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从思想方法上说，凡此种种都显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进史，包括其不断演变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偶发的和多元的进路，还是仅仅为某种恒准单一之理念的前定展开？从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从创世纪之初，就已然先行确立的普适恒常的文明理式，还是经过长期历史斗争和利益博弈才产生出来的解决方案？进而，考虑到不断分工、科层和分化的人类现状，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贵成本，这种教育究竟是普适于整个社会还是专属于绅士阶层？最后，尽管这种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相当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还有没有被哪怕是扬弃式发展的余地？……

在我看来，与其从西方的图书中引进迂远的“大学之道”，倒不如从中引进切近的“大学之忧”。首先要谈的是克拉克·克尔的《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加州大学前校长的这本书，数十年中不断地翻印，至2003年已是第五版，在美国的大学史中既可以算作名声最坏的箭靶，又可以算作最绕不过去的路碑。

此书的历史描述中，分别以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阶段，来对应其存在状态的三种模式——也即早先的英国模式、此后的德国模式，和晚近的美国模式；或者干脆不妨说，是近代的纽曼模式、现代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的克尔模式。

这里至少可以借助实际执掌过大学的香港学者金耀基的大段综述，来大体把握这种multiversity的基本特征：     当代的美国大学，如克尔所指出，早已越出了德、英的模式，而发展出自我的性格。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 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大学内部则学生可以多达五六万，甚至十万以上；学术之专化更是惊人，如整个加州大学课程之多竟达一万门之数，不但隔行如隔山，即使同行的人也是无法作有意义的交流。而教授之用心着力所在多系研究，教学则越来越被忽视。教授的忠诚对象已不是大学，毋宁是支持他研究的福特基金会、西屋公司或华盛顿。一个教授所关心的不是他隔壁他行的同事的评价，而是其他大学乃至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同行的评价。大学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它的成员已不限于传统的教师、行政人员和学生，还包括许多“非教师”的教学人员（如研究教授），它的组织已不止限于学院（faculty）、书院（college），还包括无数的研究中心、出版社、交换计划中心……它的活动已不止限于研究、教学，还包括对外的咨询，与国外的合作（加州大学的研究计划涉及五十几个国家）等等。总之，在数量、组织、成员、活动各方面，今日美国的大学与以前的大学已大大不同。这种大学的理念及性格与纽曼的构想固然相去十万八千里，与弗莱克斯纳、雅斯贝尔斯的构想也迥然有别。克尔认为纽曼心目中的大学只是一“乡村”，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大学也只是一“市镇”，而当代的大学则是一五光十色的“城市”了。（金耀基：《大学之理念》）

那么，事态为什么发展得如此无奈？大学的船队何以会在所有船员都为之惊呼的情况下，仍然驶往那个由克尔率先发现的、可人人都并不想去的方向？其根本的原因，当然还在汹涌于船下的现代化激流。肇始于西方、波及于全球的现代性生活方式，正未有穷期地增强着全世界的社会整合。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通识教育的茫然吁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至少也还不无部分的平衡作用，然而说穿了，如果对这种英国绅士派头的热衷，只不过是出于某种盲人瞎马的激情，或者说得具体点儿，只不过是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上的压力，或者创建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动力，那么，这就是在做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就是在南辕北辙地白费劲儿！

一流是通用的等级标准。由各种不同的内容所做的各种分类，如学生类型、班级的大小、资金情况、馆藏量等，都可放到一起，用一流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入学分数（越高越好）、学习过程中每学年的平均分数（越高越好）、非本州学生的数量（多为好）、标准时间期限内毕业率（达到正常标准是好事）。班级的大小和质量是以师生比（应该低）和终身制教师与兼职或研究生助教（应该高）的比例为标准。对教师队伍的评价是看具有博士学位的数量、获奖者的数量、获得联邦奖金的数量和次数，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价值的标志。“资金”类评价是以大学财政是否健康为标准，如用于日常费用、学生服务和奖学金支出的预算的比例是否合理。馆藏量是以学生人均占有图书量、大学财政预算里图书馆所占的百分比以及图书馆预算中用于购买新书的比例为标准。最后一项是声望，它把本校校友进入高级大学官员调查表的数量和在加拿大各大型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数量结合起来作为衡量标准。一流的最终标准是把各个数字的比例结合起来：学生占20％，班级的大小占18％，教师占20％，资金占10％，图书馆占12％，声望占20％。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同样，如果大学在排行榜的压力下，一门心思去攀爬朝向“一流”的阶梯，这个空洞的标准也会逐渐抽空大学的内涵，直至世间压根儿就不再有大学这回事！

基于一连串的追问，雷丁斯深怀激愤地写道，如果大学在市场的压力下，完全屈从于这种来自“一流”标准的量化，那它就跟寻常企业再没什么两样了，而它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求学者，而只是光临“学店”的现代顾客。

在这个世界上，既存在着专属于校长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施展抱负的舞台，或者无非是个官位的基座；也存在着专属于教授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追求理念的阶梯，或者仅仅是个颐养天年的饭碗；更存在着专属于学生们的大学形象，那很可能表现为精神的炼狱，或者仅仅是个混得学位的乐园；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落榜考生的大学形象，乃至落榜考生家长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回忆者的大学形象，乃至历史学家的大学形象；甚至，还存在着专属于西方的大学形象，乃至各个非西方文明的大学形象……

在奥巴马任职之后不久，一位应聘新政府里面数个新职务的朋友承认，他渴望去能源部。“它就像是60年代的NASA，”他告诉我。“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想去那里。”奥巴马选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朱棣文做能源部长更加增加了其诱惑力。在奥巴马时代早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一页的美好梦想往往都是用避免全球性灾难的方式来重塑美国经济——并且外延至世界经济。

放远一点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硅晶片技术、薄膜技术都在追逐那个具有1万亿美元市场价值的太阳能市场。进行商用规划设计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更远一点看，我们依然有地热、生物燃料等可以选择，它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取代石油。Solazyme是一家旧金山南部的公司，他们那里的工程师就利用海藻产生生物燃料。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桶55加仑的由海藻产生的燃料，然后邀请我取一管海藻，它在那之前已经被用来生产过美味的食用油了。

美国消耗的稍稍超过一半的能源被用在建筑物上面了：12%用于建造，而39%用于制热、制冷以及照明了。“降低能源需求最容易、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建筑物为目标，”Marc Porat告诉我。他是位于建筑环境部门的串行企业家。Porat的Serious Materials可以用来制作高效率的窗户以及低能量需求的干板墙；宽宝水泥用粉煤灰来制作低碳含量的砖和水泥；Zeta社区建造的房屋碳质残留物是最低的。

它们看起来可能平淡无奇，但是商业照明的改进，可编程的恒温器、电视以及冰箱的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以及花费。汽车燃油效率适度的改进节省的原油多达我们一年从波斯湾进口的总量。

总有一天这些技术会汇合在一起的。Buck Rogers给我们描绘了这么一种电力生态系统的未来：它建立在一个聪明的电网基础之上，家庭电力在时髦的电力传输装置以及节能型建筑中缓缓流动，这些建筑都配备了智能型的家用电器，他们会在一天里面电价最便宜的时候来清洗盘子或者是甩干衣服（在未来，电价会上下浮动来反映供求），因此来进一步降低你那本来已经很低的、清洁的能源账单。停电以及价格高峰，就像是Dick Cheney和Enron都将成为遥远的历史，而吉米·卡特将会被称为超过他的时代的人。

硅谷那无边无际的乐观主义不禁让人们想起因特网刚刚起步的早期。“想一下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然后想象一下，5万或者更多那样子的人一起工作努力创新，”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法律公司的合作者、清洁技术专家Mike Danaher告诉我说。“就像他们在90年代攻坚电信技术一样，他们在尝试着清洁能源的方方面面，努力去改变它。”

对清洁能源的热潮横扫整个硅谷，它已经改变了当地的风俗。铺张浪费已经被刻意节约所取代。身份的象征已经不是巨大的游艇以及那大而不规则的建筑物，而是那些设计的追求节约能源到底的家居设计。它不仅仅可以产生满足自己应用的电力，还可以无偿提供给电网一部分来使用。一位顶级风险资本家向我展示了他在Portola Valley的家，他就开始了这么一项工程。在选择回收的石料以及堆粪厕所之后，他彻底地向环境主意热潮屈服并且在这条路上一路前行。它和当地一家苗圃合作来种植“原生态嬉戏草坪”所需的植物群，并且带来一批野生生物学家。他们配备了运动敏感性的夜视摄像机，用于诱使那些难以捕捉的沿河乌龟以及暗足林鼠（dusky-footed wood rat）原本在此回到其自然栖息地。他们还在制作一部关于这个的纪录片。

这种兴奋之情延伸到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强调。它让硅谷的领导力量们认识到，这位总统是了解情况的。“加州是新的德州，”Danaher狂喜地说道。“在白宫终于有一种认识倾向了：技术革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可以改变事情。”

90年代以及2000年后的因特网和社交网络蓬勃发展是独立发展的而清洁技术则牵涉到了能源政策。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对事态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发言能力。

当阿拉伯石油禁运引起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之后，两个主要的障碍阻碍了国内清洁能源工业的发展。第一个就是电力公司控制了输电线而且不希望产生竞争。第二个就是发展和应用新技术的令人咂舌的开支。卡特总统在1978年用一项他称作是“道义战争”的计划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迫使公用事业公司接受来自像风能或者太阳能公司的电力；而且他第一次使可再生能源补贴以投资税收抵免的方式成为可能。两年后，国会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提高了补贴额度。

在整个加州，风能都变成了流行的避税措施。

太阳能也从这一优惠政策获益。从1980年开始，它还获得了加州的物业税豁免，用以支付数英亩的太阳能镜子的花费。受到这些激励方案以及涌现出的“石油峰值”理论的刺激，像壳牌、埃克森石油公司以及阿莫科公司成为在太阳能技术上最大的投资者。

这些在1985年戛然而止。罗纳尔多·里根——当时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削减其前任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把投资税务抵免取消掉了。很明显，里根看不起风能。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指示国税局取消这项优惠了。当他在1986年把《税收改革法案》发送给国会的时候，他把加州的风能发电机单独列出来作为需要改革的证据。此时石油价格滑落，这个行业很快就崩溃了。

到1991年，Luz旗下已经有了九个发电厂，而且已经开始了组建第十个。而此时加州的物业税豁免到了重新续订的时候了。这一补贴是这个公司无法离开的。当时，Luz的354兆瓦声场能力占了全世界太阳能90%。他基本上就是无与匹敌的。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一太阳能物业税豁免似乎就只对一家公司有利的。“这绝对是疯了，”Goldman说。当共和党州长否决了继续实行这一豁免时，这家公司破产了。它的九家发电厂依然在运转，现在属于Florida Power & Light。Goldman现在是BrightSource的一名主管。

对于那些越来越小却依然奋战的公司来说，困境并没有减轻——不仅有来自右派的，还有来自左派的。比如，Kenetech Windpower就一直和被行业内称作“鸟类杀手”的名字纠缠不清。

对那些同情风力发电厂的人来说，这一项目的可行性是被关注的焦点：残害金鹰违反了美国《候鸟协定法案》。Kenetech最初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协商，希望得到“杀戮限额”，后来实行了更为永久的解决方法：破产。

当税务减免消失的时候，风能和太阳能没有消失。他们走向了海外。丹麦（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政府支持，并且在风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以及西班牙的成功是通过要求电力公司付给那些向电网输送电力的人以高于市场税率的“输入关税”来实现的。日本同样也建立了活力四射的太阳能市场。

尽管美国的生产基地被破坏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风能最大的市场。1992年，国会开始重建这一产业——这次是以生产能力而不是投资来支付税收抵免的。这一市场又兴起了，当税务抵免过期的时候，它再一次崩溃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这一兴起-衰落的循环还重复了三次，而且非常接近第四次了。上个秋天里面，在经历了18次要延长生产税收抵免的努力之后，国会在其休会之前的一件最终法案文件中允许了一年的延期。

从图上看，美国清洁能源的生产的历史就像是锯齿，随着补贴的来去而起落。日本、德国、西班牙以及丹麦则呈现平滑的上升曲线，这也是政府政策一致性的反应。

尽管有这些问题，新的技术依旧不断涌现，而且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他们的耐心要比国会那多变的注意力大的多。因特网繁荣带来的兴奋、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机遇使得风险资本家把赌注押在了清洁能源上面。越来越多的州开始要求电力的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就代表了一个日渐增大的市场。虽然这件事在老布什的功绩里面微不足道，但他在担任德州州长时被该州商人们所鼓舞，于1999年签署了被奉为典型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德克萨斯轻易地成功了，现在他们生产的风能比丹麦还要多。 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多点下注，希望能有几个可以成功。它创造了今日的清洁能源。但是风险资本家却没有办法复制因特网的巨额增长，他们还不足以与价值5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市场竞争。Google只需要2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就做到了今天的地位。而一个大型的风能或者太阳能设施可能需要5亿美元来开始。“当你谈到能源基础设施的时候，你谈论的是数千吨的钢铁、玻璃以及巨大的涡轮机，”Ausra的建立者之一Peter Le Lièvre说。“硅谷的所有投资者加在一起也没办法给一个项目投资5亿美元。”

税务抵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利用这一政策就必须欠税。而大多数刚刚起步、还在为了盈利而奋斗的公司则没有这么个优势。所以当一个公司想要建造一个风能或者太阳能发电设施时，它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是合格的，却怎么也无法实现这一“税务平等”。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和那些这么做到的人合作，和那些可以支付5亿美元的投资的人合作，并且产生的利润足以带来一个丰厚的税务单。在见证了20年的破产衰亡史之后，传统的美国银行压根就没有这个兴趣。欧洲的银行态度积极，投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不满足美国的税务抵免条件。刚愎自用的政府刺激方案要求有一个大的资产负债表，巨额利润以及没有风险。去华尔街吧。

投资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杜撰了“成员倒装结构”、“倒转过关契约”这么复杂的名字，用以作为税务平等媒介来利用税务优惠。这些交易即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协议，它们用以换取往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些交易可以适用于主要是其他投资所得的利润（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对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税务平等是生死攸关的：各类信贷结合起来可以抵消一个工程三分之二的资本花费。像雷曼兄弟、Wachovia以及美国国际这样的公司成为了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甚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投资的应用级工程生产了美国大多数的清洁能源。

强迫可再生能源公司通过华尔街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因此牺牲一部分支持——是没有必要且效率低下的。但它同样把这个行业的命运和金融世界里面最有进取心的玩家联系在了一起。

去年年初，这一数百亿美元的税收平等有18个提供者。在九月份破纪录的大屠杀之后，这一数字降低到了4家。信贷冻结，大多数项目也陷于僵局。突然之间，不仅仅是那些刚刚起步的公司，似乎整个可再生能源工业都陷入了死亡谷。

奥巴马就职以后，气候变化问题有长、短两个部分组成。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可再生能源业从华尔街危机里面解救出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解决萧条的手段。还因为，要达到碳排放降低的足以限制气候变化这个更大目标，把清洁技术快速上规模很有可能是唯一途径。另一波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很有可能使其成为不可逾越的困难。 为把经济转向类似于Amory Lovins所说的温和路线做出了三个努力，其中经济辞镜方案是第一个。为弥补税务平等的缺口，这一刺激方案提供了327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拨款。并且为了吸引新的投资者投入更大的工程，还提供了134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为了增加政策稳定性，它把各类税务优惠延长到了3至8年不等。最让人震惊的是，它指示能源部直接投资给那些有希望的清洁技术公司（尽管其收益是就业岗位以及环境利益，而不是平等）。大笔一挥，奥巴马总统就把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险资本家。三月份，当负责此项目的官员出现在圣巴巴拉的能源会议上时就被热切的CEO们围住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这一刺激方案基本上拯救了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业，”风险资本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执行主管Raj Atluru说。

奥巴马计划的第二部分——国会将在今年夏天考虑把它们作为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把像在德州、加州以及其它的州存在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制定为国家标准。这会给努力增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法律保障，并且消除另一个里根式的政策大逆转。最后并且最显眼的组成——它也是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给碳排放定价：这可能是通过建立一个奥巴马预算中的那种限额交易系统的方式来实现。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能源化学家Nathan Lewis预测，要把大气碳含量限制在450ppm，我们要生产13000千兆瓦的清洁能源才可以。（现在的全球太阳能生产能力是10千兆瓦。）它们的成本必须低到足以让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污染者来接受。朱棣文认为这要求我们有诺贝尔式的科学突破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思想还是经济上讲，美国在那之后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因为对气候威胁的认识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布什对《京都议定书》这样子协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粗暴否决也导致了我们的蔑视。当170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于12月份商讨下一阶段气候条约时，即便是奥巴马总统这样急剧改变做法最多也就是给我们赢得人们对挥霍无度的孩子小心谨慎的接待。同时，80年代涌现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我们推给别人了。“我们把风能和太阳能送给欧洲三十年了，”Raj Atluru说。“因此，他们有消费可再生能源巨大的市场，也有出口这一技术最大的公司。”

但是欧洲在领衔这一领域的几十年里面却没有创造可再生能源的巨大突破。缺乏创业文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也是为什么尽管欧洲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却无法指望他们成为拯救者。斯堪的纳维亚实用主义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作为哪里有可能出现解决方案的标志，美国去年在清洁技术上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了58亿美元——整个欧洲和以色列加起来才18亿美元。这还是在奥巴马下注之前的数额。

美国资本主义即使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其中之一就是，如果前景良好的创业计划的盈利潜力在风险资本家10年投资预期之外，它们是很难得到投资的。能源部的研究经费自从被里根削减之后再也没有提升过来。而看起来在开发、控制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即电力设施——上面举足轻重的私有经济领域也没有认真进行过技术开发，因为政府一个世纪以来的政策都使得走强硬路线那么的容易。清洁技术圈内人士通常指出，电力企业在研发上面的支出只有其收益的极小一部分，可能只比宠物食品公司多一点。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因特网以及GPS这类事物的先驱。

技术、政策以及金融永远都是相互作用来决定清洁技术发展的步伐的。自从卡特总统以后，现在它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结盟——而且更加的强大，因为环境因素和全球关注比1977年要大的多。

清洁能源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两个通常相反的力量，避免它们相互削弱对方：硅谷的自由市场式的创新文化以及华盛顿制定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条款的能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欧洲式那么稳固的稳定性，却不会把我们拘束到欧洲那不足的创新水平。如果事实证明真的要一个诺贝尔式的突破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地球，那么20世纪80年代那个清洁能源自由的起起落落可能会更加的被看好一点。真的，还有谁能够创造这么迅速的改变？这么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阻止气候变化最后、最好的希望很有可能是曾经在这一行做的那么拙劣的国家。

从经验科学的角度，有关医院改制的问题是不是要这样来问：可以观察到的医疗服务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是营利的，非营利的，还是营利与非营利的并存？——为什么？在这些可观察的安排下，当事人包含患者、医者和办医者，行为逻辑究竟是什么样的？——又为什么？

比较容易解释的，是营利性私医构成了人类医疗服务的基础。

有关行医组织的制度安排，我观察到四个基本现象：(1)人类各个社会的大多数历史，是私人行医主导的。譬如中国5000年文明，绝大多数时间都靠私人行医，即便有官医如御医，也是为帝王一家之私服务的；当代各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模式”在内，私人行医、私立医院也从来没有被全盘废止过。(2)私人行医和私立医院一般是营利性的，但是从古到今，私医通常也担负一些非营利性的服务。(3)在西方古代城邦中萌生的非营利性医院，服务于济贫、宗教、军事、医学科学和人道的目标，在近代以来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与营利的、公司化医院并行的医疗服务机构。(4)在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产生了由国家全盘包办的非营利医疗服务体系。

“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问题

最后一个类别，全盘国有排除私医的非营利医疗模式，也仅仅在法律上才是“纯粹的”。事实上，这个体制常常由形形色色的地下、半地下的 “私医”在提供补充，例如前苏联那些地下医生的故事、“在位的”公家大夫的“额外好处”，以及中国的赤脚医生(见本系列评论之13至18)，以及徐滇庆教授访问古巴得到的观察——那里普遍的免费医疗常常缺医少药，由移民美国的侨民把 “从资本主义免费得到的药品”邮寄回来作为补充。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全盘公医体制守不住，总是发生重新把营利性私医 “请回来”的改革，例如中国1980年代后公立医院的私人承包、改制、以及后来对营利性医院的正式承认和许可。

营利性活动是不是就等于 “昧着良心赚钱”？我的答案是看约束条件。市场交易以清楚的产权界定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许侵犯他人权利就意味着发展一套法律和习俗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惩罚欺诈和其他不正当活动。在这个条件下，任何人想要营利，就不能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并努力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赚钱”，同时还要尽可能节约成本。

杨小凯说过的 “坏市场经济”

涉及生命健康

营利性活动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无非等于收入减成本而已。至于在什么条件下实现这个公式，法律(加习俗)限定了下限，道德限定了上限。在中外医疗史上，一个医术高明、收入颇丰的大医生，可以同时是一个道德高尚人士，正如另外一个死命想赚钱的“小”医生，在法律和行规约束下，“无意”中也为他人做了很多好事。

如何使高校教师更快地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生存新环境？

我们深感到，当前不仅迫切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高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更重要的是必须更新广大师生的学习观念与教学模式，培养在多媒体和网络环境中高效学习和教学设计、管理、评价、服务的能力与方法，这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课程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当前我国高校改革发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基本建设！这显然需要才信息时代的要求出发，研究高校教师素养的结构，并据此设计教师培训课程体系。

我们认为，能够较好胜任 高校网络课程建设的新一代大学教师 必须有教育理论基础、技术基础、艺术基础这三大基础支撑，而将这三大基础整合起来的，则是 网络课程 教学设计、开发、评价、管理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两个层次的结构图来展现。 图1 新一代大学教师素养第一层次 结构示意图 ?? ??接着我们再分别深入到其三大基础之中，进一步分析 新一代大学教师素养 第二层次的结构。 图2-1：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教育 基础理论 图2-2：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技术基础图2-3：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艺术基础图2：新一代大学教师素养 第二层次 结构示意图 　　新一代大学教师 的教育基础理论主要包括： 网络 学习理论、 网络 课程与教学理论、 网络 教育传播理论，这三大理论都面临深刻的历史变革（如教育传播理论正在从电视时代的单向传播发展到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新模式），将这三大理论整合起来的是 系统理论与方法论，尤其是当代迅速发展的非线性科学 （分形、混沌、超循环理论等） 及其方法论 ； 　　新一代大学教师的技术基础包括：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其中不仅包括计算机专业的数据库技术，还包括图书情报信息专业的数据管理和检索技术，而且必须从教育资源建设的角度将这两方面整合起来）、通讯技术（包括天网、地网和人机通讯技术），将这三大技术基础整合起来的是 教育人工智能技术 （各种复杂技术要想在教育中广泛采用，必须人性化、“傻瓜化”，也就是智能化。因此，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必将成为广泛吸收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的重大前沿课题）； 　　 教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艺术， 口才与文才是传统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基础 ，信息时代 大学教师 的艺术基础 则需要从原来的 语言文字艺术 扩展为 数字视觉艺术、数字听觉艺术，这是多媒体在教学和社会中广泛采用后，对教师的新要求，将这三大艺术基础整合起来，尚未引起教育技术学专业的足够重视，而且缺乏一个相应的概念，我在三年前提出一个新概念：数字文化艺术，数字文化艺术应该成为 新一代教师 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修养和艺术表现能力。 　　 以上这些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高校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之内在结构，成为数字化生存环境中新一代教师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网络课程建设的水平，提高我国高校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核心竞争力。

优秀的大学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养？我在十五年前做过一个调查，研究了名牌大学优秀的学生的共同特点，并进一步调查，用人单位希望录用什么样的大学生？最后我概括了五条： 　　第一、自学能力强，特别是创造学习能力强。我认为这是优秀大学生的首要标准； 　　第二、知识面广，兴趣广泛又能专注某个领域； 　　第三、表达与交往能力强（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计算机和外语、艺术表现力）； 　　第四、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强（能够承受成就与挫折双重考验）。 　　第五、对自己要有正确的估价，并善于理解和尊重他人。

但是毕竟时代在发展，这十几年是急剧变化的年代，对优秀大学生提出的新要求是什么？是信息素养。近6年来，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我从三个层次，五个方面归纳的信息素养的内在结构： 第一层次：驾驭信息的能力 　　① 高效获取信息和批判性地评价、选择信息的能力； 　　② 有序化地归纳、存储和快速提取信息的能力； 　　③ 运用多媒体形式表达信息、创造性使用信息的能力， 这也就是新的写作能力 ； 第二层次 　　④ 将以上驾驭信息的能力转化为自主、高效地学习与交流的能力， 包括跨时空，跨文化的学习交流能力 ； 第三层次 　　⑤ 培养和提高信息文化新环境中公民的道德、情感，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 这点最重要也最困难。我们在创建一个新时空，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来时空的规律。我们怎样使这样的一个时空变的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文化的魅力和活力，这个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总之新一代大学生必须成为具有较高素养的终身学习者。

自1998年开始，我们在华南师大开设了《步入信息时代的学习理论与实践》，后来又推广到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并将课程名称改为《学习科学与技术》[3]。我们努力使这门课程成为推动信息时代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舞台和实验研究基地，成为让高校师生了解和体验信息文化环境下新型学习模式的窗口。

开始我们主要讲授和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理论与学习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觉得学习理论过于抽象，学习方法又过于琐碎，二者都不容易掌握。经长期实践探索，我们逐渐认识到，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缺乏学习理论与方法之间的中间环节——学习技术。

通过借鉴当代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所创立的学习型组织的5项修炼技术，并经过在大学生课堂中多年的反复实践探索，我们逐步总结出适合我国当代大学生运用的五大学习技术。具体包括“学习目标导向技术”、“自主学习技术”、“团队学习技术”、“激发与强化学习动力技术”、“学习评价与反馈调节技术”，而统领并贯穿在这五项学习技术中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则是“系统思考”。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深入探究学习科学与技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探索（至少需要将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技术三者内在融为一体），而且面临当代信息技术的挑战，尤其要冲破现行教育观念和体制等重重障碍，其中的艰难和酸甜苦辣，没有真正置身其中，恐怕是难以理解和体会的 。经过6年的实践探索，本课程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第网络课程的评审、验收，并被评为我国高校首批国家级精品课程。

最后，我想概括我的教育理念，向同行和各位教师请教。我高中毕业后在艰苦的环境里劳动了 9年，28岁才有机会读大学本科，32岁毕业后在大学教了23年书，先后教过哲学专业、教育学专业和教育技术学专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探索和教育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教育理念，特别是我的教育价值观。教师都追求最好的教学，那什么是最好的学习？什么是最好的教学？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我用三句话来表达： 　　最好的学习是个性化的学习； 　　最好的教学是对话式的教学，古今中外的大教育家们都倡导对话式的教学，这不仅可以“因材施教”，而且可以“因势利导”； 　　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就是帮助学生获得自我意识与自我超越，这学习的本质，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不错，我们需要从“未来是湿的”角度理解作者所讲的社会性软件和社会性网络。这是我们的诠释，我们的概念，我们要借他人之酒浇我们心中之块垒。原因无他，中国社会太干巴巴的了，需要加湿。

互联网，就是中国的加湿器，未来的加湿器。

我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于习惯性的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二十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的否定刻薄而无情，仿佛这才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但是，这种刻薄却经常导致一种意外的结果——我们似乎变得更匮乏了、更单调了，内心更慌乱了。