几十年来，我们的思想被骟得太厉害，有很多人已经不敢真正有自由的思想了，或者说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了，要么根本就不会思想了。

人们不仅需要在行为上小心翼翼，而且在脑海中也不要信马由缰。

打击一个思想者，等于取消了一千个人的独立思想，这个比例甚至还要大得多。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赤裸身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对裸体艺术的限制，本质上是对思想自由的限制。未来还会有赤裸身体艺术和赤裸身体事件发生，希望在思想解放喊了三十年的今天，裸体艺术不会再陷入低层次的争端中。

在一个被加上特殊标签的“80后”里，韩寒已属独善其身的行列，超越了诸多同龄人的懦弱、势利、呆滞与虚伪，连《观察》这种“环视全球”级别的异见媒体也转载其博客作品《辱华》、《急死你世界记录》，由此可见其内在潜力。

”近年崛起的中国民间学者、网络人物，譬如韩立勇，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韩寒：“在观念解放上，他很有贡献，他的声音不但可以刺激很多受众，同时也昭示给我。他们比上代人有更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社会条件给人的成长提供了各种可能。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魑魅在他们身上存留的不多，他们很容易在以后的成长中从观念层面解放自己，成为个体。”

当代中国教育，已遭党文化渗透入骨，乃是党制教育、奴化教育的实质。近年来的教师工资遭拖欠、乱收费、学费杀人、教育高成本、学术腐败、学生群体事件、校园黑社会问题、卢雪松事件，以及秘密警察介入学生议政参政等，这一系列的敏感问题，都直接证实了权力束缚、限制、惩治、挖空、愚化教育的问题。

汪洋书记前脚一走，你后脚就极尽歪曲侮辱之能事，口吐脏言，故意曲解、诋毁、侮辱汪洋书记曾经主政过的重庆市的形象，否认汪洋书记曾经辛勤工作过的那片热土，和那里勤劳、智慧、勇敢、耿直、善良的3000多万重庆市民。

你的破笔和脏口在玷污重庆市形象的同时，也影响了广东媒体的声誉，你的臭味和丑态，也败坏了你所藏的城市的形象，也违反了解放思想的大格局，是你这样昧着良心解放思想的？！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實際上，這位76歲老人的思想，比不少年輕官員都要開明。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說，「香港電視當年幫助我們接受先進事物，也是推動思想解放。」

　　对科幻人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也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高峰。从叶永烈发表十年动乱后第一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开始，科幻创作可谓风起云涌。直到今天，中国科幻代表作和经典之作，无论是一般人耳熟能详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科幻文学界普遍认可的《飞向人马座》，几乎都是那几年集中诞生的。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若水曾在《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提到，运动的导火索是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全社会思想解放，对于“人”的认识和讨论风行一时。1980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轰动一时，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影响很大。

　　在这场运动中，科幻在行政上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已经试刊成功的《中国科幻小说报》，申请刊号的报告再也没有下文。最严重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发表一篇科幻小说。

国庆（黄） National Day (yellow) 国庆（红）National Day (red) 国徽 national emblem 国旗 national flag 军旗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lag 长城 Great Wal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Long liv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万岁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人民万岁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ople 听党指挥 To obey the command of the Party 服务人民 Serve the people 英勇善战 Heroic 忠诚于党 Loyal to the party 热爱人民 Love people 报效国家 Serve the country 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 和平鸽 长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万岁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 社会主义好 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 世纪跨越 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 1949 2009 祖国万岁 麦浪 社会主义好 科教兴国 牡丹花 奥运和残奥会标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维护世界和平 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繁荣昌盛 江山多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时刻准备着 明天会更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