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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我做胡佳的思想工作，让他早日回归社会，我何尝不想他早日回家。但是我没有任何积极的机会，我连和胡佳写信谈谈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信件都要没收，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只剩下半条命在折腾，为了孩子努力活着。如果你们要我的臭皮囊而不要我的独立的精神和意志，那我要这副臭皮囊干什么呢！如果我的精神和意志消失了对你们来说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对我来说我的臭皮囊消失了才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法。可是只有神才有权利这么做。我们没有权利放弃自己的生命。世间的诸种罪恶，除了一个生命剥夺自己或另一个生命的生存权利，还包括一个生命奴役另一个生命的精神和肉体。

紀錄片教堂的文化批判很刺耳，評論者期待用尖刺戮穿「感動論述」的表皮，觸及 921 歷史的瘀血。正如《生命》不是一部與我們生命無關的紀實電影，批判也不僅僅是一種刻板印象。正因為有網路，我們得以如此迅速地互相援引、相濡以沫，我們也因為這些批判而得以凝視我們自身，延伸在感動論述之外的行動。否則今日的紀錄片熱潮不就是重演昔日的救援災難？善意與關注接續不絕、絡繹於塗，堆積在殘骸之上宛如鮮美的綠草果醬，塗抹九份二山封存了內部真相的現身契機。

在苦勞網的建檔評論裡面，在網路評論者的 blog 與回應中，這些對話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回到那集體的創傷體驗之中，再一次的反思與面對自己。正如同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應該要有一種讓《生命》的影像能夠成為世界公民的公共財的授權形式，讓集體的生命體驗回到眾人自身。檔案共享不應該只是拿來傳遞消費取向的文化商品，也應該讓對生命的凝視、深刻的批判有機會可以讓更多人傳遞，就如同這篇文章所選擇的 creative commons（創意共用公共財）授權模式一樣：創傷作為一種文件，應該要能夠被今日的技術環境與網路環境如實地保存下來，能夠讓人們以各種可能去尋找那點亮現在潛能的片刻。

"巴斯夏容易与《独立宣言》的缔约者是同路人。这些缔约者对自由的观点，对政府要扮演恰当角色的观点，被表述成这些不朽的语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人人受造平等, 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巴斯夏以同样的观点呼应，他说：'生命、工具、生产，换句话说，个体性、自由、财产－－这才是人的定义。不管那些政治领袖如何奸诈狡猾，上帝赐予的这三件礼物早于任何人类法例，并且高于一切！'巴斯夏同我们的先驱一样对政府作了同样的解释，他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不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法律才存在。恰恰相反，事实是先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才使人类制定法律去保护这些权利。' 对大自然或上帝赐予权利的陈述，没有比《独立宣言》和《法律》讲得更好的。"

虽然五四运动的青年脱下了长衫，放弃了书院里的之乎者也，但实质上，内在的那种"宁作家奴，不作亡国奴"的保守的心态，那种根深蒂固的部落主义的思维方式，却在隐隐作祟，他们誓要冲破传统的枷锁，可是在发泄怨恨和不满时，却陷入了一种类似"义和拳"的复仇冲动。

宪政民主所要保障的老百姓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化到我们生活和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是老百姓和年轻学生的利益问题，是发生灾难时民间是否有权利自发救援生命、争分夺秒抢救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政府权力的民主监督和问责机制，政府就只会征税、只顾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也会用这些经济实力压缩民间的活动空间，而不会用这些钱去事前预防地震、雪灾、水灾，不一定去投入资源组建、培训职业救援队。希望汶川地震中上万个学生的生命能够给整个社会足够的警醒，人人应该反思，为了今天和未来学生的生命安全，民主宪政是不能再回避了。

我血肉相连的同胞们啊，你们可知，逝去者需要宁静，苟活者需要敬畏？我曾言，勿轻言天谴，也别说天佑，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敬畏。广场上群情激奋的人们啊，你们高喊化悲伤为动力，但你们可曾想到，在大难中知敬畏？敬畏自然，别再截大川而裂高山；敬畏不知名的上苍，如我们的古人所信奉，“举头三尺有神明”；敬畏脆弱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天地化育，父母恩典。

这一刻，需要教堂，可我们只有广场！ 这一刻，需要音乐，可我们只有口号！ 这一刻，需要宁静，却聒噪喧嚣， 这一刻，需要沉思，却群情激昂？   我苦难深重的族人们啊， 假若你真的相信有天堂， 能否只是静静地伫立凝望， 让那些先走的人一路走好！

这篇演讲终于让我对于没有去广州参加网志年会后悔了。 我在西藏的时候，zola曾经打电话来问候，并问我是否去广州参加网站年会，我说应该不会去了。我出门太久了，要回公司干活了。这当然是正当理由。其实潜台词是，不管是博客还是网志，如果又变的被和XX，王XX什么的变成了主流，那和CCAV，人民X报还有个什么鸟区别。如果去中心化去出来了新的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如果成天就写点能逗人乐乐的尖酸文章，没点实际作用，如果大部分人们都放弃思考的权利，变成某些无聊人的粉丝，那么就让网志也和CCAV一起见鬼去好了。

其实说起来杨佳，我对他最佩服的地方就是凡事要一个说法。对他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就这么交换了几条贱命。这些为体质庸庸碌碌到死的家伙的命哪比的上凡事要一个说法的杨佳生命宝贵？老有人在这件事上说，难道被他杀的那些人生命就不宝贵嘛？要我说，当然不宝贵，一群行尸走肉，怎么比的上一个说真话的小伙子？

我嘱咐C每天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感受和心理变化。这原本是基于个人的关注，没想到後来却演变成公共事件。 截稿期将近，像许多杂志一样，我们临时决定换掉原有内容，改做地震专题，这时我收到了C的日记。和普通的“客观”报导不同，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大规模死亡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恐惧，绝望……这种心理真实触动了所有在後方、不能去灾区的编辑。它使人身临其境，它是一个记者“在现场”的证明。它区别于将情绪隐藏起来的“客观报导”，和对于救援力量的歌颂，简而言之，它包含的不是单一的情感。 这篇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有喜欢的，也有许多谩骂之词，这些已在意料之中，我也不以为意。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人反对的理由。这篇文章或许还称不上优秀的报导，但是和市面上大部分报导相比，C的描写更像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是在这时候，似乎选择站队是更重要的，似乎迅速的选择悲悯和救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复杂的情绪、真实的感受变成了一种罪过。而我怀疑的是，未经思考的悲悯和壮烈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好：有两种灾难报导，一种让我们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另一种让我们看到个体生命的脆弱。面对灾难，有些人需要通过认同国家机器分享强大的感觉，以此摆脱个体生命的脆弱感；也有一些人需要回到个体生命的维度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分担他人的风险。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种报导显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你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报导，就看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在场的《光明日报》驻日内瓦记者刘军当场做出反击：“我要给这位无知提问者上一堂‘地理和道德课’。中国的面积比欧洲还大，而且地震灾区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偏远山区。地震造成的破坏巨大，加之气候条件恶劣，即便是中国救援人员都很难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中心地带。怎么能在交通通讯资源已经非常匮乏的情况下，置危在旦夕的生命于不顾，而让不了解当地环境和语言的外国记者首先进入? 西方媒体不是一向标榜‘最珍惜生命’的吗，怎么能以所谓的‘新闻自由’来干扰我们抢救生命的努力?”

我先举个例子我为什么不介意批评的那些文章。例如我主张民主，很多朋友来批评我，甚至攻击我，我觉得非常正常，如果没有人批评和攻击就不正常了。如果我在美国和澳洲宣传民主，连小学生也会觉得我有病，没有人会攻击我的。因为他们都生活其中，认为那些道理不言自明。在中国受到批评，才说明文章有价值，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这样的要求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指责政府？按说，我从来就是对政府抱批评态度，人家说我指责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我这次感觉就不轻松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不是在传播什么理念，而是在对政府救灾，救人命上出谋划策。我心里想，如果不这样，灾民的命就会损失更多。

对于政府的决定，我们很多朋友有一个偏见，那就是政府说了，就是最好的，否则，政府那么多资源，那么多智囊，会比你判断差吗？于是，政府昨天不同意外援，或者还没有决定，有些人就指责那些提议要求外援的网民是抱怨，是破坏救援工作。可今天政府却同意了，那些指责人家的就不说话，然后就又开始指责那些认为请求外援不够快的网民，真是奇怪。

有些人肆意批判普世价值；那是愚蠢，是知识不足的愚蠢！刚才说的体现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三个人权文件，中国政府是签了字的。如果官员发表批判普世价值的言论，对中国形象的伤害太大了。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怎样适应这个世界潮流，为中国人谋取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谋取最大利益，不是说耀武扬威高喊什么爱国主义，不是靠人多势众，而是看你愿不愿不断改革落后的制度，你能不能促进生产力最好发展，你能不能令公民的权利得到最好保障。

许多中国人的性格非常特别，一方面，他们是逆来顺受的顺民，另一方面，他们又随时可能成为不同范围内的独裁者。而在上述对动物生命的独裁背后，或许藏着更深的阴暗——对人类生命的蔑视。

       毛-泽-东文胆、后来上吊自杀的田家英曾说：主公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田家英自命风骨，他叫毛-泽-东“主公”，多半是把自己定位于张良、郭嘉、荀彧式独立士人身份。他以宠始以义分以死终的命运，和荀彧、陈布雷有类似之处。

俗话说“按下葫芦起了瓢”，最合对毛-泽-东的帝王术的评价。毛-泽-东自诩看过十七遍《资治通鉴》，可瞧一瞧看一看《资治通鉴》包括二十五史，有他这样的帝王术吗？

不管怎样，毛-泽-东终于在恐惧、狼狈、疲惫、孤独中走完一生，他那沾沾自喜人人臣服的帝王术，从大义看，害人害己害国家；从技术看，按下葫芦起了瓢，倒下一个起一批；从帮他考量结果看，更是虎头蛇尾，众叛亲离，草草收场，压根没起到芟除荆棘棒的作用，那一群没死的元功宿将，可谓都是九条命，心理上已经和他恩断义绝，抱成一团，貌合神离，虚与委蛇。他生命最后的日子，元功宿将已经开始密谋针对江青集团的后事，而且敢当面逼他认错。张玉凤的回忆未知属实否，但毛-泽-东再也找不到托孤大臣，已经是可以肯定了。别说托孤，他身后不旋踵，“太后”下狱，再后来“后主”废黜，哪里是他能预料和控制得了的。他所惺惺相惜者汉高明祖，最后的岁月，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而他日日嘟嚷《枯树赋》，顾影自怜，“打着把破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句错误的翻译，却是他生命终结前最好的比喻：孤家寡人。

我一个人走走，走出老远，爸爸从后面追上来，非要让我把他的伞打上，被我不耐烦地拒绝了，看着老人顺从地转身走开，自己已经没有了一个人转商场的心情，想到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的南京路，想到了曾经陪自己转的那位朋友。人生真得很短，生活中的很多回忆都变得那么美好而伤感。

在沉闷的车厢里，突然有种怪异的想法，感觉地铁里不过是充斥着一具具阴森冷漠的尸体，大家只是没有热量地挤在一起。一群一群的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在疲于奔命的人群中，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无足轻重啊。

我曾亲历过唐山大地震,我现在发现汶川的救人方式有点问题,如果采用我的建议会有更多的人挽回生命:从废墟中救出的人有些好像已经死亡,但其实是长时间埋在地下造成的 窒息.如果抬出来后先不用布盖住,让其置于室外并洒些水淋一淋有可能会复活.唐山大地震时我的哥哥被挖出来后就已经没有一点气了,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放在地上,但由 于震后下了雨,被雨水淋过以后,过了十多分钟,我哥哥奇迹般地的有了呼吸.这几天我一直在打红十字会的电话想把这个建议转达灾区救援队,但一直占线,请相信我,我是唐山人 ,是亲历者.请四川的同胞想办法能把我的建议转达最好.唐山幸存者致上请帮忙转帖啊，也许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近期的缅甸之灾，死亡人数比四川地震高出一倍。在下同样无动于衷，更显冷血动物一个。而据我所知，中国的各个教会以及基督徒也是如此。我看到了香港、澳门以及国际上许多机构和教会以及个人对缅甸的帮助或救助的呼吁，但我没有听说哪个教会或基督徒企业家们有向缅甸捐钱捐物或派人去救援的。我自己在听到了这个新闻后，思考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分钟，然后就继续我忙碌的营生去了！ 直到四川地震，国人才猛醒，爱心才复苏。然而，难道美国人的生命不是生命，难道缅甸人的死亡不是死亡？难道我们狭隘的心只能容得下我们自己的同胞，难得我们有限的爱心只能爱我们自己的国人？

最让我们气愤的是，没有任何有资质的人员确认这些伤者是否还有生命体征，30分钟足够把一个活人从人间带入地狱！我们就眼睁地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如此重创下，仍旧要等待我们执法部门所谓的程序，才能获得援救吗？   希望我们的邻居能够幸运地躲过此劫！

Freud(浮来得).Dalai Lama(达赖喇嘛)  都是与众不同的伟人 就是人类的heroes  从这些一个的 一个的 特出创始人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思路才能真的让这尘世有个美丽前途  相应成趣 就请那规律出去 所以当你在下次看到有人刺tatoo  或你有朋友觉得重金属的音乐真的才cool  不管他台湾人 诸葛四郎 或者他肥胖 他还是跟你一样 一样  同样的爱心彼此 彼此 你要释放 礼让 忍让 绝不希望  我只会盼望你有火热的心 什么都摆的平 去创造新的生命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一旦政治被感知为仅仅关乎权势、算计和利益之争，而无关进步理想，社会系统工程中那些所谓梦想的东西，随着中国数十年极权统治之乌托邦实验的失败，被大多数人抛弃了。此种关于政治的狭隘理解，也影响到日常生活领域，那些可以开展文化斗争的契机和可能性，或消耗殆尽。在我看到国内有关美国大选的评论中，论者往往重选举策略而不重选举议题：堕胎、同志权益、环境保护、枪械控制、互联网管理此类日常生活的议题，由于看起来不够“政治”，缺乏深入分析，甚至进不了评论者法眼：“这些东西，离中国太遥远了”、“谈论这些，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由于美国强势的经济和文化实力，我们确实需要反抗其文化霸权，然而我们同样应该反省，这种反抗，有没有可能被另一种霸权所操弄利用。我希望在此提出的要点是，媒体对美国大选的评论，哪些议题可见，哪些议题不可见，作为读者应有所警惕。）

我要说，媒体和网络评论回避或有意忽略了某些实质性的社会议题，这就是我们谈论美国大选和“西方民主”时遭遇的中国语境。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关乎生命的议题缺乏敏感，或者，遇到某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评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是直指问题核心，（这一点正如我们时常在学生那里遇到的反应，这个论文题目，敏感不敏感，能不能碰，而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我要解决它），有必要提问，我们理解美国民主，形成此种感受力的社会氛围是什么，背后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可能存在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