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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提及77宪章三点，到目前为止，对08宪章做三点观察：1，晓波的文本太陈旧，有一些策略性失误：1）未能结合时局强调民众所苦，然后作发挥，那样动员效果会更好；2）未能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之国际法上深入，如果只在这一点上深入，也会避免授人以柄。从这一策略问题上看，晓波的话语资源与20年前比，未掌握更多，很遗憾。当然，讲权利已经比单纯讲民主进步很多。2，晓波被捕凸显当局威权态势膨胀，不容任何直接挑战者，整个威权体制在加强，这是未来社运应该加强研究的方面。不能有任何天真幻想，以为民主会从威权体制内部生发。王小波所描绘的2010黑铁时代并不遥远。3，从后续声援签名来看，一个并不成熟的抗争能否转为一次 宪章运动，关键仍在于后来者如何重新解释文本，赋予其新含义，以一个新知识分子/运动群体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才有巩固过去10年维权斗争、推动未来抗争政治的意义。换句话说，晓波进去了，看你们的了。

中国的父母总是用孩子的缺点和不足去激励他们。政府赖以统治的手段是控制、羞耻心，以及政府自身的无所不在

所以，中国人不害怕被惩戒（因为你可以拧弯规则或者通过贿赂而逃避赎罪），而害怕被曝光（这将使你在道德社会中无法安身）。也因此，它为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的方便，比如以道德问题、作风问题毁掉一个人的信誉，并建立严密的监视系统而获知这些不利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一定马上使用，但却有效地利用了这种耻感而让你服从和屈服。

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我爸坚持认为新疆人都是小偷，上海人自大瞧不起外地人，北京人牛逼，美国是霸权主义所以就该出个萨达姆给美国找点不痛快，8平方运动是一群孩子被坏人煽动，法X功活该……非常坚定非常不移，我小心翼翼旁敲侧击提出一点儿质疑就被训成一只袜子。= =||||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 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 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连这么常规的执法都可能轻易的演变成对抗性很强的社会冲突，怎么可能搞出真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所以，警察日常执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依赖于“黑箱操作”，比如先抓起来，在警察局里审讯你，不许你叫律师，也不给律师如美国那么大那么强的法律权利。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完成执法任务。这是威权搞警察国家不得不面临的悖论。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虽然还保留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经更像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众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但是这两本书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1984年》里的极权社会主要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控制和严厉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是建立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娱乐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认为，从1989年之后，中共认真吸取了东欧共产国家垮台的教训，得出结论，要确保政权稳固，就必须发展更有活力的经济，给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娱乐。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时表现得很灵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灵活性也是来自六四。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到暴力的转变。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我们先看看当时中国政治有些什么特点。概括地说，大约有九个方面：1、一党专政，多党共存；2、党国同构，以党代政；3、权力集中于中央和最高统治者个人；4、领导职务实行终身制；5、权力的转让以领导人指定的方式进行；6、政治权力不受宪法的约束和制衡；7、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暴力式的革命；8、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所有方面。9、依靠政治动员的方式实现高度的社会参与。我们姑且把这种制度用新的词汇概括出来，我用了“家长式的威权体制”。 ( http://www.tecn.cn )

在讲民主党派时，大家可能还知道另一种情况，就是无党派人士。实际上，中国不但有这几个党派，还有一个不是党派的党派，叫无党派人士。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我原来也这么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无党派人士是有“党性”的，他必须要通过统战部认可。去年我去贝克利做演讲时，开玩笑说自己是“无党派非人士”就是这个意思。 ( http://www.tecn.cn

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集体缺席。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的情况。

 可见，要解决目前“改革与法治”等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改革”和“合法”的解释权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主导司法的国家里，没有政治的解决方案，司法的自我效正和修恢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当然，这个政治解决的方案起码具有两个方向性的选择。其一，就是进一步把解释权向执政者集中，寄希望于象邓小平一样的开明而有权威的政治家，敢于冲突一切阻力，用类似“黑猫和白猫”这样简单的规则来领导当下的中国“杀出一条血路”；其二，则是实现解释权的转移，让民众“对什么是改革“拥有解释权。这就要求按民主和宪政的框架来约束权力，让民众有权力和能力参与社会发展，并最终决定社会制度改变的方向和路径。简单来说，要使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进一步推进，在政治上就有“新威权主义”和“民主宪政”两个方向性的选择。

靠封杀，可以拒绝一切不同的声音，8r8c就是中国的爱国者法案。民粹爱国主义这种骨子里保守、健忘、反智的东西可以抛弃一切公共辩论、伦理拷问和历史反省，用爱国封杀一切，河蟹一切。这是这个威权赖以无耻的继续生存下去的社会心理基础。

只要权力的集中程度与责任的集中程度相一致，这种体制并非没有道理。

问题是：中国承担得了放弃威权体制、使政府因民主而失去高效能甚至陷入半瘫痪的后果吗？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中国的维持就是以集体牺牲一大部分人的某些人权或者随时保持能牺牲一大部分人权利来换取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 这就象中国不能成立任何组织一样，即使不涉及政治，一样不允许。美国就可以成立个什么自由软件协会，某某linux协会，定期招开大会，某些可以集体对某些事做反应威权，中国就不行。这样的组织越多，ccp的权利就会受到制约 如果都来维权，中国迟早自动崩溃，这是中国无法避免的。国家都崩溃了，人权也就没了。那比现在还不如。维权就要涉及到归属，这是社会主义的死穴。社会主义的理念太先进，是架空的，如果涉及到现实问题就无法开展下去，维权最后就会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和存在性问题了。谁能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